在傳統大眾傳播模式中，話語權牢牢掌控在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手中。底層大眾的聲音很難通過傳統媒體釋放出來。在人際傳播中，話語權也掌握在“意見領袖”手中。傳播學理論中，意見領袖是指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同時對他人施加影響的“活躍分子”，他們在大眾傳播效果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或過濾作用，由他們將信息擴散給受眾，形成信息傳遞的兩級傳播。底層公眾維權的意願經過意見領袖的過濾，也很難形成獨立的話語權。
普通公眾參與微博維權事件中的話語權博弈並能取得成功，首先體現在微博對公共話語空間的釋放。帶有鮮明“自媒體”特征的微博改寫了傳統的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模式，使傳播者和受眾兩者的關係越來越模糊，傳播者和受者統一，很多事件中記者不再是唯一的新聞發言者，話語權正在向普通公眾轉移。喻國明等學者認為，個人信息獲取和發布能力的提高，推動了信息的自由流通，進一步消弭了前互聯網社會話語權和信息傳播權的中心化狀態。這將意味著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影響信息傳播和流動的關鍵節點，信息封鎖和監控的成本加大，信息更加自由流通，社會的民主化進程進一步加速。③
其次，底層公眾維權的意願通過微博話語權的釋放，經過社會網絡的信息擴散，易於形成群體共識，這是微博維權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微博信息通常限定在140個字以內，便於手機用戶轉發，傳播手段具有低成本性和便捷性，最適合底層民眾當作維權的信息發布工具。如在博客平台上，轉發相對困難，博客內容除非被門戶網站在主頁重點推薦，一般普通受眾要獲知其內容比較困難。而在微博平台上，轉發非常容易，信息的推薦機製也較有效。作為開放的平台，從理論上說，微博的信息傳播功能具有無限延伸的可能性。海量的、不確定的微博用戶在對共同關注的信息或話題進行轉發和跟帖的同時，將信息資源在微博中形成凝聚力和整合力，極易形成具有較高組織程度的群體共識和群體行為，將網絡信息資源直接轉變成現實維權的行動資源。
此外，公眾參與微博維權事件中的話語權博弈並能取得成功，還有賴於微博這一獨特的傳播模式對增強社會信息透明度和打破信息不對稱的貢獻。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誌武認為，微博把“信息社會”這個概念推向新高，讓人人都能成為新聞工作者、思想傳播者，使信息來源更民主化。而微博最積極的貢獻還是對公共事件的影響，為社會傳遞更多更真實的信息，使行政權力體係內欺上瞞下等腐敗行為更加困難。④
微博維權：底層抗爭的一種新模式
底層抗爭是底層社會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運動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以往的底層抗爭研究多側重於抗爭內容與形式的定性研究，多從社會學上進行邏輯建構，而較為忽略底層抗爭的傳播手段和傳播方式，缺乏傳播學的視角分析。
李連江和歐博文在研究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行動時，由“依政策反抗”（policy-based resistance）和“合法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概念發展出“依法抗爭”的解釋框架。這種反抗形式是一種公開的、準製度化或半製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訪。⑤像在“常德警察搶屍案”中，熊惟藝最初采用的便是“依法抗爭”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