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維權與底層抗爭
新聞觀察
作者：文遠竹
微博維權與底層抗爭，是以弱勢群體為主導的公共事件中各方力量博弈最集中的體現。維博維權與底層抗爭的過程，也是底層公眾彰顯自我力量，與公權力“叫板”的過程。
微博維權降低了公眾參與力量博弈的門檻
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近年來在國內外學界漸受關注，形成了與精英研究迥異的“底層視角”。“底層”一詞從葛蘭西（A.Gramsci）名著《獄中劄記》中的“subaltern classes”而來，意指那些從屬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會群體。底層研究發現了底層抗爭的自主性一麵，強調研究者站在底層的視角凝視底層。近幾年來出現的以“宜黃拆遷自焚事件”為代表的微博維權案例，無論從哪個角度進行分析，都應該是當代中國底層抗爭研究的鮮活素材，是底層社會表達渠道與話語權的一大變革。
“宜黃拆遷事件”中有關責任人能在短時間內被問責，讓這一典型的底層抗爭事件取得明顯效果，應歸功於微博。微博降低了底層民眾言論表達的門檻，拓寬了他們的維權訴求的表達渠道，使底層民眾借助微博實現維權成為可能。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陳婉瑩認為：“宜黃事件是近代中國傳播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在這起慘劇中，民眾付出了生命，卻通過微博得到慘勝。宜黃事件中的微博直播顛覆了傳統媒體、改變了傳媒生態。微博維權，給人們帶來了微弱的希望，也推動了公民社會的成長。發表和轉發微博，是言論，也是行動。”①2010年12月初，鍾如九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微博平台能夠幫助弱勢群體維護權益，讓更多人聽到老百姓的聲音。
筆者認為，微博在降低底層公眾表達維權訴求門檻的同時，也降低了底層公眾參與力量博弈的門檻。通過微博“圍觀”，一個普通的私人性質的底層維權個案，有可能放大成為具有廣泛關注度和社會影響力的公共事件，讓強大的公權力“曝曬”於輿論監督的陽光之下，接受公眾的考問。
2010年11月19日發生的“微博直播常德警察搶屍案”，更加凸顯了微博在拓寬底層民眾表達渠道、與公權力進行力量博弈方麵的作用。②在這一案例中，微博維權成了上訪“依法維權”失敗之外的一項救濟手段，因表達渠道受阻而無法傳遞出去的維權訴求最終還是通過微博發布出去，並取得了良好效果。借助微博這一平台和其背後大量公眾的強大輿論，普通的百姓能夠與市委政法委這一強勢公權力實現力量博弈，而且能夠“以弱勝強”。
“我爸是李剛事件”、“延安城管跳腳踩頭事件”、“上海法官涉嫖門”等以弱勢群體為主導的公共事件，均可見公眾通過微博“圍觀”所形成的力量，微博在事態發展中起到了不可輕視的作用。而《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被浙江遂昌警方網上通緝，則是消息率先由微博披露，從而在“圍觀”下實現力量博弈，最終步入良性解決之道的經典案例。從這一係列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微博讓維權成為可能。
微博維權的實質：話語權的博弈
通過這幾起微博維權經典案例，我們可以發現，維權者在微博維權前都經曆了“以身抗爭”（宜黃拆遷案）或“以法抗爭”（常德警察搶屍案）的初級階段。在維權未果後，最後通過微博維權取得效果。微博之所以在這兩起維權案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其實得益於微博讓普通公眾的話語權得以釋放，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公眾群體共識，進而打破原本存在的信息不對稱。說到底，微博維權的實質是話語權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