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媒介批評探微
特約專稿
作者：胡正強
在某種意義上完全可以說，人類新聞傳播的發展曆史就是創造價值和價值關係積澱的過程，也即媒介批評的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國是世界上最先有新聞事業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媒介批評活動開展最早的國家。學界雖然對中國古代新聞傳播的研究已經枝繁葉茂，碩果累累，但關於中國古代媒介批評史的研究卻一直路靜人稀，鮮有創獲。有鑒於此，本文在吸收前人有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挖掘和解讀有關媒介批評的話語史料，對中國古代媒介批評在唐宋兩朝的主要內容與特色，略作梳理和探討。
一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新聞傳播活動的批評，是把握新聞傳播對自身的意義和價值的一種觀念性活動。中國古代媒介批評無疑就是對中國古代新聞傳播活動的反思。新聞史學界一般把“邸報—京報”稱為中國的“古代報紙”，把歐美人士以東南亞及中國沿海港口為據點定期出版的報刊稱作“近代型中文報紙”。①因此，中國古代媒介批評是對“近代型中文報紙”產生之前中國本土存在的新聞傳播的批評活動。
我國古代媒介批評的萌芽自媒介誕生之日起即已存在，大致經曆了一個從口頭到文本的發展過程。初始形態應該是廣泛散落於社會中的人們對新聞傳播活動的街談巷議，口念腹誹，但是這部分內容因為歲月塵封文獻匱乏，其存在形態和具體的批評效果大多已無從稽考。
中國從遠古時代起，就有了廣義的新聞傳播活動。秦以前，主要以口頭的方式從事新聞傳播；漢代以後，逐漸轉為以書麵的方式從事新聞傳播；唐代中期，開始出現了報紙。宋代以後，又開始有了民辦的報紙，出現了官報和民辦報紙並存的局麵。這一局麵一直維持到19世紀初葉中國近代化報刊誕生的前夜。中國古代媒介批評大體上與新聞傳播活動相伴相生，但又有所不同。
筆者認為，中國古代媒介批評的曆史時間跨度，上限應該是以古代口頭新聞傳播為始，以唐代出現報紙為正式展開，下限是直到20世紀初葉，中國古代邸報—京報徹底退出曆史舞台為迄。唐代以前雖然已經有了豐富而大量的新聞傳播活動，但新聞事業還沒有誕生，媒介批評還無法找到相應充分的有效文獻和文本進行分析。19世紀初葉，中國近代化報刊雖然已經誕生，但中國古代邸報—京報並沒有立即消失，而是與近代化報刊並立存在，並持續了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與中國古代媒介、古代新聞傳播活動相表裏、相始終的中國古代媒介批評，同樣也沒有因西方的近代化報刊東來而壽終正寢，而是從與近代化報刊的比較中獲得了新的批評坐標和理論資源，在批評標準、視角方麵獲得了有意義的重大轉變，使媒介批評的社會效果得到了新的力量加持，成為最終促使中國古代新聞媒介和新聞傳播活動不得不退出曆史舞台的強大力量之一。
中國先秦時代的新聞傳播活動，已經見諸文字記載，但主要依靠口頭傳播。先秦諸子多是宣傳大師，對媒介功能多有體認和論述。當時的人們已經看到了口頭傳播方式的先天不足之處，一些重要信息經過口耳相傳，隨著時間的延續和傳播環節的增多，不斷地損耗或失真，以至於不斷地失傳、扭曲，《荀子·非相篇》雲：“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外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②信息傳播曆時越短越迅捷，所傳達的內容越詳細；曆時越長越遲緩或越經周折，則所傳達的內容就越粗略，甚至“無傳”。這是對傳播的時間性因素的關注。《莊子》曰：“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③則是注意到了傳播者的感情因素對傳播的影響，強調在傳播的過程中，人們應該盡量限製主觀感情，以實現真實的傳播。這些論斷是媒介批評的樸素的萌芽，但“媒介批評”的意味還不明顯和濃鬱。
中國以書麵文字形式傳播官方新聞肇始於漢代，詔書、露布是其時主要的官方新聞傳播媒介，頒發詔書、高張露布，總是為了行政和軍事上的需要，統治者已經明確地意識到媒介的意識形態維護功能：“武帝元狩中，複下詔禦史，以酂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酂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④宣傳的意圖非常顯豁直露。“脫複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⑤對利用露布發布假新聞的情況進行揭露，說明人們對媒介的信息傳播功能有了正反兩個方麵的辯證性認識，並在社會實踐中刻意地加以利用。早在西周時代，中國已經使用烽火通信技術，“烽析是警，實擾移關之民”。⑥則從社會傳播效果的角度，形象地反映了烽火傳播的軍事信息，對邊關民眾生活的巨大影響。這些文字，從某一方麵來看，也具有一定的媒介批評性質，但由於當時新聞傳播活動尚未完全獨立，人們的媒介意識還不成熟，還無法自覺地從新聞傳播的角度開展媒介批評活動。
二
唐代中後期，中國誕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報紙——進奏院狀，它是地方諸道和各藩鎮派駐朝廷的邸吏，向地方傳發的一種報狀。和現代的詞義十分接近的“新聞”、“編輯”等語彙，在唐代也均已出現。雖然唐代還沒有出現封建中央政府官報性質的報紙，但唐代具有經由中書省的政事堂將某些政事活動“條布於外”的製度，中國由此開啟了新聞事業發展的時代，新聞傳播與人們的社會生活越來越密切，人們的媒介意識也越來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