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時代的輿論特點與新聞職業倫理
特約專稿
作者：卞文陽
2013年底，看似互不相幹的兩個媒體熱點事件，在迅速分化整合過程中，卻呈現出難得的輿論一致性。在多方利益格局紛爭不斷的多媒體背景下，這種驚人的一致性，越來越顯示出公眾公平、合理、合法等民主訴求的高漲和理性的民主素養的提升。
同一現象的另一個側麵，就是社會對新聞職業道德建設的標準已然提高，尤其是對新聞媒體和從業人員職業素養、法律意識和自律意識的要求，明顯可以在多個利益群體的關切中達成共識。後一個側麵的指向如此之尖銳和迫在眉睫，是自媒體發布者、媒體從業人員不得不麵對的老話題、新困難。
兩起熱點事件及輿論分化整合取得一致的過程
這兩起事件，都由傳統媒體引發，並在網絡上引起強烈反響，各種聲音得到全方位釋放，呈現方式不同，但都集中表現了全媒體時代輿論的形成和品質變化的特點。
一件是中央電視台挾批評進口車賣高價、蘋果手機等售後服務地域歧視的餘威，將矛頭對準星巴克咖啡。央視《記者調查：星巴克咖啡中國市場高價》以22分鍾的長度，全方位調查了業內人士口中5元成本的咖啡，在中國賣到27元/杯，高於美國的19.98元、英國的24.25元、印度孟買的14.6元，由此得出結論：“我們特意采訪了貿易方麵的專家，而他們給出的回答是‘這是不公平’、‘這是歧視’。”
事關美國對中國的“不公平”、“歧視”，簡直有損中國人的尊嚴。調查一經播出，本來應該讓民族自尊心極強的國人群起響應，可實際情況卻截然不同，這個報道，不僅遭到星巴克的強烈回擊，也遭到輿論的一致批評。
星巴克中國在聲明中說：“星巴克專注於向顧客提供全方位的體驗，並帶來卓越的價值。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星巴克在中國市場的運營成本和市場動因是完全不同的。”星巴克的公開透明與人們的共識達成了高度一致，央視報道就顯得特別尷尬。隨後商務部在回應中稱：“這類報道和批評是媒體履行社會責任的體現，這類報道和批評並非僅僅針對外商投資企業。”
第二件是新快報及其記者陳永洲事件。2013年10月18日，在廣州警方的協助下，長沙警方在廣州將新快報記者陳永洲抓走。隨後，新快報連發兩個頭版，要求“請放人”，並寫道：“敝報雖小，窮骨頭，還是有那麼兩根的”，擲地有聲，鏗鏘有力。這一事件引發了巨大的輿論動蕩。
事件發生之初，不同意見群體的紛爭主要有：警方“跨省抓捕”程序是否合法、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是否應針對侵權單位而不該抓捕個人。實際上，這是一個簡單明白的法律問題，警方在操作上沒有明顯漏洞，但是，反對一方的輿論卻取得了壓倒性優勢：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對權力的不信任甚至敵視，戰勝了理性和法律意識。
10月26日，形勢急轉直下，央視報道指出，陳永洲受人指使，接受50萬元好處，接連在新快報發表了十幾篇針對中聯重科的負麵報道，致其聲譽嚴重受損。其中，竟然隻有“一篇半”是陳永洲在他人安排下采訪完成的，其餘都是別人供稿他署名。隨後，新快報27日頭版刊文就陳永洲事件公開致歉。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先後發聲，要求業內嚴格遵守《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依法查處新聞敲詐和有償新聞等問題。
至此，還有小部分人糾結於一些細節：如警方不該乘坐當事一方車輛辦案、央視不應讓嫌疑人公開認罪、陳永洲拘留期間不應被剃光頭等，但即便是在這些信息都沒完全公開的情況下，輿論的主流已經徹底轉向：記者和新快報同樣是在濫用公權力，尤其是在麵對自己違法亂紀的時候選擇雙重標準，更是激起了絕大多數公眾的憤怒：公權力的持有者不能假公平正義之名，行謀取私利之實。司法界、政府如此，媒體和記者亦如此。
全媒體時代的輿論特點
從廣義上說，輿論就是公眾或公眾團體對自己關心的社會事件公開表達的所有意見。從狹義來說，“輿論是一定的社會或社會群體、集團對新近發生的、為人們普遍關心的社會事件所持的共同意見”。①輿論是社會意見的公開表達，真正廣泛和民主的輿論，隻有進入大眾傳播時代才可能實現，網絡論壇、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出現之後，輿論的廣泛和民主性質得到進一步提升。
大眾傳播時代，輿論的功能主要有：整合分化功能、社會心理尺度和價值評判功能、社會宣泄功能、社會監督調控功能。寬鬆自由的輿論環境，自由民主的思想言論權利，方便快捷的傳播溝通渠道，是實現輿論民意性質、進而保護輿論監督調控功能實現的基礎；而健全的民主政治機製和完善的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的民主程序，是這些功能得以實現的根本保證。基於這些功能，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必不可少。但是，在自媒體發展越來越迅速、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時候，輿論呈現出一些全新特點。
1.群體分化嚴重
當前，發微博、看微博成為中國網民上網的主要活動之一。不少微博大V，粉絲動輒千萬，比許多傳統媒體的受眾麵都大。一條微博，可以被成千上萬次轉發，影響力一點也不小。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中，不同利益群體、不同意見群體、不同關係群體之間分化明顯，在一個話題上是戰友，在另一個話題上可能就是敵人。而最大的變化是：主流媒體的引導力被逐漸弱化直至喪失主導地位。當自由發言和交流成為現實，“一言堂”顯然就會被拋棄。央視關於星巴克的報道如果放在從前，是不會受到如此一致的輿論質疑的。前期輿論在陳永洲話題上的意見對抗，也是分化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