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影響，就是社交傳播仿佛讓我們看到了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結合點。以前，很多人都認為最好的大眾傳播就是人際傳播，但是，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就讓人頭疼了，因為大眾傳播是強勢傳播，人際傳播是弱勢傳播，人際傳播往往被視為第二落點傳播，也就是作為大眾傳播的一種補充。有了社交傳播以後，好像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可以被串聯起來了，人際傳播不再是大眾傳播之後的竊竊私語，而是和大眾傳播齊頭並進。
在社交傳播中，我們甚至於可以看到傳者是如何向受者轉變的。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關注更多的是受眾怎樣變成了傳者，也就是所謂的自媒體。但是，我們可能忽視了一個有意思的細節，就是傳者也會向受者轉變。在微博和微信上，這一點似乎很明顯，記者來這裏不僅僅為發新聞，還有一個功能，就是進入受眾的管道，他們到這裏來不是為了體驗生活，因為這本身就是一種媒介生活。
第二個影響，社交傳播讓我們看到了一點公共領域的曙光。如果把微博也算成社交網絡的話，那麼，看上去社交媒體更像是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因為社交媒體兼備私人性和公共性，它們似乎是網絡上的咖啡館和茶館，甚至微博和微信上的參與者的平均素質好像也高於通常意義上的網民。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作為一種學術理想被引進中國以後，受到很多學者的追捧。民生新聞嫁接公共新聞失敗以後，一些專家寄希望於網絡，但是，這種想法看上去更多針對的是傳統媒體的不夠透明，一旦考慮到網民的素質問題，包括公民的受教育程度，還有網絡文化的某些扭曲，網絡的公共領域依然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社交網絡一開始在中國建立的時候，似乎不是作為傳統媒體的對立物出現的，而是有一定的獨立性，因此，它可以聯通內部傳播和外部傳播，在改變中國的社會關係結構的同時，也在開辟著公共領域。
第三個影響，社交傳播給大眾傳播增加了一些主動的色彩。比較而言，大眾傳播可以歸入被動傳播，也就是說，由於它的灌輸性較強，因此，受眾在接受傳播的時候顯得比較被動，可以選擇的東西不多。而社交傳播則是比較典型的主動傳播，換言之，大部分社交傳播的參與者都比較積極，他們身兼傳播者和被傳者的雙重身份。
第四個影響，社交傳播在一定程度上複活了口碑傳播。口碑傳播在很長時間裏已經被視為一種特別古老的傳播方式，也就是說，它在大眾傳播的衝擊下，看上去基本沒有複興的可能性。但是，社交傳播改變了這種看法，社交媒體加快了口碑傳播的速度，在以往的觀點中，口碑傳播之所以落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的傳播速度非常緩慢。同時，社交媒體還創造了許多口碑傳播的新空間，讓我們感覺自己好像進入了一個新口碑傳播時代。
第五個影響，社交傳播對大眾傳播有去魅作用。大眾傳播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最後一百米，這就如同電信的入戶問題，最後一公裏是關鍵，恰恰是在這個最後的環節上容易發生傳播距離的倒置問題，具體說，就是越靠近受眾的事情往往越不容易得到被傳播者的認同，反之則容易得多。有了社交媒體以後，這個問題好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意見領袖和典型人物都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被議論紛紛的對象。
第六個影響，社交傳播讓大眾傳播變得更直截了當。從某種意義上說，大眾傳播屬於間接傳播，雖然它麵對的是成千上萬的受眾，但是，它主要是靠新聞記者來傳遞信息的，記者就是一種中介。這也是為什麼記者的職業非常強調客觀性的原因之一。而社交傳播屬於直接傳播，它可以讓領導人和百姓都直接麵對自己的聽眾，意味著它可以繞過記者這道牆，使得傳播者和受傳者麵對麵。這似乎是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傳播的遊戲規則。
國家也可以變成媒體嗎？在2013年中德媒體對話會上，德國漢堡大學的布克哈特教授說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他的意思是說在新媒體時代，國家變成了媒體。以往在報道層麵，政府通常是信息來源。而現在他們似乎從幕後走到了台前，領導人個人和官方可以通過自己的渠道發布信息。
第七個影響，社交傳播使謠言變得撲朔迷離。謠言這種世界上最古老的傳播方式在社交傳播時代再次複蘇，讓政府防不勝防，讓研究者重新關注到它，讓職業傳播者的核實任務更加繁重。因為是口碑傳播，因為是直接傳播，因為是主動傳播，所以，社交傳播似乎很容易卷入謠言的漩渦。更重要的是，因為大眾傳播越來越受到網絡傳播的影響，因此，大眾媒體也難以避免社交化的傾向，結果導致新聞的不確切性有所增加。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教授，本刊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