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騷亂讓我們依稀看到了社交媒體的分眾能力。過去，我們一直探討一個問題，分眾化是不是媒體的特征？或者分眾化是否是媒體的發展趨勢？當媒體分眾遇到青年文化時，分眾好像就有了內部化和細分化的特色，局部的發散的分眾對抗的是整體的有秩序的分眾。社交媒體似乎正在把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從傳統媒體的分眾模式中解放出來。
從大學的研究也可以看到社交媒體的影響，當很多學生把社交媒體稱為社會媒體時，許多老師都有一種不大習慣的感覺，就好像當年很多人不習慣社會新聞的稱呼。這當然有翻譯上的適應問題，同時，也體現了新媒體的日新月異。即便是當初研究新媒體的專家也很難預見到社交媒體的今天，這恐怕不僅僅是因為很多研究新媒體的學者來自於舊媒體，也不隻是因為新舊媒體的研究方法大相徑庭，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們是否還要堅持媒體的研究路徑。說白了，就是我們還需要堅持用研究媒體的方式來研究社交媒體嗎？
什麼是研究媒體的方式呢？簡單地說，就是一種媒體思維。在媒體影響力越來越大的今天，很多研究者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就是用媒體中心論來研究媒體，媒體處於研究的中心，一切研究是都圍繞媒體展開的。這種情況有幾分像西方學者眼中的東方研究。我們在研究新媒體的時候，尤其能夠看到這種偏向。比如，很多人覺得是網絡自己想要媒體化，他們批評國內的一些網站經常想要靠近媒體，或者說是要做另類的媒體，言下之意是發主流媒體不敢發或者不方便發的東西。但是，網絡的媒體性質並非自由選擇，對此，網絡更可能是避之唯恐不及。況且，媒體化並不是媒體的專利。當初有人批評鳳凰衛視時用的也是此說法。
再舉例來說，有網絡以後，特別是有社交媒體後，很多人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既然誰都可能當意見領袖，那麼，我們為什麼還需要意見領袖呢？今天意見領袖已經跳出了傳播學的專業概念，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傳播鏈似乎是已經被打散了，意見領袖好像是越來越草根化，可以說，新媒體在反權威的同時仿佛也把意見領袖給反掉了。
那麼，什麼屬於非媒體研究方法呢？或者說我們應不應該使用這樣的方式來研究媒體呢？所謂非媒體研究方式，就是不把媒體置於研究的中心，可以采用社會學和文化學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我們現在就經常看到這樣的研究。比如，德國式的，還有就是一些非媒體圈子的研究者，他們是從自己的學科背景出發來研究媒體，媒體在他們那裏，隻是一個有意思的研究平台。
人類的社交活動由於有了社交媒體而變得如虎添翼，在此之前，媒體隻和大眾傳播有關，而人際傳播變成了大眾傳播的附庸。現在，我們要問的是，社交媒體能完全複製人際傳播的模式嗎？看上去它幾乎是十分完美地做到了。隻不過不同的是，它在一個虛擬世界中完成了這個任務。這好像是一種複古，或者說是人際傳播的複興。差異是，人際傳播的點對點有利於權威性，而社交媒體中的意見領袖則形同陌路，特別是在倫敦騷亂中，這一點似乎更是如此。
自從大眾傳播出現以後，人際傳播就退居二線了，大眾傳播是第一落點，人際傳播是第二落點。人際傳播起的作用經常就是擴散大眾傳播的影響。而現在，情況發生了逆轉，網絡是急先鋒，然後是關係傳播，如今又到了社交媒體，這好像就是目前的新媒體鏈條。新媒體出現至今，我們好像剛剛看到一點曙光，也就是說：我們似乎一直都在麵對一個不知道方向的龐然大物，現在開始有一點眉目了，如果說新媒體還算媒體，那麼它仿佛正在朝著關係媒體的方向發展。所謂關係媒體，就是媒體從單純的傳播走向了複雜的人類交往，包括互動和社交，而社交媒體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走向我們的。
從大的方麵說，雖然我們可以把社交媒體劃入新媒體，但是，新媒體畢竟是一個宏觀的概念，它包括了網絡媒體，也包含了手機媒體，確切地說，今天的大部分社交媒體都離不開手機。我們過去研究手機媒體的時候，通常有一個誤區，認為手機媒體會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媒體形態，比如，手機報。盡管現在的手機新聞推送越來越有社交傳播的味道，然而，社交媒體的最大收獲還是在微博和微信上。這似乎意味著我們從電腦移動到了手機上，媒介的移動性更強了，傳播場所更加變化多端，傳播時間好像變得可有可無，媒介變成貼身工具了。
社交傳播對大眾傳播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