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電視觀眾收視行為變化分析
前沿報告
作者：田維鋼 劉思藝
2010年5月，穀歌發布了它研發的智能電視——穀歌電視（Google TV）。這款裝載了安卓操作係統和Chrome瀏覽器的智能電視，揭開了電視新一輪革命的序幕。
2013年7月27日發布的《2013年上半年智能電視產業發展白皮書》顯示：“2012年全球智能電視出貨量達到5113萬台，Smart TV滲透率將達到21.6%”。而2010年和2011年滲透率分別是2.6%和11.1%。2012年，我國智能電視的總銷量達到630萬台，滲透率達到33.74%，截至2013年6月，滲透率已經達到45%了。
可以說，經過兩三年的發展，國內外的觀眾都在以積極的心態接受智能電視。智能電視作為一個集成了傳統電視和互聯網終端的新技術或者新媒介，開始進駐當代家庭的客廳。
那麼，智能電視將會帶給觀眾怎樣的變化呢？這些變化會被電視觀眾接受嗎？事實上，智能電視不僅正在顛覆傳統電視觀眾的收視行為，而且也存在拓展傳統電視與觀眾之間已有的固定關係的空間和可能性。
觀眾變成了定製者
Google TV的廣告解說詞中這樣說：“傳統電視的使用實在太複雜了，要從節目單中找出你想看的節目已經夠麻煩的了，然後你還要看它在哪個台播，然後調整你的安排去配合節目的時間編排。”不過互聯網介入電視媒介之後，這些麻煩好像不是問題了。
智能電視的廠商在製造時就與視頻網站進行業務捆綁，主流的視頻網站和強大的網絡搜索功能帶來海量的網絡視頻資源供用戶自助選擇。你可以定製屬於自己的節目單，安排你喜歡的節目播出時間，即使是電視台播出的資源，你仍然可以用智能電視錄製下來。智能電視將受眾更加“碎片化”了，受眾的收視行為可以精確到某一檔節目，甚至某一個片段。可以說，你的電視由你定製，隻為你編排。
《1997年全國電視觀眾調查分析報告》中提及影響觀眾收視行為的主要因素有八個：1.收看某欄目的習慣；2.電視節目預告；3.個人欣賞口味；4.節目內容；5.播出時間；6.節假日的影響；7.其他閑暇活動；8.技術設備的限製。顯然，智能電視毫無疑問解決了8個因素中的若幹個，而它帶給受眾時間選擇上的便利和以用戶為主的理念，當然會是智能電視成為受眾優先選擇的充分理由。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智能電視錄製功能的不成熟，使得這種便利在現階段隻是更多地體現在娛樂視頻領域。2012年的數據顯示：“在重大事件發生時，仍有近八成的觀眾（78.51%）獲取重大事件信息首先通過電視媒體，其次是互聯網媒體。”①於是，這就造成了一種“割裂”的現象，在觀眾需要收看新聞資訊時，智能電視仍然隻是作為電視出現，互聯網帶給電視的功能升級，僅僅在用戶需要收看娛樂視頻的時候才會派上用場。
觀眾變成了參與者
曾經，電視作為一種新生媒介，以視聽雙軌的交流場取得優越於報紙、廣播等媒介的互動性。但是當網絡的實時互動出現時，電視又以其單向傳播的特點處於劣勢。而智能電視則有望將互聯網的實時互動性和參與性優勢補充給電視媒介。
比如，近幾年日本NHK電視台、富士電視台等已經在部分晚會節目中啟用電視實時投票進行互動了，根據用戶的選擇可以即時生成結果和數據分析，相當於即時的結構性受眾研究。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遠不僅是實時投票，電視遊戲、電視購物、互聯網搜索、電子轉賬等是智能電視參與性強的表現，甚至“視頻點播”本身也是一種帶有強烈參與性的行為。
智能電視的高度參與性有助於建構一種新型的“公共領域”，互聯網讓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從理想國向現實走近了一步。人們在這個觀看電視的集體環境裏，卻可以以一種相對私密的方式發表看法，交換意見。
可是，智能電視建構出的“公共領域”也有著所有媒體都有的通病，這種公共空間始終受製於上層機製，很大一部分信息的流向仍然是單向的。新技術的產生使得廠商、電視台等機構更容易地獲取到更精確的受眾行為的數據，但是受眾本身卻無法獲知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受眾的收視行為和相關數據，更無法得知與媒體機構相關的信息。在新技術中獲得便利的，更多的還是媒體組織和商業機構。
同時，這種“公共領域”的參與者並不是全部的受眾，智能電視本身的價格就已經是一個屏障。默多克也讚同經濟因素會影響人們接觸信息的機會這一觀點。除了經濟因素，智能電視的操作還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這兩者無疑都是普通受眾參與這場“客廳革命”的硬性門檻。
觀眾變成了搜索者
一份來自央視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CTR）的報告稱：對比2009年至今的數據可以發現，雖然電視收視整體穩定，但是出現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觀眾忠實度的提升來自於老年觀眾，特別是55歲以上的老年觀眾”；“35歲以下年齡的觀眾人均收視分鍾數呈明顯的下滑趨勢。這部分年輕受眾互聯網化程度高……”②而互聯網消費調研中心ZDC針對智能電視消費行為做了一次調查，結果顯示：30～35歲的受調查者對智能電視興趣最大，其次是24～2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