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太史公的《史記》不符合葛先生定下的“有限度的體驗和想像”的曆史標準。葛先生還說，諸如《資治通鑒》之類的史書，“就是選和治理天下有關的曆史資料來敘述”的，“可是，你看看，當你通過考古發現有那麼多的數術方技資料”，“你就知道，古代曆史經過了選擇、修飾、重組”。這叫什麼話！不是就“資治”的材料取舍來論《通鑒》的短長，而是根據“有那麼多的數術方技資料”，說《通鑒》作為中國“古代曆史”的不足。司馬光作《通鑒》，目的就是要從曆史中資取（借鑒）治理國家的一般道理，這在他的書名中已講得清清楚楚。其取材敘述之精到，讀來往往使人拍案叫絕。他又何曾說，自己寫《通鑒》，是要構築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曆史”？舉《通鑒》為例，說明“精英知識分子”作史，是“憑理智選擇了自己覺得有用的東西”，真不知道其中高見何在？葛先生肯定讀過《通鑒》，也肯定沒有絲毫的心得，才敢於這樣說。
葛先生說：“沒有把自己的經驗帶進去的體驗和想像，你透不過這一層被層層染過的修飾，看不到底色。”這句話的後半句，雖然有點不知所雲，但我還能猜到葛先生的意思。那“一層被層層染過的修飾”，意思是說曆史是曆史學家有選擇的記錄，所謂“底色”是指真實的曆史。問題在於如果我們有了“把自己的經驗帶進去的體驗和想像”，就能夠保證自己在曆史學家的記錄中看到這樣的“底色”嗎？不記得是哪位偉人（或算不上偉）說過，人類要有健康的健忘。他講的這個道理如果成立，我們希望曆史學家有選擇的記錄，是人類健康的健忘的結果。但是，誰也不能保證曆史學家的有選擇的記錄，一定是健康的健忘。毫無疑問，經驗是健忘的結果。既然健忘並不一定是健康的，經驗當然也不能為體驗和想像打保票。實際上，人類是在健忘中開辟自己的未來的。曆史學家對曆史的認識，隻存在於這種健忘之中。無論它是健康的，還是不健康的，都是我們的經驗的底色，也是我們體驗和想像的底色。我們研究曆史而返求諸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