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研究與“體驗和想像”
關於葛先生所說的曆史研究中“必要而有限度的體驗和想像”之問題，我對於他的這個“有限度”究竟是什麼意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研究曆史學的常識告訴我們，“曆史”遠遠不是“過去的事實”的全部。而實際上能夠為我們所體驗和想像的“過去的事實”，是極其有限的。我們再怎麼發揮自己的體驗和想像力，恐怕都隻會覺得自己實在是太有限。那麼，葛先生所謂的“有限度”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是他“體驗”到的，還是他“想像”到的呢？實際上，隻有當我們高估了自己時，才會覺得對曆史要有“必要而有限度的體驗和想像”。在曆史研究中，史學家如果時時覺得自己的體驗和想像必須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內，表麵上是偉大的謙虛，實際上卻是一種狂妄。我們體驗和想像曆史的能力，永遠也趕不上曆史本身的豐富，毫無體驗和想像力的被稱之為文史研究的東西，充斥在我們的周圍，而且都被稱之為“真實曆史”。
很多年來，我們經常聽一些淵博之士講述關於“真實曆史”的神話。葛先生在談到對曆史的有限度的體驗和想像時，似乎也很有這樣的一種意思在。所以，對於“憑感情羼進了對古人的想像”的“曆史書寫者”，如司馬遷那樣的史學家，他是頗有些微詞的：“比如，《史記·刺客列傳》裏麵，有刺客準備殺趙簡子之前的故事，說刺客看見趙簡子那麼勤勉，就自己自殺了，這就是想像出來的，人都死了，你怎麼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動？”晉靈公拒諫，指使殺趙盾。欽敬趙盾勤勞國事，自感殺這樣的人是不忠的，可是違背君命不殺趙盾又是不信的。於是，他一頭撞死在槐樹下。事在《左傳》，絕非杜撰，怎麼可以厚誣太史公：“想像出來的，人都死了，你怎麼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動？”即使是想像，這也是《左傳》的作者的想像，而葛先生卻把它想像為太史公的想像了。
現在，我們又知道了一個新的事實：《左傳》記自殺的事情，太史公認為可信，而葛先生不僅張冠李戴，還認為不可信。為什麼太史公認為可信呢？呂思勉先生認為，史事越到後來作偽者越多，但古人倒是比較純樸而不大作偽的，故不能以今人而揣度古人（不是原話）。我認為呂先生說的是對的。古人記史，有選擇，但無中生有的可能較少。太史公之相信左氏，與他對古人作史態度的信賴有關。至於葛先生不信，他還有什麼道理，我們不得而知。
進一步的問題是，太史公也可能認為自殺的原因是左氏想像的，但他認為這一想像是合理的、真實的和重要的。這其中也許有很真實的問題，隻是我們還不知道怎樣去想像和體驗，而不在於我的體驗和想像是否有限度。有關曆史的“真實”性，我們恐怕不能用諸如某件事情的的確確發生於某一時代或某年某月某日這樣的方式來理解。太史公記陳勝於大澤鄉起義，宣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記始皇帝東巡會稽郡渡錢塘江，項羽前往觀看，脫口而道：“彼可取而代也！”記劉邦服役鹹陽，看見始皇帝出巡時備極尊貴的樣子，大為感歎：“大丈夫當如是也！”這些事情太史公都不曾親曆，又是怎麼知道的呢？這不是有價值的問題。這些事，太史公或是從傳說中聽來。那麼，又是什麼力量使太史公對它們信以為真？也許太史公對那段曆史的體驗和想像，正與此種傳說符合？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太史公所記述的，後來不僅班固相信，曆史上的許多人也都相信，今天還有人相信。這事情本身所具有的真實性，難道不是更具有真實曆史的意義嗎！當然，葛先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對於霸王別姬的故事他就不相信：“既然二十八騎士和項羽都死了，後人怎麼知道前一夜的纏綿故事？”太史公著《史記》，在今天看來是非常不符合學術規範的，連材料出處都不注，結果就引來葛先生這樣的發問。這樣的憑空發問，難道也是出於葛先生對那段曆史的“有限度的體驗和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