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全部曆史的。這就是說，以社會發展規律為準繩，按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觀察事件和人物在那種條件下所表現的行為，對社會起了什麼作用……所以同一的事件和人物，在某種情況下是進步的有功的，如果情況改變，就會變成反動的有過的。”[1](p195)在史學研究中，範文瀾自覺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原則。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他就對舊著《中國通史簡編》中的非曆史主義的具體表現及其產生的原因予以檢討，並在該書修訂本中徹底予以糾正。範老經過反思後明確指出：“對於整個封建時代的曆史，應該采取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的分析的態度，對於個別的曆史人物、個別的曆史事件也同樣應該采取這種曆史的分析態度。無分析的一律抹殺或一律頌揚，都是主觀主義的、非曆史主義的觀點的表現。”[7](p6)這是範老50-60年代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出色地運用了曆史主義的觀點。該書態度鮮明地肯定了人民大眾是曆史的創造者，從根本上決定著曆史前進的方向，又實事求是地肯定了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如漢武帝、諸葛亮、唐太宗李世民等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上對中國曆史的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做到了依據這些人物所處的曆史條件去作具體分析，分別給予恰當的評價；對於功績與罪過集於一身的人物如唐玄宗李隆基等，尤能做到細致地加以剖析，不作籠統的肯定和指責；對於較為次要的曆史人物，如五代吳越王錢鏐，也能要言不煩地評價他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正如陳其泰先生所言：範文瀾論述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都能做到把正確的觀點與豐富的史實結合起來，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立論鮮明，見解深刻，發人深省，根據充分，富有說服力。堅持了曆史的、實事求是的分析的科學態度。[12](p182-186)
新中國成立後，範文瀾成為新中國史壇“曆史主義”學派的精神領袖。他揭示翦伯讚：中國曆史上的“讓步政策”是客觀存在的，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針對史學界的非曆史主義傾向，50年代，範老讓漆俠撰寫了《正確認識曆史上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王朝》一文，首次旗幟鮮明地肯定了帝王將相和封建王朝在曆史上的不可抹煞的地位；60年代，在翦伯讚因強調曆史主義而受到各方麵的巨大壓力時，蔡美彪代範老立言，發表了《對中國農民戰爭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的商榷》，將範老和翦老有關中國農民階級的曆史局限性，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以上被史學界長期忽視的事實，王學典在張傳璽先生《翦伯讚傳》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在其《翦伯讚學術思想評傳》中作了較為詳實的論述。從馬克思主義曆史主義原則出發，範文瀾對史學界忽略曆史事件、杜撰公式和規律的惡劣學風予以猛烈的抨擊。1956年在反教條主義的鬥爭中，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對教條主義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麵對1958年所謂“史學革命”以來開始在史學界抬頭的“打破王朝體係論”和“打倒帝王將相論”的“左”傾思潮，在1961年中國共產黨人重新提倡大興調查之風的良好政治環境下，範文瀾以革命家的膽識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深刻的洞察力，在1961年首都紀念太平天國革命11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挺身而出，嚴正指出：“這種論調好像是很革命的，實際上是主觀主義的。階級社會是由互相對立著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構成的。打破王朝體係，抹殺帝王將相，隻講人民群眾的活動，結果一部中國曆史就隻剩下農民戰爭，整個曆史被取消了。”[13]在紀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範老大聲疾呼：“真正打得到敵人的曆史學大炮是經過切切實實研究的曆史學著作(論文或書籍)。要造出這種大炮，必須對所要研究的曆史事件做認真的調查工作，閱讀有關的各種書籍，係統地從頭到底讀下去，詳細地了解這件事的經過始末，然後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方法來分析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發展過程中發生的好的因素和壞的因素，判斷這種事情的趨向是什麼。”同年10月18日，在武漢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吳玉章發言後，範文瀾發表《有關曆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的講話，再次強調樹立嚴肅學風的重要性，號召大學以吳老為榜樣，“對事實任何一個疑點都不肯放過，一定要考察清楚”，樹立嚴肅的學風，踏踏實實地做研究工作。
關於曆史主義，範老雖然沒有像翦伯讚那樣發表富於係統理論探討的論文，但曆史主義確實是他一貫堅持的主張。50-60年代，麵對史學界日益泛濫的非曆史主義傾向，範文瀾多次強調史學研究必須堅持曆史主義原則。範老60年代重新呼籲和強調曆史主義，對深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端正學風，扭轉“左”傾思潮給中國史學界帶來的嚴重危害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範老的大聲疾呼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特別是他關於打破“兩個體係”的講話，在5月31日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北京日報》同時發表，《人民日報》特加副標題：《範文瀾發言說曆史研究必須堅持嚴格的曆史主義》，為扭轉極左思潮的危害，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才觸到了極左派的痛處，“文革”中，陳伯達喪心病狂地在一次重要會議上逼迫範老當眾作檢討，並連聲叫嚷：“保皇黨!保皇黨!”[1](p.8-9)陳伯達等企圖拔掉範文瀾這麵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大旗，據中國社科院曆史研究所施丁先生告訴筆者，他曾見到過陳伯達等人讓整理的企圖打倒範老的“黑材料”，後在毛澤東直接保護下，範老才未遭受翦伯讚和吳晗那樣的噩運。
三正確看待範文瀾的一些不恰當的提法
新時期以來，經過撥亂反正和對史學研究中“教條化”和“公式化”錯誤的反思，目前已經明確：建國初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粗暴的不恰當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也沒有將其政治態度與其學術主張作很好的區分，犯了以點帶麵、全盤否定的錯誤；大躍進中提出的“厚今薄古”和“古為今用”這兩個口號具有明顯的片麵性。和新中國第一代其他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一樣，範文瀾在批《武訓傳》、批胡適運動和提倡“厚今薄古”、“古為今用”時都表了態或撰寫了文章，究竟如何認識和正確評價範老在這些政治運動中的一些在今天看來不大恰當的提法，這也是評價範文瀾及其學術的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對此我們試作一簡要論說。
50年代初開展的聲勢浩大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和轟轟烈烈的批胡適運動，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全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批判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極其重要的運動。這些運動雖然有缺點，但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對鞏固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都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作為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的範文瀾不可能不參加這些運動，也不可能不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態度。1951年7月6日，範文瀾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武訓是什麼人?為什麼有人要歌頌他?》。從文章的內容可以明顯地看出：範老立論的根據是《人民日報》社論，所依據的材料是謝與堯的“武訓其人其事”和“武訓畫像”等書的資料及經過歪曲的由江青等組織的調查材料，在此基礎上範老和其他的許多學者一樣，對武訓做出了非曆史主義的要求和不符合曆史實際的評價。如說：“武訓這個人，從頭頂到腳底，從皮膚到血管，浸透了封建主義的毒素，當土地改革正在進行的今天，居然有不少人在歌頌他。”[16]從中可以看出範老在批武訓時是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的，和當時的絕大多數人一樣，未能處理好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1955年範文瀾在《曆史研究》第3期發表《看看胡適的“曆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一文，該文除對胡適的《說儒》和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采取了有理有據的分析批駁之外，以胡適的政治態度全麵否定了胡適的治學方法和胡適對中國文化發展所做出的有益貢獻，稱胡適為“漢奸”、“賣國賊”、“洋奴”，這無疑是不大恰當的，也具有片麵性。對此隻要我們充分注意到建國初廣大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無比信賴，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一直服務於和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這兩個方麵，是不難理解範文瀾這兩篇文章的曆史局限性的。
“厚今薄古”和“古為今用”是大躍進運動中史學界叫得很響的口號，也是關係到曆史學研究的方向和曆史學的功用的討論。當時新中國老一代史學家對這兩個口號基本上都持讚成的態度，範文瀾也不例外。1958年4月28日，範老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曆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隨後在《曆史研究》第5期又發表《曆史研究應當厚今薄古》的文章，《論古為今用》是範老一篇未經發表的文章。範文瀾主張曆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和“古為今用”的觀點是十分明確的。雖然這兩個口號今天看來確實是片麵的，但對範老的這一主張我們也不必過分苛求，因為範老強調曆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的同時，也指出這並不是要放棄古代史的研究，號召大家向郭老學習，與資產階級爭奪古史研究這一陣地。[1](p227)再說，加強近現代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種無可厚非的正確認識。片麵強調“古為今用”會導致以曆史附會現實的偏向，會削弱曆史學的科學性，但以科學的曆史研究成果去服務於社會，直到今天仍是絕大多數史學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標。過去的錯誤在於片麵強調服務於當時的現實，加之當時政治上過分地強調階級鬥爭，於是曆史研究就變為階級鬥爭服務，這對探討曆史實際造成了諸多方麵的惡劣影響，既極大地損害了曆史學自身的科學性，也難以達到真正為現實社會服務的目的。
盡管範文瀾關於曆史研究的一些提法有其曆史局限性，但從總體上來看，範文瀾關於曆史研究的諸多方麵的認識，不但在當時是正確的，直到今天尚未失去其科學價值。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寶貴財富。他的這些主張主要發表在1953-1957年和1961年，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健康發展都曾發揮過積極的作用。雖然由於“左”傾政治的影響，他關於理論聯係實際，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曆史的主張沒有能很好地得以執行，但從這些理論闡述中，我們明顯地體會到17年的史學研究雖有“教條主義”和“公式化”的錯誤，但並不完全是“教條史學”，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是與“教條主義”無緣的。
範文瀾不僅從理論上闡發了如何堅持馬列主義研究中國實際問題，而且在實際行動上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他留傳給後人豐富的史學著述，為我們樹立了正確運用馬列主義研究中國曆史的典範。在後半生30年史學研究生涯中，範文瀾靈活地運用馬列主義研究中國的曆史實際，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刻苦鑽研理論，嚴謹治學，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僅以言傳身教的方式直接帶動了中國近代史所一大批同誌，不僅為他們樹立了良好的學風，而且為50-60年代的中國史學界做出了表率。範老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列理論作指導的優良傳統，堅持正確處理馬列理論和中國曆史實際關係的優良學風，他所倡導的“一實二冷”的治學態度，在中國曆史學已經邁進到21世紀的今天，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艱辛曆程中，仍然具有極強的現實作用，很值得我們深思。範老理論聯係實際、嚴謹求實的學風，仍值得我們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