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文瀾關於史料的使用原則和方法，是在1957年給北京大學3000餘名師生作學術講演時提出來的。當時“左”傾思想已經抬頭，學術上將史料等同資產階級史學，範老在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同時，也強調正確使用史料，表現出了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卓越的見識。範老這一主張既是針對50年代初史學界的偏向而敲的警鍾，又是對關係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重大問題的思考，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範老正確解決了馬列主義與中國曆史實際之間的矛盾，正確處理了“史與論”之間的關係。雖然由於隨後不久的“反右”和“大躍進”運動的衝擊，範文瀾這些正確的意見未能貫徹下去，但這些論述的理論意義及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
二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分析和研究問題的基本方法。範文瀾強調對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要真正落到實處，給予全麵深入的理解。範文瀾強調指出曆史分析是複雜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應用在曆史研究上，如此複雜而繁重，絲毫沒有其它輕而易舉的便宜方法可以代替。”範文瀾不僅在從事具體曆史研究中貫徹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原則，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研究問題的方法的理解也同樣貫穿了這一思想。這明顯體現在：他強調正確理解生產關係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階級鬥爭是複雜的，應予以具體分析；曆史研究必須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原則。
(一)正確理解生產關係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時，範文瀾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有關論斷，提出了在社會曆史研究中要以生產關係為核心，進行多方麵的具體分析的觀點。首先分析生產關係；其次考察與生產關係相適應的社會上層建築；再次考察與社會經濟基礎相聯係的“無數不同的經驗上的事情，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各種內外部發生作用的曆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等級差別”[7](p8)。這既與“庸俗的經濟決定論”大相徑庭，又充分考慮到曆史發展的複雜性，真正領會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實質。
對“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範老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認為理解這一經濟規律必須注意三個方麵的問題：第一，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條件(差別性)，因之這個共有的經濟規律，在表現形式上必然是複雜的、曲折的，絕不可當做一個簡單的公式；第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要判定某一社會為某種基本生產關係的社會，不是看這個社會有什麼階級，也不是看這些階級的人數有多少，而是要看某個階級是否已經建立起本階級的政權，統治著這個社會；第三，任何一個舊的生產關係——舊統治階級，一定由於它本身已經腐朽不堪，無法再統治下去，才會被新的生產關係所代替。這裏範文瀾強調曆史發展的多樣性，提出了劃分社會形態的標準，觸及到了新舊社會發展的一些理論問題。這些也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曆史必須很好解決的問題。
範文瀾又明確地指出：生產關係走在生產力前麵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基本生產關係以外，還有一種局部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因生產力的變動而發生變動，並不影響生產關係的基礎，或者是有利於生產關係的發展。早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範文瀾根據自己學習馬列理論的體會和研究中國曆史的真實感受，就提出了多種生產關係並存的主張，這是一種多麼了不起的思想!我們共和國的領導人充分理解了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並將之真正作為指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理論卻是在改革開放的80年代。
此外，範文瀾對斯大林“生產之變更和發展，無論何時都是從生產力的變更和發展，首先就是從生產工具的變更和發展而開始”的論斷，亦提出“不能用絕對的態度來了解”，“抓住‘首先就是從生產工具之變更和發展而開始’這句話，當作簡單的公式來判斷各個社會交替點所在，事實上是困難的”[8]。在這一理論指導下，範文瀾完善了自己的西周封建說。
經過這幾十年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反思，今天重新思考範老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原理的理解，我們仍有許多感慨：範老對唯物史觀這一基本原理的全麵深刻理解不僅成為自己古史分期的基本理論依據，而且正好發表在中國政治和經濟上準備大躍進的前一年。假如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政治家，在製定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時，能充分注意到範文瀾這樣的曆史學家的“生產關係走在生產力前麵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這一深刻認識，認真地貫徹“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注意到多種生產關係的並存是曆史發展的正常現象，注意對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予以正確深入的理解和領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怎麼能出現後來那麼多的曲折!
(二)正確理解和恰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
新中國成立以來很長時期，我們犯了將階級鬥爭絕對化、亂貼階級標簽，將階級鬥爭作為曆史發展的惟一動力等嚴重錯誤。盡管目前許多人對階級分析不感興趣，但階級分析的確是馬克思主義者研究曆史的基本方法。正如李振宏先生所言：“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用階級鬥爭理論來考察階級社會的曆史，毫無疑問仍然是我們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從事曆史研究的一項重要原則。”[9](p358)
範文瀾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亦有全麵深刻的理解。《中國通史簡編》注意到寫階級鬥爭，著重敘述腐化殘暴的封建統治如何壓迫農民和農民如何被迫起義，肯定被壓迫者起義的作用，把過去被統治者顛倒的曆史重新顛倒過來，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特點。但範老並未把階級鬥爭絕對化，而是強調“階級鬥爭是複雜的，必須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50年代在對《中國通史簡編》進行修訂的過程中，範老明確指出：“階級鬥爭的情景即是那樣複雜，要了解它，不僅要分析各個階級相互間的關係，同時還得分析各個階級內部各種集團或階層所處的地位，然後綜觀他們在每一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和變化。如果隻是記住了階級鬥爭而沒有具體分析，那就會把最生動的事實變成死板的公式。”[7](p11)範老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對階級鬥爭應做全麵的具體的分析，直到1964年《中國通史簡編》第4次修訂出版時仍堅持這一觀點，並將之貫穿到自己的史學研究中。如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他指出：“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是封建社會曆史的一條基本線索。這條線索的一個方麵，即地主階級方麵，為了爭奪統治權，不斷的進行著內部的鬥爭。這種內部鬥爭往往成為某一曆史時期裏的主要特征，嚴重的影響到社會的各個方麵，階級鬥爭(滲透著各族間鬥爭)因而愈益複雜化。”[10](p.161)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範老進一步闡發了其間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基本特點及其對中國曆史發展的巨大影響。這不僅顯示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且與50-60年代將階級鬥爭簡單化、教條化的作風和學風形成了明顯的對照。其次，範老提出必須把階級鬥爭與其並存的經濟因素及其他因素全麵聯係起來予以考察的全麵的分析的觀點：“脫離經濟的說明，就根本不能了解階級鬥爭，所以要說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疑要首先說明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但階級鬥爭除了經濟因素，還有許多其它的因素，結合起來才呈現出複雜的現象，即全麵的曆史現象。依據這些現象進行具體的分析(包括對當時經濟情況的分析)，找出變化著的主要矛盾在哪裏，曆史發展過程的各個階段也就清楚可指了。”[1](p152)通過對中國近代階級鬥爭(包括民族鬥爭)的具體分析，範老提出了自己的分期觀點，為推動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解決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也是範老使用階級分析方法的成功範例。此外，在階級分析問題上，範文瀾堅持了辯證的曆史觀。如指出階級鬥爭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看法：“階級鬥爭是普遍規律，在階級社會裏，各民族都沒有例外，可是從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來看，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內部，就沒有階級鬥爭，階級社會的普遍規律，對整個社會發展過程說來，卻成為特殊規律了。”[1](p211)這是範老1957年在北京大學的講演，這些看似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常識，但這種講法與當時正在人為地將階級鬥爭日益激化和絕對化的中國現實政治是不合拍的。又如，範文瀾強調階級社會中對立的雙方，既相互對立又互相同一，“任何一個有階級的社會，總是由兩個主要的敵對的階級構成的，總是按照對立統一的法則而存在並發展的。兩大敵對階級在相互關係上，如果說，隻有一個鬥爭性，或者說，隻有一個同一性，那麼這個社會就根本不會存在。自然，鬥爭是絕對的，但是階級鬥爭不管多麼尖銳，並不會引起社會的分裂，因為總有統一的一麵，其間保持著不可割斷的經濟等聯係”[10](p118)。這種認識與後來中國政治界和史學界將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的作法也是大相徑庭的。
(三)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原則
曆史主義原則是研究曆史的基本原則，馬克思和恩格斯繼承和發展了近代資產階級的曆史主義，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曆史主義的理論和方法。20世紀30年代末，在延安，毛澤東也曾明確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11](p534)範文瀾認為曆史主義原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原則。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是用曆史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