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文瀾談曆史研究方法
範文瀾關於曆史研究方法的論述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發展史上的寶貴財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曾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今天,仍具有重要價值,給予我們重要的啟示,值得我們認真繼承。本文對其中的主要問題作一論述,以求正於學界。
一理論聯係實際,理論與史料並重
(一)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
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曆史研究,這是從李大釗開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孜孜以求的目標。在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郭沫若注重對中國曆史與馬克思所指出的人類社會發展共性的探討,翦伯讚致力於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的研究和宣傳,侯外廬注意中國曆史發展的特殊性的分析,相比較而言,範文瀾則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和中國曆史的特殊性相結合,注重中國曆史發展特殊性研究的傑出代表。這從範老20世紀40年代在延安撰寫《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就明顯地體現出來,在50-60年代表現尤為突出。
範文瀾注重馬列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針對50-60年代中國史學發展中出現的“教條主義”和“左”傾思潮,他以文章、報告和講話等多種形式,從理論上進一步闡發了如何堅持馬列主義,怎樣運用馬列主義從事曆史研究這些重大問題。這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範文瀾指出了學習馬列主義的目的,進一步明確了曆史科學工作者的任務。範文瀾明確指出學習馬列主義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學習理論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處理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學了之後,要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聯係起來,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當前的具體問題相結合,以正確地解決具體問題。範老明確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都是解決具體問題的記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所說的普遍規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會,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西歐的封建社會的特殊規律結合著的,它們有各自的特殊規律,和中國相比有很大不同,因而“學習經典著作,就一定要區別哪些是普遍規律,哪些是特殊規律。把它們的特殊規律放在一邊,用來作參考。把普遍規律結合自己的特殊規律,來解決自己所要解決的那個具體問題”。“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要從它那裏找立場、觀點和方法”。[1](p212)同時,範老明確了曆史科學研究的具體任務:“從大量矛盾的普遍性方麵總結出一般的規律……從大量矛盾的特殊性方麵總結出局部的規律,局部的規律就是特殊的規律……這一國不同於別一國,這一民族不同於別一民族,這一社會不同於別一社會,這一曆史階段不同於別一曆史階段……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體分析具體情況,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1](p210-211)曆史研究中這兩個方麵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不掌握普遍規律,就不可能係統地來解決問題。同時,不掌握特殊規律,什麼問題也不能解決。隻有普遍規律和特殊規律靈活地結合起來,才能具體的解決具體問題。”[1](p211)範文瀾強調史學研究中探討普遍規律,使其史學研究明顯的與近代史料考據學派相區別,又強調探索特殊規律,並將其作為史學研究的主要任務,使曆史學最終擺脫了原理原則式的教條主義的束縛。在明確中國史學工作者任務的基礎上,範文瀾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新一代史學家寄予厚望,提出了中國史學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中國曆史的發展過程,含有極為豐富的特點,隻要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這些特點就會被發掘出來,成為中國史學工作者對人類曆史的重大貢獻。中國史學工作者奮發獨立精神,負擔起這個責任來嗬!”
其次,範文瀾指明了史學工作者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具體方法。一是要理論聯係實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做史學工作。理論聯係實際,必須把理論和自己的整個實踐聯係起來,理論和我們自己的整個思想意識、思想方法、生活行動全麵地聯係起來。結合20世紀50年代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範文瀾指出了史學工作者學習和運用馬列主義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就使理論聯係實際落到了實處。這實際上是明確地強調史學研究主體在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極其重要的認識論價值。二是要有批判精神,能獨立思考,要謙虛和謹慎。“我們應該把‘我’大大恢複起來,對經典著作也好,對所謂權威說的話也好,用‘我’來批判它們,以客觀存在為準繩,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棄。”以客觀事實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指出對馬列經典也不能迷信,從理論上講,這已觸及到真理的檢驗問題。這既表現出範老深邃的洞察力,也表現出他追求真理的大無畏勇氣。從曆史認識論方麵來看,範老強調史學家的主體意識在史學研究中的作用,指出了檢驗曆史真理的標準,這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在20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這些確實是難能可貴的認識。第三,範老明確指出隻有反對教條主義,才能學會馬克思主義。範老不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山人物自居,直到50年代中期,他仍然認為自己學習馬克思主義還是個初小學生,認為自己身上有教條主義。他在1956年《學習》雜誌舉行的克服理論宣傳工作中教條主義習氣問題座談會上作了深入的反思,將自己犯教條主義的原因歸結為五個方麵,體現出勇於開展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相比同時代的郭沫若、翦伯讚、吳晗、呂振羽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範文瀾對教條主義的反對更為堅決。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毫不妥協,既檢查自己的教條主義,也反對別人的教條主義,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認為“隻有反對教條主義,才能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範文瀾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把原理簡單化、硬套公式。關於反對教條主義的方法,範老提出“抱定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互相幫助,共同努力來反對教條主義”;通過“百家爭鳴”的學術討論,“加強領導,樹立實事求是的良好作風,耐心啟發陷於教條主義重圍的人,逐漸覺悟,改變態度”。範文瀾對教條主義的認識是全麵深刻的,他指出的克服教條主義的辦法既是科學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國共產黨人一貫主張的“治病救人”的思想。雖然範文瀾在1957年3月在北京大學所作的《曆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及同年5月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要對題》,對尚鉞的“魏晉封建說”和日知的“西漢奴隸社會論”提出較為尖銳和嚴肅的批評,今天看來有不大妥當之處,但範文瀾的批評是建立在對五種生產方式理論和毛澤東關於中國曆史發展特點的論斷確信無疑的基礎之上,這仍屬學術範圍內的批評;盡管這一批評,由於中國政治生活日益向極左方向發展,由於範文瀾的特殊地位,60年代竟然將尚鉞及其學術主張作為修正主義的典型加以批判,但這一發展趨勢並非範老的初衷,也是範老始料不及的。這從範老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始終能堅持區分敵友、“治病救人”的原則中可以得到證明。範老的批評與後來史學界出現的亂扣帽子、亂打棍子的惡劣學風是截然有別、不可同日而語的。
(二)強調史料在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強調學習和使用馬列主義的同時,範文瀾並沒有忽視史料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他強調史學工作者必須掌握大量的材料,“理論聯係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定理,理論與材料二者缺一不可”。注重曆史資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訂,注重實地調查研究,強調史料與理論的結合,史與論的統一,麵對日益泛濫的“左”傾思潮,範文瀾呼籲史學界重新提倡嚴肅的學風,提倡刻苦鑽研。這些既是範老一貫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也是他對中國史學界同仁的要求與期望。
作為一個從“國學”中走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範老學術研究素來主張求真求實,早在30年代編著《大丈夫》時就提出“無一語無來曆,無一事無根據”[3]的治學思想。1943年,針對國民黨一些禦用文人虛構中國曆史的醜行,範文瀾旗幟鮮明地提出:“不論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任何人不得憑空牽附,要求客觀的曆史迎合自己主觀的態度。”[4]由於客觀條件的局限,範老在延安寫成的兩部通史在資料采擇方麵尚有缺點,在北方大學、華北大學和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範老在修訂舊著的過程中,十分注意資料的核實和補充。從1952年至1961年先後出版的10種64冊由中國史學會主編的大型資料《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作為中國史學會的實際主要負責人,範文瀾和翦伯讚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能把這麼多史學家組織在一起,能將許多單位協調起來,範老確實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張寄謙先生所言:“編中國近代史史料叢刊當然並不是範老一個人的主張,但範老是主要的倡導者……他是實際的總負責人……十部叢刊……都得到範老的積極支持與關切。”不僅如此,70年代才出版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也同樣凝聚了範老的心血,正如該書的序言所說:“範文瀾生前對本書的編選工作極為關切,熱情地給予指導。”《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直到今天,仍是國內外學者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科研的重要參考資料。麵對這部2000餘萬字的史料叢刊,撫今追昔,我們深深地體會到了範老作為該資料的實際總組織者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從中看到範老對曆史資料的高度重視。範文瀾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確實立下了汗馬功勞!
範老還從理論上進一步闡述了搜集、運用和整理資料的意義和方法。範文瀾認為,搜集、整理和考證資料,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資料工作和研究工作並無高下之分。範老對翦伯讚等史學家在近代史資料整理工作方麵的貢獻給予高度讚揚,衷心希望有很多資料書、工具書出版,認為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工作。他指出史學工作者必須掌握大量的曆史資料:“理論聯係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定理,理論與材料二者缺一不可。做史學工作必須掌握大量的曆史資料,沒有大量資料,理論怎樣來聯係實際呢?”[1](p213)範老論述了搜集和使用資料的方法,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其一,搜集資料的方法。範老提出應從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實下功夫,不要作尋章摘句、玩弄舉例遊戲的手法。這看似簡單的道理,但實際上我們在做研究工作時,總是自覺不自覺地犯這種錯誤。範老說,用舉例遊戲的手法,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證明”是個奴隸社會,也可以“證明”是個資本主義社會。其二,關於如何使用資料。範老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最起碼的原則是使用資料要忠實、準確。對常用資料的文字解釋,如未作過切實的校勘、考據的工夫,切勿隨便改動原來的文字和詞句。使用資料時,先大體上讀一讀,知道哪些事情是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哪些事情是少量的、個別的、次要的。對讀者來說,也要把文章中所用材料校對一下,看作者使用得是否忠實、準確。其三,範老闡述了自己在《中國通史簡編》中選取史料的原則。該書出版後,不少學者從史料運用方麵提出意見,對此範老闡述了自己選取資料的基本原則:“采取史料,避免墨守舊說,但也不敢率意而談或穿鑿附會以求新奇”;“所用史料,一般是以著作年代較早和較完整的書籍如《尚書》、《毛詩》、《春秋左氏傳》、戰國諸子、《史記》等為主體,其它概作輔助材料”;“經傳等書的解說,一般也以著作年代較早或代表性較大的解說為主體。”[7](p2)對範老在史料解釋方麵隻相信漢儒,不采後人的做法,劉大年先生認為這表明“長期在封建文化中兜圈子,使範老的學術研究沒有能夠完全擺脫舊的、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1](p11)。我們認為這個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今天來看:所用史料,一般以著述年代較早和較完整的書籍為主體;經傳等書的解說,一般也以著作年代較早或代表性較大的解說為主體,這一原則是無可厚非的,並不能說明範老未能擺脫舊的傳統思想的束縛。對一本大眾閱讀的書籍,采取大眾化的材料應該說是恰當的,正如範老所言:“至於近世一家之言,未定之論,不敢率爾采錄,以免此是彼非,使讀者不知所從。”其四,範老強調實地調查研究對史學研究的重大意義。他撰文高度評價了劉堯漢先生進行彝族地區民族調查對解決中國古代曆史社會問題的重要作用。範老雖重視文獻資料,但對考古材料也未忽視,《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就使用了不少甲骨文和金文的資料。對於民族學材料,範老也寄予無限的期望。他形象地批評說:“我們研究古代社會發展的曆史,總喜歡在畫像上和《詩經》、書經等等中國的名門老太婆打交道或者和希臘羅馬等等外國的貴族老太婆打交道,對眼前還活著的山野妙齡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視,冷淡無情。事實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難得出新的結果,和妙齡女郎打交道卻可以從諸佛菩薩的種種清規戒律裏解脫出來,前途大有可為。”20世紀50年代我國開展的大規模民族調查和資料編撰工作,與範文瀾等許多學者有這樣卓越的認識緊密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