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研究法》之一節（上略）
玄奘者，我國留學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學業進步之跡，乃發心為之作年譜。吾所憑借之資料甚富，合計殆不下二十餘種，而其最重要者，一為道宣之《續高僧傳》，二為慧立之《慈恩法師傳》，二人皆奘之親受業弟子，為其師作傳，正吾所謂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進，而愈感困難，兩傳中矛盾之點甚多，或甲誤，或乙誤，或甲乙俱誤。吾列舉若幹問題，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決者，有卒未能解決者。試舉吾所認為略已解決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徑路：——玄奘留學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實也；其歸國在貞觀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實也。然則其初出遊果在何年乎？自兩傳以及其他有關係之資料，皆雲貞觀三年八月，鹹無異辭，吾則因懷疑而研究，研究之結果，考定為貞觀元年。吾曷為忽對於三年說而起懷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為十七個年頭，本無甚可疑也。吾因讀《慈恩傳》，見奘在於闐所上表中有“貞觀三年出遊今已十七年”等語；上表年月傳雖失載，然循按上下文，確知其在貞觀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覺此語有矛盾。此為吾懷疑之出發點。從貞觀十八年上溯，所謂十七年者，若作十七個年頭解，其出遊時可雲在貞觀二年，若作滿十七年解，則應為貞觀元年，吾於是姑立元年二年之兩種假說以從事研究，吾乃將《慈恩傳》中所記行程及各地淹留歲月詳細調查，覺玄奘自初發長安以迄婦達於闐，最少亦須滿十六年有半之時日，乃敷分配；吾於是漸棄其二年之假說，而傾向元年之假說。雖然，現存數十種資料皆雲三年，僅恃此區區之反證而臆改之，非學者態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棄吾之假說，吾仍努力前進。吾已知奘之出遊，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無阻？吾查《續高僧傳》本傳，見有“會貞觀三年，時遭霜險，下敕道俗，隨豐四出”數語；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攙在饑民隊中，而其年之饑，實因霜災。吾乃亟查貞觀三年是否有霜災，取新舊《唐書·太宗紀》閱之，確無是事。於是三年說已消極的得一有力之反證。再查元年，則新書雲：“八月，河南隴右邊州霜，”又雲：“十月丁酉，以歲饑減膳，”舊書雲：“八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又雲：“是歲關中饑，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確有饑荒，而成災又確由霜害，於是吾之元年說，忽積極的得一極有力之正證矣。惟舊書於二年複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饑”一語，新書則無有；不知為舊書誤複耶？抑兩年連遭霜災而新書於二年有闕文耶？如是則二年之假說，仍有存立之餘地。吾決意再覓證據以決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見者凡三，一曰涼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麴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葉護。吾查大亮傳及高昌傳，見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問題。及查西突厥傳，乃忽有意外之獲；兩書皆言葉護於貞觀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稱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書雲：“貞觀四年俟毗可汗來請昏太宗詔曰，安厥方亂，何以昏為，”是葉護被弑，最晚亦當在貞觀三年前。再按《慈恩傳》所記奘行程，若果以貞觀三年八月發長安者，則當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時之可汗，已為俟毗而非葉護矣。於是三月說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強有力之反證。吾猶不滿足，必欲得葉護被弑確年以為快，吾查《資治通鑒》，得之矣，貞觀二年也！吾固知《通鑒》必有所本，然終以不得之於正史，未能躊躇滿誌，吾發憤取新舊《唐書》諸蠻夷傳凡與突厥有關係之國徧繙之，卒乃在新書《薛延陀傳》得一條雲：“值貞觀二年突厥葉護可汗見弑”，於是葉護斌年無問題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災，則無論為元年為二年為三年，皆以八月後首塗，蓋無可疑；然則非惟三年說不能成立，即二年說亦不能成立。何則？二年八月後首塗，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見葉護也。吾至是乃大樂，自覺吾之懷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虛，吾所立“玄奘貞觀元年首塗留學”之假說殆成鐵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則何以諸書皆同出一轍，意無歧異？然此亦易解，諸書所采，同一藍本，藍本誤則悉隨之而誤矣，再問藍本何故誤？則或因逆溯十七個年頭，偶未細思，致有此失；甚至或為傳寫之訛，亦未可知也。再問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誤？則或後人據他書校改，亦在情理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