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
諸家記法師年歲互有矛盾
《慈恩傳》五卷，為慧立未定稿。立卒後，其稿散佚，至彥悰乃蒐輯本文析為十卷。故史料猶是，然錯綜箋補，已非慧立昔時之舊。以此傳與他傳校，抵牾恒有；以此傳前後互校，矛盾亦複不免。其顯而易見者：如武德五年法師年滿二十，貞觀三年年二十六，顯慶五年年六十五之類，試一推算，即知其說之，欲舍此傳而從他傳，其各自矛盾亦如是：如《續高僧傳》之《玄奘傳》，及冥祥之《法師行狀》，既謂武德五年為二十一歲，又謂貞觀三年為二十九歲；《續傳》更謂麟德元年為六十五歲；皆自相矛盾者也。蓋諸師撰傳時，各據所聞，並未預先製為年表月表，而後係以事實，故有此誤。
六十九歲與五十六歲說不足據
惟劉軻以居士於法師寂後一百七十餘年，撰《法師塔銘》，為避免矛盾計，芟荑武德貞觀時一切年歲，獨標法師寂年為六十九（近時梁任公即取其說，見本年《東方雜誌》第七卷）。溯其所根據，蓋即根據本傳顯慶五年條下之六十五歲，而推算麟德元年為六十九也。然何解於諸家武德五年二十一歲之說耶？如是孤證，殊不足據。欲得此事真諦，應在釋門諸說中求一統一之說，區區門外人一語，不能征信也。《舊唐書·玄奘傳》謂：“法師顯慶六年卒，年五十六，”尤謬。梁任公謂顯慶無六年，亦非；顯慶六年三月朔，始改元龍朔也。
六十三歲之精確，六十五歲之訛誤
今校本於法師寂年，特取六十三歲，至為審慎。蓋綜合諸家記載，惟武德五年滿二十歲，即二十一歲，及麟德元年寂之說，惟能統一；校者即根據此說，推算為六十三，而又與《行狀》合也。至本傳顯慶條下行年六十五之言，《續傳》《行狀》均係於麟德元年條下，校者據此定本傳為誤係，而又據《行狀》及武德五年二十一歲推算，定本傳與《續傳》之五字為三字之訛。吾嚐取諸說參互考訂，而知其說之不苟。假使遷就六十五歲說，則必將諸家統一之武德五年二十一歲說全數推翻，烏乎可？
本傳貞觀三年年二十六誤，三年不誤
惟本傳於貞觀三年條下著年二十六，據武德五年二十一歲推算，應為年二十八歲之訛，今校本反據年二十六，謂三年為元年之誤，是則大惑也。夫法師年壽，據諸家記載，極調和統一之難，既如前述；猶幸“貞觀三年出遊，貞觀十九年歸京，中間十有七年”，其說尚能統一。今乃欲遷就元年二十六歲之說，遽斷三字為訛，是將千三百年來並無異議之三年出遊說推翻，而別立元年出遊之新說也。夫使其說果能成立，亦何足惜？然吾以為三年說必不可推翻，元年說必不能成立也。試將主張元年說最力之諸說條辨之（說見梁任公《中國曆史研究法》）。
法師非因霜儉出關
將謂法師之出關，係因霜儉，據《唐書》惟貞觀元年有霜害，以是改為元年耶？霜儉之說，出於《續傳》，《開元錄》特襲其成文，法師自著之《西域記》亦無是說。據本傳則法師之出關，迭被留難：一阻於涼州，再阻於瓜州，三阻於一烽，四阻於四烽；若果如《續傳》所雲“奉敕道俗，隨豐四出”，何至被阻若是？且法師在於闐上表，明謂冒越憲章私往；在洛陽謁帝，又明請專擅私行之罪，則霜儉之說，豈盡足據？不得以此改為元年也。
貞觀三年亦有霜害
然即舍冒禁說而從霜儉說，亦不得改為元年。何也？則以貞觀元、二、三年皆有霜害也。今徒據兩《唐書·本紀》，謂貞觀元、二年有霜害，貞觀三年無霜害，此未檢《新書·五行誌》者也。《新書·五行誌》（卷三十六）霜之條下，大書“貞觀元年秋霜害稼”，又書“三年北邊霜殺稼”，誰謂貞觀三年無霜害耶？魏征《十漸疏》曰：“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是也。（《全唐文》一四○）不得以此改為元年也。（嘉慶本《貞觀政要》卷一，有貞觀三年關中豐熟語，三字誤，據卷二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條可證；又據《冊府元龜》一四四，貞觀三年六月求言詔，有關輔之地，連年不稔語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