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貞觀四年俟毗請婚事不確
將據《新唐書·西突厥傳》“貞觀四年俟毗可汗請婚，不許，詔曰，突厥方亂，君臣未定，何遽婚為”之條，以證四年時當國者為俟毗可汗耶？則又可據《舊唐書》《通鑒》以證其說之不確。蓋“君臣未定，何遽婚為”之語，《舊唐書》《通鑒》皆載之，皆以此為對肆葉護共同之言，不單為俟毗而發；《通鑒》且係其事於二年之下也。則貞觀四年四字，正《糾謬》所謂“宜削而反存”者也。
吾嚐稽之《冊府元龜》卷九七○：武德九年三月、六月，均書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朝貢；貞觀元年正月、十月，二年四月，三年十一月，則但書西實厥遣使朝貢，而不書可汗為何。以時考之，則元年正月一役，猶是統葉護當國；元年十月及二年四月兩役，正兩汗爭立，各遣使請婚之時；三年十一月一役，則肆葉護統一之後也。自是四、五、六年，均不見西突厥來貢，則《新唐書》四年請婚之言，何自來耶？又《糾謬》所謂“以無為有”者也。
元年出遊不能見李大亮
猶有一事，足證元年說斷不能成立，即涼州都督李大亮何時到任，極有研究之價值也。據諸書記載，法師以八月首途（於闐，表作四月），則至遲九月中可到涼州；然元年九月李大亮不能到任也。據兩書《太宗紀》元年四月，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伏誅；兩書《幼良傳》（舊·卷六○，新·卷七八）或告王陰養士，詔遣宇文士及代為都督，並按其事，是元年四月以前，為涼州都督者長樂王幼良也。據兩書《宇文士及傳》（舊·卷六三，新·卷一百）太宗即位，代封倫為中書令，尋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後為殿中監；據《舊書·太宗紀》，宇文士及為殿中監，在元年九月辛酉，辛酉者九月十二，是元年九月以前為涼州都督者宇文士及也。假令繼士及者為李大亮，然士及奉到詔書，至早需在十月，則李大亮之到任，至早亦需在十月後也。據《舊唐書·李大亮傳》（卷六二）：大亮以貞觀元年，由越州都督轉交州都督，尋召拜太府卿，出為涼州都督。（《新唐書·大亮傳》卷九九同，而貞觀元年改為貞觀初，亦當書反闕也。）一歲三遷：由越州而交州，由交州而內調，複出而涼州，東西南北之途，三月五月之任；無論如何，元年十月之涼州，不能有李大亮足跡也。則元年說終不能成立也。（照《新唐書·太宗紀》，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在元年八月，《宰相表》亦然，與《幼良傳》不合，此又《糾謬》所謂“記誌表傳不相符合”者也。）
於闐表十七載之七字誤，貞觀三年之三字不誤，如必欲保存於闐表之十有七載，則必須推翻《聖教序》及諸書之有十七載
元年說之動機，梁任公謂因法師在於闐上表，有“貞觀三年出遊今已十七載”等語，而疑法師之還於闐，在貞觀十八年春夏之交；以此上推十七年，當為貞觀元、二年而非三年也。然吾以為苟有疑於於闐表，則當由貞觀三年下推至十八年，而疑十有七載之訛；不當由貞觀十八年上推十有七年，而謂貞觀三年為誤也。因十有七載之說，不獨見於於闐表，吾人少時臨褚遂良或集王羲之書《聖教序》，此語即深印於腦中；而求其所謂十有七載者，係指貞觀十九年歸國而言。於闐上表時，何能有是語。是必原文有誤（原文“四月私往”之四字亦疑誤），或原文為十有六載，後人習見《聖教序》諸書之十有七載而改之，而未計及其還到於闐與歸京先後幾差一載也。如任公言，則是於闐表之十有七載無誤，而《聖教序》及諸書之十有七載皆誤也；因由貞觀十九年上推至貞觀元年，不止十有七載故。又如任公言，則須遍改諸書之三年，又須遍改諸書之十有七載，而僅留於闐表之十有七載也。其然，豈其然乎？吾故曰貞觀三年出遊說必不可推翻，元年出遊說必不能成立也。至謂傳中所記歲月，非十六年有半之時日，不敷分配；則十七年中本有六閏，更事嚴覈，所差當無幾矣。（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