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據杜氏《春秋經傳後序》：“《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今此書乃起於黃帝，與《序》不同，或以荀勖述和嶠言有“《紀年》起於黃帝”之語，為今書解。然使果起黃帝，杜氏親見其書，何得謂之起自夏乎！杜氏之《序》與《春秋經傳》並傳，不容有誤。和嶠之言特出於荀勖之口，荀勖之言又僅見於《魏世家》注所引，遞相傳述，安知其不失真？不得據此而疑杜序也。且又安知其非紀夏之事而追述黃帝以來，若《左傳》之於魯惠公、晉穆侯然者，而遂以為起於黃帝乎？《晉書》亦雲“《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今書之起黃帝，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一也。
一，據《史通》引《汲塚書》，雲“益為啟所誅”；《晉書》亦雲“《紀年》益幹啟位，啟殺之。”今書並無此文，而夏啟二年雲“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雲“伯益薨”，然則唐人所見之《紀年篇》非今書矣。且經傳稱益未有冠以“伯”者；自班固誤以益為伯翳，後人乃有稱為伯益者。今雲伯益，則是撰書者習於近世所稱而不知秦漢以前之語之不如是也。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二也。
一，據《史記正義》《殷本紀》注引《竹書紀年》雲：“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書“武乙三年，自殷遷於河北”，“十五年，自河北遷於沫”，“文丁元年，王即位居殷”，是都已三徙矣，張氏何以謂之更不徙都？且今書盤庚於十四年遷殷，曆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而王陟，又曆十一君二百三十七年，至紂五十二年而殷亡，共三百五十二年，其年數亦不合，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三也。
一，據杜氏序雲：“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又雲：“晉國滅，獨紀魏事，下至魏哀（當作“襄”）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然則此書紀晉事必以晉紀年，記魏事必以魏紀年，明矣。故《史記索隱》引《紀年》文雲：“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於鄭”，“二十三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正與《春秋》以魯紀年者同。於他國事尚以魏年紀之，況魏事乎！今書既以周年紀之，而晉自殤叔以後，魏自武侯以後，但旁注其元年於周王之年下，與杜序所言者迥異。其尤不通者，《水經注》引《紀年》文雲：“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今采其文而係之於周顯王十九年之下，書雲“王如衛，命子南為侯。”不知所謂王者，周王乎？魏王乎？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四也。
一，據杜氏序雲：“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則是莊伯即位之年先於《史記》二年，所紀之事皆當先於《春秋》二月也。故晉以十二月朔滅虢，而卜偃謂在“九月十月之交”；絳縣老人以周三月生，而自言為“正月甲子”。而左氏作《傳》亦多采晉史之文而未及改。故申生之殺，卓子之弑，《經》皆在春，《傳》皆在前年冬，韓之戰，《經》在九月壬戌，《傳》在七月壬戌。然則《紀年》之文亦當如是。今書，魯隱公之元年乃莊伯之九年，與《史記》同；然則是作書者采《史記》之文，而不知其與本書之年不合也。莊伯之世仍以平王紀年，五十一年二月日食，三月王陟，與《春秋》同；然則是作書者采《春秋》之文，而不知其與本書之月不合也。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