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辨偽
《竹書紀年》凡十三篇，本戰國人所著而出於西晉者。（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雲：“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塚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鬥文字。發塚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鬥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藏在秘府，餘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序》又雲：“《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按“哀王”當作“襄王”，序誤）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自魏逮唐，文學之士多引用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多引《竹書紀年》之文。唐司馬貞《史記索隱》采《紀年》文尤多。劉知幾《史通》、張守節《史記正義》亦嚐述之。）大抵記東周事多與《春秋經傳》相應；而自獲麟以後，載籍多缺，觀之尤足以證《史記》之舛誤而補其缺漏。惟其紀述三代事多荒謬，餘於《考信錄》中固已辨之。（春秋時事，如會河陽，戰洞澤之類，並見《杜序》。獲麟後事，如晉桓公、田悼子之類，並詳《史記索隱》。三代，若益、伊尹、季曆、共伯和事，並詳《考信錄》中。）然自宋元以來，學士皆不之見，疑其經唐末五代之亂而失之，僅於前人所征引存千百之一二。（宋陳直齋《書錄解題》，編年類五十二種，無此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編年類五十一種，亦無此書。）不知何人淺陋詐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經》、《索隱》所引之文，而取戰國邪說，漢人謬解，晉代偽書以附益之，作《紀年》書二卷，以行於世。（禹受命於神宗及征有苗，本偽《尚書》。帝乙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本《毛詩傳》。周公複政成王，本《尚書》偽孔傳。禹殺防風氏，紂伐有蘇氏，獲妲己，俱本《國語》。紂命九侯、周侯、邗侯，本《戰國策》。桀囚湯於夏台，紂囚文王於羑裏，俱本《史記》。）餘自少年固已見之，以其疏略舛謬，不足欺人，稍有識者自能辨之，不暇為之糾摘。前歲餘自閩還，過蘇州，買書於書肆，見甘泉張君宗泰《校補竹書紀年》，因買歸而閱之，見其征引之詳，考核之精，糾其舛誤，摘其缺略，其用力之勤亦已極矣。吾所見聞文學之士未有如張君之盡心者也。顧吾猶惜其不肯直黜其書以絕後人之惑，而但取其漏者補之，誤者改之；豈遂謂其他文皆可信乎？夫他文之所以未經抉摘者，特因《水經》、《索隱》諸書未嚐引之，無可考證其得失耳；使此書果真，何以與《水經》、《索隱》所引互異？既與《水經》、《索隱》互異，則非真古之《紀年》矣。舉一反三，則其餘皆其人之所偽撰無疑也。且此書之偽所以顯然易知者，正以其與《水經》、《索隱》不同耳；補之改之使與《水經》、《索隱》文同，世之學者複何由知其偽？雖其補改之由悉注於文之下，然安知後人複刻此書，不有存其文而遺其注，如偽《尚書·武成篇》，淳於長《夏承碑》者；勢且淆亂經文而失三代聖人之實。（偽《尚書·武成篇》宋蔡氏考定之，錄於篇後。今坊本但載《考定武成》而刪其原篇；淺學者遂以為梅賾所傳之《尚書》本如是。廣平府學有漢淳於長《夏承碑》，經亂失之。後人複取舊拓摹刻，而識其本末於後。其後拓者但拓碑文，不拓其後所識之語；四方見之者遂以為真漢人所刻也。）餘深懼焉，乃於《三代錄》成之後，詳考杜序、《索隱》諸書之文，並采張君之說，而補辨之如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