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工作者的發展方向
回顧一下建國以來曆史工作的成績和今天所肩負的任務是很有意義的。很清楚，我們取得很大的成績，也存在不少的缺點。成績是巨大的，主要是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認識和解釋曆史上的非常複雜的現象和事件，打破了一切封建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史學的陳舊觀念的束縛，因而開辟了史學的新天地。可是同時，由於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的基本原理還吃得不夠深透，不善於把馬克思的原理和中國曆史的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因而又背起教條主義的條條框框，這樣就阻礙了曆史研究的大踏步前進。今天曆史工作者的最主要的任務，我以為就是從教條主義的條條框框下解放出來。怎樣才能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呢？我想提出下麵幾點意見：
一，我們要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它必然要隨著社會的前進、局勢的變化、科學的進步而向前邁進。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世紀，列寧逝世於20世紀初，他們都不能預見到20世紀社會的變化，因而他們也不可能為他們所未見到的具體問題提出具體的答案。因此如果我們碰到現實的具體的問題，一定要到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找現成的答案，那就是十足的教條主義。我們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最高指導原則，但是應用到實際上，就必須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確定他們應當走的道路，不能把某一國家當作自己必須仿效的模式。如果那樣做了，就是教條主義，是根本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因此我們不要把“兩個凡是”也用到馬克思主義大師們的身上，這樣我們的精神枷鎖就可除掉了。
二，同樣，對於各國曆史上的問題，我們也不應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去找現成的答案，因為他們所講曆史發展規律主要是根據歐洲的曆史。他們對於亞洲的曆史，除對印度等少數國家外，所知甚少，對於中國的古代史，他們幾乎沒有接觸的機會。有時好象也談到，比如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實際上並沒有接觸到中國曆史的實際。因之不應當把馬克思、恩格斯所講曆史規律看成全世界都適用的，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大師們以歐洲為標本而提出的曆史規律照搬到中國曆史來套用。如果這樣就會在有意無意中，用歐洲曆史發展規律來代替中國曆史發展規律，這樣就在曆史研究上犯了絕大錯誤。中國曆史的發展從有史以來就和歐洲不同，到了近代現代就更加不同，這是有目共睹的，怎麼能說歐洲古代曆史和中國古代曆史會相同或相似呢？因此，我以為我國的曆史工作者今後一定要根據中國的曆史事實尋找出中國曆史發展的規律，這樣我們才能從歐洲曆史發展規律或歐洲中心論的教條中解放出來。這是我們曆史工作者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三，另一方麵，有的曆史工作者，特別是年青的同誌，看到馬克思主義對某些具體的曆史問題的解釋與現今的曆史實際不太符合，就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或反常，甚至想用現今自然科學的方法取而代之。我們認為這未免走到另一個極端。我們以為，馬克思主義對曆史問題的某些論點不符合今天的實際並不奇怪。因為如上麵所說，馬克思、恩格斯等人不可能預見到今天世界曆史的發展，但這不等於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已經過時，可以拋棄。如果那樣認識的話，今後我們的曆史研究很可能走回頭路，那是很危險的。前麵我們談到，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大師們對於曆史問題的觀點有它的局限性，不是不論古今中外一律適用，因此我們提出反對教條主義，特別是過去一些過“左”的搞法。但這決不是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有什麼問題。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運用上出了毛病，歸咎於馬克思主義本身，這是錯誤的。
四，有些同誌們一方麵想否定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麵又想否定一切我國優秀的史學傳統，認為什麼乾嘉學派那一套繁瑣考證都是要不得的東西。關於這個問題在第四章裏已講過，不必細說。我們可以這樣說，現在沒有人完全照搬乾嘉學派的方法來研究曆史，但其中的考證方法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卻不能一概否定。否定一切正是一種極“左”的口號，不會給曆史研究帶來任何好處。否定曆史研究的優良傳統，在建國初期所產生的惡果是有目共睹的。1958年的“教育革命”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否定傳統，否定文化，也否定了曆史。今天的年青同誌們沒有看到當時的極“左”的危害，又唱出類似的高調，我們覺得應當慎重而又慎重，以免重蹈覆轍。
五，曆史研究方法應與時俱進，不能墨守舊法，泥古不化，因此我們歡迎新的研究方法，對基於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而產生的新的研究方法當然不會加以排斥。問題是新的研究方法不應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立起來，也不應當和我國的優良的史學傳統對立起來。我們以為馬克思主義也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隻要翻閱一下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就清楚了，因此以最新的自然科學為基礎的新方法，隻應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更向前發展，更合於新時代的要求。同時新方法也應吸收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而加以改進，從而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新的史學。這應當是我們曆史工作者和教師們今後努力的方向。
六，還應當指出，新方法的產生固然是受當今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同時也是對於舊的研究方法的反作用。嚴重的教條主義，理論脫離實際或結合得不好，因而形成公式化，許多基本概念模糊不清，缺乏一致公認的定義，研究題目太狹窄，老是那幾個題目，翻來複去地討論而不能前進一步，諸如此類的缺點促使一些有頭腦的學者特別是一些青年人，深深感到這樣下去前途渺茫，不會有什麼結果。必須對舊的這一套來一次衝擊，以期有所突破，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們對於新的衝擊是表示歡迎的。但是應當提醒大家，不要把當前史學界的情況，看得過於嚴重，認為非衝垮一切舊的東西不可，這是極“左”思潮的複活，是很危險的；同時對於新的論點新的方法也不能過於樂觀，不要把它看成醫治百病的萬應藥。曆史科學有它自己的特點和局限性，和自然科學有很大的不同，對此應有正確的理解和估計。比如說用數量統計的方法研究曆史，這不是新方法，早在本世紀20年代梁啟超就對這個研究法做過講演，名為“曆史統計學”（最初發表在《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三輯），但他用統計方法，目的在於“觀其大較”，比如他擬作的“曆代戰亂統計表”、“異族同化人物表”、“曆代著述統計表”、“曆代水旱統計表”等等。我以為他這個做法是可以的，做好了還是有用的。可是今天主張搞所謂數量史學的人好象不能滿足於這種“觀其大較”的辦法，而是要求精確數字，甚至要把這些精確數字輸入到電腦中去，要它來解答曆史問題。假如我沒有誤解的話，這種美妙的理想是辦不到的。曆史事實已經過去，既不能重演，又不能在社會上實驗，曆史記載本來無精確的數字，甚至於根本沒有數字，那怎麼辦呢？比如曆代戶口、耕地、賦稅之數，明清兩代還有辦法查考，前代就不行。如三國時魏國的戶口數，一般人說不過當漢的一大郡，但究竟有多少，言人人殊，即令有數字，也不見得靠得住。由此可知，曆史短的國家，例如美國，隻有二百多年，政府的檔案、公私的記錄著作比較完備，可以搞數量史學，至於年代久遠的國家，曆史書籍雖豐富，卻缺乏第一手的精確數字，即令統計出數字來，多半出於估計、推算，難認為信史。所以數學統計方法雖可以用，但不能期望太高。我不是有意潑冷水，這是實際情況。因此我以為不管用什麼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千萬要警惕華而不實的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