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考證不要證據，隻憑馳騁主觀想象，嘩眾取寵，這類例子太多了，可以不談。不過近來在某些研究專史的同誌中，又出現這種很不好的傾向，就是把許多事物都要追溯到殷商，似乎殷商是一切文明的淵源，什麼東西都是殷代已有之。為了證成其說，他們任意曲解甲骨文字。例如《殷虛書契前編》卷六有這樣一條甲骨卜辭：“庚午卜貞，乎舞，從雨。”意思是說，庚午這一天卜問，用祭和舞蹈來祈求縱雨是吉還是不吉。字在這裏當祭名用，在甲骨卜辭中一般與戰事有關。有人在撰寫體育史時，對這條卜辭作了別出心裁的解釋。他說“”是踢足球的象形字，□象足球，是踢球的雙腳，這條卜辭是說用踢足球和跳舞的形式來求雨。他據此斷言，我國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就有了足球這種體育運動。由於說法新奇，吸引了一些不懂古文字學的讀者。我們要問，用踢足球的方式求雨，這在古代文獻上有根據嗎？殷代已有足球運動，那麼周秦兩漢有沒有相應的記載？是踢足球的象形字，那麼甲骨文中還有一個（圍）字，能不能說就是足球比賽的象形字呢？
還有人根據卜辭中“甲戌卜，殻貞，我馬及”一條，斷定“我馬”就是“我的騎兵”，進而推定殷人已“在戰爭中使用騎兵了”。何以見得“我馬”就是“我的騎兵”？難道二者是同一物？我國直到春秋時都還沒有騎兵，怎麼殷代反倒有了？這種態度不免太草率。
有的搞農業史的同誌，把甲骨文中的字說成是蜜蜂，並推定我國益蟲利用的技術始於殷代。象這一類的“祖國之最”，這幾年見得很多，純粹是猜謎射覆，如同兒戲，毫無科學性可言。
古文字考證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環，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前輩學者曾有“一字十年得”之慨歎。考證文字需要有豐富的知識、嚴肅的態度和周密的分析，不能單單從字形上猜測，必須要有文獻和考古材料的證據，才能下結論。有些人害怕下功夫，總是用想象代替科學研究，這是十分有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做法。
八，做考證要十分小心謹慎，不要輕易下結論。應如朱熹所說，象“老吏斷獄”一樣，決不能草率從事。
這一點正是今天許多人最不注意的。蒲鬆齡的《聊齋誌異》裏，有一篇《胭脂》，講施潤章（愚山）斷案的故事。被告人蒙冤被判了死刑，不服，上告到道台那裏，道台維持原判。最後告到施潤章那裏，他感到案情有可疑之處，於是細心調查，終於使冤情大白。我們做考證時，也要有這種極其謹慎、小心的態度。
古人往往也很粗心，因此古書中張冠李戴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春秋時魯國人南宮適字子容，一稱南容，孔子在《論語》中曾三次提到他，稱讚他“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並且“以其兄之子妻之”，說他是一位“尚德”之人。而《左傳》上有一個叫南宮說（又名縚）的人，又叫南宮敬叔，是魯國的大夫。鄭玄於《禮記·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表”下注雲：“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之兄女。”於是將南宮適與南宮縚二人誤認為一，一個“尚德”的君子變為“載寶而朝”的官僚。後來杜預注《左傳》，司馬貞注《史記》，朱熹注《論語》都沿襲了這個錯誤，於是使南容受誣千古，直到崔述作《洙泗考信餘錄》才弄清了這個錯誤。
再如，《韓詩外傳》有這樣一段話：“顏淵侍魯定公於台，東野畢禦馬於台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禦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逸。’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逸聞。”這段話是從《呂氏春秋》中抄來的，但又抄錯了。原文是記顏闔與莊公的對話，《韓詩外傳》訛為顏淵與定公的對話。定公時，顏淵年歲尚少，不可能“侍魯定公於台”。劉向作《新序》也采《韓詩外傳》之說，以為史實。其實《呂氏春秋》所記顏闔與莊公的對話，也是虛構的，不過是主張黃老之學的人，假托此事打個比喻，希望執政者虛靜無為。《韓詩外傳》將顏闔誤成顏淵，又將虛事當史實，實在是太粗心。
總之，讀書時，稍一疏忽就會出差錯。不求甚解，用想當然來代替研究，就會指張三為李四，在此基礎上再加推論，就會導出違背事實的結論，說得越多，則錯得越多。這類教訓是值得我們很好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