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文字史料少，許多問題一時弄不清楚，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可以付之闕如，留待將來。切切不可妄立新說，再從晚出古書中來尋找“證據”，這種情況過去有過，現在也還有。
六，不要牽強附會，曲解材料，特別是不要濫用同音假借的辦法。
古代由於字少，字義也不固定，隻要音相同，往往可以通用，這就是所謂“同音假借”。這種情況到漢以後就比較少了，先秦時則很多。後代有些人就因此而濫用通假的方法去解釋古書，成了一種弊病。舉例來說，《詩·周南·汝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伐其條肆。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這裏的“汝”，是指河南的汝水，詩的本義可能是寫一個婦人去尋找自己的男人，以及他們見麵的情況。這本來是很簡單明了的，但一位古史家卻解釋得非常離奇。他引《竹書紀年》宣王三十六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的記載，說《汝墳》裏的“條枚”就是指條戎；並且引《孟子》、《左傳》，證明“條”也就是“分魯公以殷民六族”裏的條氏；另外，秦國有徐氏、修魚氏，他說徐、修、條都是同音，所以都通用。又說魯公伯禽伐淮夷，這個“淮”字古音讀如“椎”（音堆），椎、條聲母同為定鈕，所以淮夷與條戎也是一族。又與鳴條之條同音，而鳴條是叟瞞的倒音，即鳴與瞞同音，條與叟同音，所以它們也是一族。叟瞞在春秋時屬於長狄。這樣一來，西戎、淮夷、北狄、東方殷民六族，全是一族。又說汝墳之墳古音奔，所以就是奔戎；奔與彭同音，所以它和大彭（在河南、湖北之間）也是一族；而條和巢也同音，所以它和安徽一帶的巢國也是一族。按照這種解釋，周的四圍的少數民族都成一族了。詩中有“王室如燬”一語，宣王雖打過敗仗，也不至於這樣，顯然這是東遷以後的詩，作者卻說成宣王時，而且把東南西北的各族人都說成一家，這種考證方法實在是牽強附會得近乎遊戲。
再舉一個例子。殷人習俗用甲、乙、丙、丁等天幹字作廟號，所以青銅器銘文中常常見到“父丁”、“祖甲”、“妣丙”之類的稱呼。當時十個天幹字的寫法與現在很不一樣，如“丁”寫作“”，“丙”寫作“”，這是稍具古文字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的事。但是，有人在考證古史時卻別出心裁地說，“”不是“丁”字，而是“珠”字，“”是“鉏”字。又說珠與鉏、鑄、郰、祝、楚等同音，因此可以通用。由於古書上有“帝嚳封於鉏”的記載，所以凡有這類銘文的青銅器都屬於五帝時期的製作物。他還據此進一步“考證”出了七種“五帝時期的貨幣”，從唐堯、帝嚳到軒轅、顓頊、神農時的貨幣色色俱全。他還斷言，“商三句兵”中的第一個“大父日癸”就是帝顓頊祖珠的元子、帝顓頊柱氏的首目。第二個“大父日癸”多是前者的繼承人，是掌握祭祀大典的禮官。他還聲稱，根據金文族稱的音標規律，可以整理出一部“有係統的五帝簡史”，雲雲。象他這樣判定銅器的時代，真比變戲法還容易，既不需要考古地層學和器形學的科學證明，也不需要古文獻的確切根據，隻要靠一兩個字的“通轉”，就把大批商周青銅器劃入五帝時代。雖然結論聳人聽聞，但終究是紙糊的房子，經不起一戳。
在古漢語中，語音與語義之間不一定有必然的聯係，不能認為某音必然要表達某義。我們應當吸取漢人濫用聲訓的教訓，使用聲訓方法時，一定要十分慎重，要有足夠的證據。如果把通假的範圍擴大到所有的雙聲疊韻，牽強附會，強作新解，就會笑話百出，使考證庸俗化。因為按照那種方法，我們完全可以說劉備就是呂布，劉、呂是雙聲，備、布也是雙聲。也可以說莊周就是楊朱，莊、楊迭韻，周、朱雙聲。還可以說兔就是虎、鴿就是鶴，因為它們都是同韻字。甚至可以說魚就是象，魚是魚部字，象是陽部字，魚陽可以對轉。這種例子簡直舉不勝舉。可見，在考釋字義時乞助於通假、通轉，雖然能左右逢源、隨心所欲，卻是十分危險的。總之，用通假辦法去解古書，必須有證據，沒有證據就是主觀臆斷。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論語·八佾》）二千多年前的孔子都懂得證據的重要性，今天的學者反而不懂，就很不應該了。
七，有人為了政治上的鬥爭，假借學術上的考證之名，隻憑自己的主觀想象，提出新的解釋，而不要堅實可靠的證據，雖可蒙騙於一時，假象終會被拆穿。這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一派今文學家所做的考證，作為隻憑想象，不要證據的典型。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依照他的觀點，凡古文經都是出於劉歆偽造，象《左傳》、《古文尚書》、《周禮》、《逸禮》等等，全是劉歆一手偽造出來的。這種看法是否有什麼根據呢？沒有，完全是出於主觀想象。現在相信他的說法的人已經不多了，因為他的論點實在站不住腳。但也有少數人例外，不久前還有人寫文章、寫書，替康有為辯護，但他的一些所謂“證據”卻十分可笑。例如他根據司馬遷說過左丘明作“春秋國語”，沒有說作《左傳》，所以《左傳》肯定是劉歆偽造的。他不知漢代今文學稱《公羊傳》為《春秋》，古文家則稱《左傳》為《春秋》，這是有明證的。而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明明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可能是《左傳》的舊稱，怎麼能說司馬遷未說《左傳》是左丘明作的呢？他還說《左傳》是抄襲《史記》而成。我們知道，《左傳》最晚成書於戰國，怎麼可能抄《史記》呢？果真如此，《左傳》就應當與《史記》記事一樣，但實際上《左傳》和《史記》說的往往不一樣。例如《左傳》說共伯和幹王位，而《史記》則說是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史記·晉世家》講趙盾全家被屠岸賈所殺，隻剩下一個孤兒，並且還有程嬰、公孫杵臼等救孤兒，為趙家報仇的故事，《左傳》裏卻根本沒有這回事。這怎麼能夠說《左傳》是抄襲《史記》的呢？象這一類的所謂考證，就是不要客觀證據，全憑主觀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