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進行考證工作（續）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錯誤也不少。如以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530年）為吳王餘昧元年，即是一例。餘昧兄餘祭元年在周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即魯襄公二十六年，在位四年卒。《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書：“閽弑吳子餘祭。”《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史記·吳太伯世家》誤書為“十七年王餘祭卒”，《十二諸侯年表》同誤。其實，吳王餘昧元年應在周景王二年（公元前543年）（《辭海》卷末的“十二諸侯紀年表”依《史記》餘祭在位十七年，餘昧元年在景王十五年，亦誤）。
《史記》兩年表的錯誤很多，不能盡舉，今人據《竹書紀年》多所訂正。因《竹書紀年》是魏國史書，記戰國事最真確，這也證明第一手材料在考證上的重要。
顏師古的《漢書》注，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曆來為史家所推崇，但是，我們也不能處處盲從。如《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顏注：“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音。”連劉知幾對顏說也深信不疑。《漢書·張良傳》：“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可見，韓司徒是項梁授予張良的官職。《漢書·功臣表》的“韓申都”、《史記·留侯世家》的“韓申徒”都是韓司徒的同音假借，顏師古以韓司徒張良為韓王信，顯然是錯誤的。
上舉史書記載錯誤，不過是幾個例子，還可舉出很多。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得到啟發，在讀古書時，一定要十分細心，不可大意，倘若粗心浮氣，不僅不能發現問題，而且會跟著犯錯誤。
五，不要用很晚出的書裏的材料來解釋古代的曆史和古禮。
過去講周代曆史的人，往往都喜歡用《周禮》做證據，來解釋西周的禮製和史事。解放以後，依然如此。客觀原因是周代的史料少，在沒有辦法時，往往乞助於《周禮》。《周禮》成書的年代，不會早於戰國時期，假定它編成於戰國，距離周初也有六七百年了。先秦古書沒有引用《周禮》的，也沒有一部書和它的寫法一樣。顯然，《周禮》的作者根據一些先秦的零碎材料，加以係統的整理，描繪了一個理想國，然而這個理想國與先秦古籍和金文往往抵牾。例如，孟子講西周封國，公百裏，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這符合周代的情況，因為當時人口不多，占地也很小。到戰國時，各國疆域擴大很多了，於是《周禮》根據戰國的情況，解說周初的封國：公五百裏、侯四百裏、伯三百裏、子二百裏、男一百裏，這就與事實完全不符。再如講九服，《尚書·酒誥》說到內服、外服，內服即王畿，外服即諸侯（據《令彝》與《大盂鼎》殷周隻有侯、甸、男三服，無衛服）。《國語》把它變成五服，名字也不一樣了；《周禮》又把它變成九服，每服五百裏，實則周製決不可能如此整齊，疆土也不可能如此之大。再如講賦稅製度，與其他古書記載全不一樣。其他如土地製度、軍隊製度、鄉遂製度、官製，無不如此。春秋以前不用“軍”字表示軍隊的名稱，一般叫“師”，或是叫“旅”；春秋時代才開始有“軍”的名稱，但仍然是師、軍並用，到戰國時才一律稱“軍”。而《周禮》卻講周代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等等，顯然是出於想象。再如官製，《周禮》把西周職官分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以塚宰、宗伯、司徒、司馬、司寇（冬官缺，當是司空）等官為六官之長，這樣整齊的官製不見於《尚書》和金文，故知其全出自理想。再如，金文中常見“善夫”之官，是天子近臣，掌出納王命之職。到《周禮》，“善夫”變成了“膳夫”，成了廚師。又如“師氏”，原是領兵的官，到《周禮》卻成了教書的老師。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顯然，我們不能依據這樣一部書來解釋周代的製度。
漢人寫書好稱引古昔，廣搜博采，以多為勝。有的書記三代名物、典章製度、帝王世係等，無所不備。如《禮記·明堂位》記述虞、夏、殷、周的禮器，車、馬、尊、爵、俎、豆等等，應有盡有，燦然大備。車，有虞氏是鸞車，夏後氏是鸞車，殷人是大路，周人是乘路；尊，有虞氏的叫泰，夏後氏的叫山鉤，殷人的叫著，周人的叫犧象。如果三代禮器到漢代還如此詳備，為什麼春秋時的孔子還要發出“文獻不足征”的慨歎呢？這裏的奧妙，是不言自明的。
《淮南子》一書，內容也極駁雜，有些簡直是無稽之談。比如，書中記載上古的疆域時說：“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夏桀、殷周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據此，則夏殷之時不僅疆域遼闊，北到今天的長城以外，南到今天的越南北部，西到今天的敦煌，東到大海，而且有了郡縣製。可以與這種記載相媲美的還有《大戴禮記》，說顓頊時的疆域就“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四至的地名雖略有變動，版圖並未縮小，年代卻又大大地推前了。如果據此，中國自遠古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帝國，我們當然不能上這種書的當。孟子說過：“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裏者也。”荀子也說：“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裏者也。”《詩·商頌》炫耀殷的武功，也隻說“邦畿千裏”。大一統的局麵直到秦始皇時才出現，《琅玡刻石》說：“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明眼人一看便知，《琅玡刻石》正是《淮南子》、《大戴禮記》所說疆域的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