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鬧劇
在黎元洪的鼎力相助下，袁世凱終於消滅了南方僅存的革命力量。全國除西南數省外，均在北洋軍的鐵蹄踐踏之下。袁世凱初步實現了“武力統一”。
在與南方國民黨人兵戎相見時，袁世凱還保留著由國民黨人占多數席位的國會，這決非袁世凱對國會休休有容，而是他感到國會還有一點利用價值，他要靠國會給他披上合法的外衣，把他推上正式總統的位子。國會召開後，為了便於操縱，集中力量對付其中的國民黨人，袁世凱授意原來分為三家的擁袁政派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合為一體，於1913年5月29日正式成立了進步黨，黨魁自然又是黎元洪，頭銜是理事長。6月30日，國會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開始草擬憲法。但不久二次革命爆發，袁世凱對國民黨議員橫加摧殘，加之國民黨議員與進步黨議員在集權與分權等問題上分歧，憲法的起草時輟時續，進展遲緩，8月中旬才涉及憲草中有關總統選舉的內容，最後議定由國會參。眾兩院組成國民會議或國民公會，選舉正式總統；須有總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得票為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當選；總統任期六年、不得連任；總統任命國務總理須經眾議院同意；總統得參議院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時可解散眾議院。
這些限製性的規定對一心要建立獨裁專製的袁世凱來說簡直是無法容忍。但他也明白，隻要當上正式總統，這些限製對他就會是廢紙一張，當務之急是及早登上總統的寶座。於是，他對憲法起草委員會的規定暫時隱忍不發，加緊策劃先選舉總統的陰謀。黎元洪又被派上了用場。
1913年8月5日二黎元洪領銜會同各省都督、民政長致電國會，指責國會“爭議朋興，黨見紛起，根本問題，概未解決，推波助浪，枝節橫生，”然後照例羅列一通內政、外交、財政。軍事上的種種“險境”，歸結為議員國會“遷延遲誤，有以召之’。提出“為今日計，應請將一切議案概行緩議，同心協力編製憲法，先訂總統選舉之一則，即從選舉總統入手。或將憲法全部從速製定，即行選舉總統，兩月之內，一氣嗬成，國本既定，人心遂安。”電文的最後，則威脅議員：“諸公如必欲絕中國也，吳天不吊，夫複何言。倘肯以海禍之心，為探源之脈，我邦人昆弟，實禱視之。”接著，黎元洪又致電梁啟超、湯化龍等進步黨首腦，提出“須先舉總統，方足以定人心、固國本。”國會中進步黨本屬親袁政黨，袁此時又以金錢製造出了一個公民黨，為袁搖旗呐喊，充當打手。國民黨原本渙散，又經二次革命失敗的打擊，已無力與袁世凱抗衡。以黎元洪為首的都督們這番恫嚇脅迫，馬上產生了效果，各黨派議員紛紛表示讚同先舉總統、後定憲法。9月5日，國會正式通過選舉總統案。
但是，國會的妥協還沒有讓袁世凱心滿意足。袁巴不得立刻將正式總統的桂冠戴在頭上。於是，黎元洪又再次出馬。9月28日，他又一次致電國會，稱他“獨默觀世變，終日繞床，覺總統一日未舉定，儼若禍在眉睫”，原因是不舉正式總統，外人便不肯承認，沒有洋人的承認，便是“不能為國”，人取人求，惟欲所逞，中國隻能靦顏道歉，忍氣吞聲。連“雄才大略”的袁世凱也無法應付裕如，而有捉襟見肘的窘境，原因就在於沒有選舉正式大總統。如果先舉總統以使正式政府成立，“名分既真，事權攸屬，”就會有強固有力的政府，斷鄰邦覬覦窺伺之心。造成這種內外交困、五色旗慘淡無光的禍根就是國會不速舉總統，“乃遲遲數日，暗寂如故，遲之數旬，而暗寂仍如故。”因此要國會“速定大計，舉行大典，泱旬之間，期於竣事。”最後，他又不指名地警告國民黨議員“若以一黨之好惡而輕拂輿情，以一己之是非而動搖國本，來日大難，必有噬臍莫及者”。“舍舊謀新，殆難斯選”。意即不能不選袁世凱。電文的末尾，黎元洪還故作姿態：“伏乞從元洪之言，以為中國治安之計；仍請議元洪之罪，以杜軍人幹涉之萌。”明明是對國會明目張膽的幹涉威脅，卻又扮出一副公忠守法的麵孔，黎元洪作戲作到了家。隨著黎的再次發難，北洋的大小軍閥也齊聲鼓噪，一齊向國會施加壓力。早已染上政治軟骨病的國會議員們自然不敢怠慢，10月4日又匆匆通過了草草而成的總統選舉法。
1913年10月6日，國會正式選舉總統，袁世凱“當選”為總統。次日，國會又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在給袁世凱的賀電中，黎元洪益發謙卑：“天福吾國，元首得人。元洪等顛沛兩年，卒償私願。聞信之餘，嘉樂何極！從此鞏固國基，保全邊圍，謀東亞和平之福，收中央統一之功。駭浪孤舟，獲登彼岸，滔滔江漢，與國長存。元洪等謹率全部軍民人等同呼萬歲。”對他自己的當選，也以“服從公意、協讚中央，本共和立憲之精神，盡天下匹夫之責任”為詞接受。在10月10日於武昌舉行的儀式上，黎元洪發表“查任正式副總統宣言”，提出過去、現在、未來三觀念，與人共勵，中心是擁護袁世凱的統治：“披茅乃得連茹，除暴所以安良，惟能鞏固中央，乃謀事權統一。元洪與諸君危舟共濟，大廈同扶，永矢初衷，讚襄偉略。”
袁世凱將正式總統的桂冠撈到手之後，國會對於他已由篡權的墊腳石變成了獨裁的絆腳石。他決意將國會一腳踢開。10月16日，他借“增修約法”的名義谘文國會，實際是向正在擬定的憲法草案發難，兩天後，又指責國會公布總統選舉法是違反了“臨時約法”中“一切法律由總統公布”的規定。10月24日，他派出8人為“政府委員”，要求列席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代達本大總統之意見”。袁世凱的這些一環扣一環、步步逼進的手段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尋找一個取締國會的口實。這時的國會已被袁世凱的淫威所懾服，本無意與袁世凱對抗，相反，正準備接受袁世凱的要求。他們所要的，不過是要維持國會外表的尊嚴。但袁世凱派人幹涉製憲，這就將國會的麵子剝了個一幹二淨。國會無法接受。於是，袁世凱便搬出了他的屢試不爽的法寶，以北洋軍閥的危脅來迫使國會就範。10月25日，袁世凱通電各省，痛罵國會草擬的憲草“直是推翻行政權，國會專製已甚”，是國民黨“第三次革命”的文字，要求各省都督“各抒讜論”。在袁的指揮下，北洋悍將驕督紛紛發表他們的說論。辮子帥張勳痛署憲草“荒謬絕倫”，表示要“誅鋤叛逆，以身許國，萬死不辭”，隻待袁世凱調遣。薑桂題指國會議員為“國民公敵”，建議袁世凱“取消黨會、掃除機關”，龍濟光要袁世凱“以救國為前提，行最後解決。或解散議員，另行選舉，或執行國民總投票，以求真正輿論。“黎元洪也不甘牛後。在11月1日發出的電文中，黎模仿袁的語調，按袁的啟發，提出憲草的“四不可”，要求國會詳加討論，重行厘定，“務期與我國曆史習慣、現時情勢適合。”不過相對其它北洋都督來說，黎元洪的口氣與態度還算平和。
袁世凱的猖狂使國會中的各政黨驚懼不已，他們還想再作讓步以換取國會的苟延。但袁世凱早已不耐煩了。11月4日，袁即以查獲李烈鈞與國民黨議員來往密電多通為由，下令解散國民黨，收繳國民黨議員的證書與徽章，取消國民黨議員的資格。由於被收繳證書、徽章的議員達430餘人，超過了國會的半數，國會已無法開會。
袁世凱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顯然不僅是要消除國民黨，而是要將國會徹底推倒。這時，進步黨才發覺到事態的嚴重。因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會垮台，進步黨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為了將已處於彌留狀態的國會搶救過來，進步黨的重要人物梁啟超。湯化龍等人多方活動，但在執意要獨裁的袁世凱麵前毫無作用。在絕望之中，他們想起了名義上是進步黨領袖的黎元洪，以為憑黎副總統兼湖北都督的身份或許能使袁世凱收回成命。梁、湯等人請黎元洪電請袁世凱，改變決定。但在一個月前還讚許國會議員們“國果永存，公皆不朽”的黎元洪此時卻一聲不吭了。
袁世凱解散國民黨的命令發布後，黎元洪迅即動手執行。於11月7日派軍警多人將設在龍王廟後街的國民黨湖北支部查封，將抄搜出的國民黨牌匾、印章、徽章、黨證等予以銷毀，將文件名冊帶到都督府內查驗後焚毀。並在通衢大街廣貼布告，宣布解散國民黨支部。實際上，黎元洪早在二次革命期間就已開始摧殘國民黨。1913年7月上旬，沙市鄂軍破獲一起國民黨人運動軍隊案，黎元洪即下令：“各處軍隊分駐地點所在如有國民黨事務所及各社會名目，著即會同地方官一體查禁取消，以防煽惑軍人。”所以，在解散國民黨湖北支部後黎向袁世凱電告時，特意彙報說：“查鄂省前因該黨有煽惑軍隊情弊，業於戒嚴期內將漢口、荊襄等處駐軍地方該黨所設交通部分先行取締。其武昌支部、各縣分部亦已禁止開會。”向袁世凱邀功。7月12日，黎元洪又效法袁世凱，驅逐湖北省議會中的國民黨議員，他派出軍警百餘人，將議會團團包圍，刀槍架舉，森嚴著臨大敵。其時湖北省議會中的國民黨員自二次革命失敗後或脫黨，或加入親袁的新共和黨、進步黨，仍持國民黨籍者本已無多，副議長屈佩蘭認為不應一概取消，遂向率軍警前來的都督府軍務課長唐某商議，準備親赴都督府向黎求情。唐某卻威脅說奉都督之令，隻知驅逐國民黨議員，不知其它。如副議長不向議員追繳，即令軍警動手。屈隻好“自赴各室，追繳名單所列請人徽章、證書。”在這次驅逐37名國民黨議員後，黎元洪又於11月17日將議會成立之前曾列名國民黨的25名議員驅逐。這樣，湖北省議會已不足法定人數，隻好閉會。
二次革命失敗後，北洋勢力有了空前的膨脹。原國民黨據守的江西、安徽、湖南、廣東都換上了北洋人馬或北洋死黨任都督，江西為李純、安徽為倪嗣衝、湖南為湯蘿銘、廣東為龍濟光。江蘇都督一職，袁世凱因張勳在二次革命中進攻南京手黑心辣，出力頗多，用以酬謝了張勳，但張勳與北洋究竟淵源不同，而且桀傲不馴，袁世凱並不稱心，又借外交事件將張勳調出任長江巡閱使，換上了自己的心腹馮國璋。雲南都督蔡鍔雖非國民黨人，但傾向革命勢力，督滇終是隱患。所以袁施以詭計，先許蔡以湖南都督之職，但要蔡鍔北京一行，蔡即舉薦唐繼堯任雲南都督，自己則北上北京。結果蔡尚在途中時，袁世凱即頒布了任命湯蘿銘督湘的命令。蔡鍔明知受騙，但也隻好進京，被袁世凱授以將軍府昭威將軍頭銜，實則等同軟禁。
當袁世凱用建造北洋一統天下的眼光去看黎元洪時，就感到黎元洪有些礙眼了。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的勢力尚不能及的是川、黔、滇、粵、桂五省，而粵督龍濟光已完全投入袁的懷抱，並對廣西的陸榮廷形成牽製，其餘三省地處偏僻，鞭長莫及也無可奈何。但是袁決不允許在湖北這樣的要衝之地有非北洋的一塊屬地。雖然黎元洪對袁世凱輸誠相待，經常通電稱頌“大總統英明神武，中外傾向，黨見日以消弧，政權日以鞏固，中央實行統一，地方漸就範圍，普海人民，煥然冰釋”，袁世凱仍然放心不下，因為黎元洪畢竟是有兵權、有地盤、又有“開國元勳”光環的人物，而且畢竟不是北洋一係，這樣的人物占據湖北都督一職，必然是袁世凱的一塊心病。在正式總統選舉時，雖黎元洪一再聲明、拒絕作候選人，並全力推薦袁世凱，但黎在第一輪投票中仍獲150餘票，由於前兩輪投票袁世凱得票都不足半數，第三輪便在袁和黎之間決選，二人投選其一，此外投選何人都以廢票論。這個選舉方法，使袁、黎並列。國民黨本不願選黎元洪，但投別人即為廢票，又不得不投黎，所以會場上一片“投黎元洪，投黎元洪”的竊語聲。最後，袁僅以507票當選。而選副總統時，黎竟一次通過，票數高達610票，並且全場一致鼓掌，掌聲比袁世凱當選時響亮得多。據說總統選舉時，袁的親信、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終日未離公案，打聽選舉消息。袁世凱當時也急不可耐，幾次問梁選舉進行得如何，梁士詒含混應付，不敢據實以告。當袁得知最後一輪是在他與黎元洪之間決選時，他“大驚，繞室仿惶，踱來踱去，直到最後揭曉才坐下，並不高興。”雖然黎元洪對袁奉命惟謹，未顯出有不臣之心，但難保在一定條件下沒有立異之念，而且也難保沒人借黎的旗號，以擁黎為名，行反袁之實。這正是袁世凱所擔心的。無論如何，他都要凋虎離山，去掉這個隱患。
在二次革命後不久，袁世凱的心腹陳宦就向袁獻計說：“世界副總統無領兵者，美國副總統為上議院議長，今宜請黎入京。……各省底平，亦無須副總統坐鎮，派一統兵大員足矣。”正式選舉後，袁世凱即以赴京參加典禮等名義幾次電請黎元洪北上。但黎元洪並不入毅中，他先是電告袁世凱，“極思來京，觀光鳴盛”，但“隻以鄂省仔肩未釋，趨覲需時，北鬥京華，謹當望風膜拜。至副總統吞荷虛名，未便同邀大禮。遵就武昌拜受嘉命。”稍後，又再電袁世凱，再次表示“茲於國慶日就兼領湖北都督任內拜受嘉命。”黎元洪也深知有兵即有勢有權，更知道袁世凱居心叵測，所以一再拒絕袁世凱的邀請。
為了使黎元洪就範，袁世凱又不惜重金，收買黎元洪的親信左右。黎的“文膽”饒漢祥被黎派為代表進京與袁商洽。袁饋之以200萬元，條件之一是要黎早日進京。饒漢祥回到湖北，便對黎說：“湖北年輕的黨人都不可靠，你在湖北住著很危險，不如到北京去比較安全。”袁世凱還多次派陳宦赴鄂勸駕。黎被逼無奈，隻好以接替無人或交接費時為由搪塞拖延，不肯離開湖北。袁世凱無法，便來了個“霸王硬上弓”的手段，半是邀請，半是挾持，於12月8日派遣北洋悍將、他的心腹段祺瑞到武昌“迎接”黎元洪入京。
黎元洪知道這次已無可推托，便命都督府參謀長金永炎“代拆代行”都督府中事務，為不日返回湖北預留地步。但段祺瑞到鄂後，馬上將他南下的專車改為送黎北上的專車，於次日即催促黎元洪北上“磋商要政”。黎無法，隻好電告袁世凱“謹於本月兒號親戒行裝，麵聆迪梅”，‘本府一切事宜，除先行呈請大總統派員代理外，應暫交參謀長金永炎代拆代行。”9日晚，黎元洪即與饒漢祥等十數人在陳宦的押解式的陪同下，登車北上。10日，黎元洪尚在北上途中時，袁世凱就公布了以段祺瑞暫代湖北都督的命令。
由雄據一方、實權在握的都督一變為袁世凱的高級政治俘虜，黎元洪心中不免苦辣酸甜，一時不知何味。本來對袁世凱並無異誌，卻偏遭疑忌，厲階實為己造，卻又有苦難言，鳥盡弓藏之勢已成，“儲貳”之職不能不就。這一切都在黎元洪的心中攪起陣陣哀怨、憤懣、淒愴的波瀾。這種心情在他的《致鄂中父老》電文中清楚地顯示出來：
元洪不德，濫握軍符，義旗一舉，蒙鄂中軍學紳商各界推舉都督一席，力辭不獲，勉竭綿薄。陽夏之役，屢戰屢敗，孤城介立，岌岌可危。卒得保全無恙，實賴人心歸向，眾誌成城。迨共和肇建，南北統一，而意見紛歧，黨爭激烈。雖極意周旋，而彌縫無術，致使風聲鶴唳，頻湧漢江，商場元氣，一喪再喪。本年鄰境亂作，禍患幾遍於東南，鄂省居上遊門戶，扼南北咽喉，控製濱江各省埠之死命。鄂省之發危，南方數行省之視線所趨也。元洪本此意以籌劃，調駐重兵，緊急防維。晝夜焦思，絕粒數日，遂使破獲機關百餘起，保守疆界，化險為夷，是固各將士之勇往服從，各商民之公同協助，有以致之。旋而沙洋叛亂，棗隨陷害，邊界內河，幹戈擾攘，匪徒所至，搶掠難堪。痛剿數月，未報肅清，未必非元洪之不德階之厲也。其它災民流離、米食恐慌、金融停滯、紙幣浮濫，並一切鄂人之盼望於元洪者，元洪年無一增幸福於鄂人，遺憾何其深也。今者燕京之行，原因磋商要政。將來駐都回鄂，兩難預揣。惟段代督明達精幹，軍事上尤擅特長，必能補元洪之缺；登鄂民於衽席也。遙望漢江，不禁淚下。這些話語，並非出自衷心，但悲倫之感卻流露於字裏行間。在黎的電文中，“臨穎涕泣”之類的做作之詞多有，惟有這一次的“不禁淚下”或許是真。
1913年12月11日早7時，黎元洪乘車自鄂抵達北京。車行至保定時，袁先期派出的人員即登車以示歡迎。在北京本站，迎黎的儀式十分隆重。袁世凱派出自己乘坐
的金康朱輪雙馬車去迎接。當時北京還沒有汽車，馬車已屬奢侈品。當年孫中山派出的迎袁專使蔡元培到北京時，乘坐的也是這駕金漆朱輪雙馬車。北京政府的內閣成員、袁世凱的總統府的侍從武官長蔭昌、禮官黃開文及內閣各部部員代表都到車站迎接。袁世凱的大公子袁克定代表袁世凱迎黎。車站之外由軍警守護，站台上有北洋軍一營，列隊持槍致意。到達北京後，黎元洪戎裝佩劍，入總統府拜見袁世凱。中午，袁世凱在總統府宴請黎元洪，由內閣全體閣員作陪。當晚，黎下塌於南海瀛台。這是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幽禁光緒皇帝的地方。黎的居室中，就懸掛著一幅署名“全忠”的條幅，即是光緒幽居之時所寫。這種安排使黎元洪感到再回湖北的希望已近渺茫。所以，在到京後不幾天，黎元洪便上書袁世凱，請求辭去湖北都督兼職，並表示要“追隨鈞座，長聽教言，汲湖水以澡心，擷山雲而煉性。幸得此身健在，皆解衣推食之恩，倘遇邊事偶生，敢忘擐甲執兵之報”。這就等於告訴袁世凱：不必疑忌我黎元洪，可盡管放心了，說不定什麼時候出了亂子，我還可以像平定“贛寧”之役那樣，再替你效力。這次，袁世凱也不管什麼“鄂省為中原脊膂之要樞，稍有動搖，恐全國入心聞而解體”了，很快就準免黎元洪所兼任的湖北都督的職務。因為這個“中原脊臂之要樞”現在已是北洋的天下。段祺瑞代理鄂督後，馬上采取各種措施，實現北洋軍閥對湖北的全麵控製。1914年2月，段祺瑞卸職，由袁世凱的另一親信段芝貴接任。段芝貴更是變本加厲。“二段督鄂”不但將湖北殘存的一點革命力量甚至是革命遺“名”掃蕩殆盡，而且將黎元洪的勢力也清除得利利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