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入牢籠，便不妨每天多喂一點肉，以示主人的優容。袁世凱對黎元洪，正是這樣一種姿態。袁世凱規定副總統月俸一萬元，每月公費二萬元，黎所兼任的參謀總長和後來的參政院長的薪水另計。而且黎的實際所得，遠不止此，在瀛台的一切開銷，都由袁世凱的總統府支付。公費本為辦公費用，但據黎元洪的親屬回憶，黎是無公可辦，每天以散步、讀書、閱報、寫字消磨時日。黎元洪的家眷來京住進瀛台後，袁世凱更是對黎元洪親密異常，不僅常在飯後約黎散步或暢談，而且還派他的子女來瀛台拜謁，以示親密無間。此時袁世凱已有了帝製自為的居心，為了獲得黎元洪的讚同，袁又要與黎“政治聯姻”，提出與黎家換親。以黎之女紹芳嫁袁的第九或第十子，以袁之女嫁黎的長子黎紹基，但黎的夫人吳氏不願袁世凱的女兒嫁與黎家，稱：“袁世凱的女兒要做我的媳婦，我這個婆太太吃不消。”但又無法全部回絕，便決定將女兒紹芳嫁給袁家，與袁的第九子克玖定了親。這樁政治婚姻終釀悲劇。黎之女紹芳訂親時僅8歲，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對自己的婚姻不滿，鬱鬱不歡，最後發展為精神病。1934年成婚後病情有增無減，終死於精神病醫院。
雖然黎元洪已不足為患，但袁世凱還是存有戒心。因此在懷柔的同時也加以防範。當時任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總務廳長、後任參謀次長的唐在禮曾回憶說：
“袁對黎元洪用了很多心血。在袁左右說黎壞話的人很多，有人說士。不加防範，黎的生命可能有問題，如果出了問題，袁將有口難辯，對袁將有很大的不利。當時黎的地位名望都很高，各方麵的人都想拉攏黎，這也使袁很不放心。因此袁把他安置在瀛台居住，說是為了確保他的安全。當時府裏警衛嚴密。出進瀛台的人很有限，黎當然對於這樣的“優待”不免有些情緒。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淵源，就叫我去聯係黎、照顧黎，並且鄭重地叮囑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讓他十足滿意，不用請示，馬上給他辦到。所以那時黎推薦什麼人，安排個掛名差事，每月拿幾百塊錢，隻要黎開口，提示姓名，我如車到袁的命令一樣，總是當天替黎辦到。除此之外，我還常到贏台去見黎，亡妻洗友琴三天兩天常在黎家。我們夫婦倆都著意安慰他，把外麵的事講給他聽。同時我按著袁的命令，常常把袁對他絕無歹意的話說給他聽，千萬讓黎放心。黎表麵上似乎沒有擔憂的神情，但他內心難免也有些不滿。這些情況，事後我都向袁彙報，因為袁命令我，要勤到黎家去，事無大小都要回報。每次回報後，袁都說我辦的好。有時黎要見幾個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給他找到、但事後也將情況回報袁，之後，到我調部接陳宦的事時候，陳調四川將軍，我病後就更常去黎處坐坐談談。黎不大說什麼，送錢去，他總是如數照收。民初著名記者黃遠庸曾在黎到京後拜訪黎，並發表《謁黎》一文，其中也透露了黎身不由己、形同軟禁的蛛絲馬跡：“是早，某君約予同往新華門，入總統府。以先有約，故司閣處（即由大總統之司閣處傳達）即命餘乘冰船赴副總統所居之瀛台，不須更入門外之招待室候命矣。……入門則兵衛三五而立，稍進即有與此介紹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餘前此間黎公在鄂時，近衛已盡易北方軍官。足知不盡確。餘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總統辦公處，即前之景星殿。此處一為秘書室，一為副官處。其對過即慶雲殿，則飾以洋式陳設，右為應接之洋室，左為大餐間，即副總統賜餘等以午餐之處也。秘書室伏幾而辦事者有二、三人，皆樸素無華，副官為少將唐君在寅，則竹布之衣，謙光可抱。唐君蓋始終隨侍副總統，在鄂時因不常出門，到京後絕對未出大門一步者也。副總統之眷屬及廚役乃至馬車禦者，皆已偕來，惟其左右之領有徽誌得以隨時出入總統府者隻六人，餘輩出入，皆須隨時傳達或許可，足見黎公約束之嚴矣。慶雲殿中陳設稍新，景星殿則普通木器數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間為副總統每日會客之廳。餘所見二殿中前清南書房供奉之墨跡依然如舊，皆光緒時全忠、恒勳、徐會灃所書，長額大字，皆錄詩經、書經中成語之關係為君之要道者，字光板滯無味。某君謂做皇帝最苦，連行書都看不見，可謂確切。餘意今日何複更須此等物事，宜並置之高閣而稍易以美術的陳設也。在這樣的境地中，黎元洪心情的沮喪可想而知。有人說黎元洪自居瀛台後，“絕口不談時事。而於袁氏之所以籠絡羈縻者，不謝，亦不拒。每日晨起，諷誦佛經。與人酬酢，頹然若愚，”雖言過其實，也反映了黎元洪當時的心情。除了袁世凱及其親信別有用心的訪謁外，幾無人登門，所謂“門口石上生青苔，無人往來過問。”即令城府極深、能忍人所不忍的黎元洪自己，有時也不免“掩卷發悲聲，”搞得他的幾個隨從提心吊膽，如履薄冰，分外小心，怕黎元洪借故發火。對於袁世凱來說，黎元洪並不僅僅是一個僅供觀賞的“檻中之物”，還有一定的利用價值。“首義元勳”的招牌仍能迷惑不少人。黃遠庸就稱許黎是“德望並隆、中外欽仰之偉人。”1913年11月15日國會被迫停會後，袁世凱又於26日下令成立所謂的“政治會議”，名義上是谘詢機關，實際上是要充當袁世凱解散國會、改造約法的工具，給袁的獨裁披上一件民意與法律的外衣。政治會議以清末曾任雲貴總督的李經羲為議長，以曾在南北議和時任湖北代表、與黎元洪有淵源的張國淦為副議長，黎的親信。“文膽”饒漢祥也列名政治會議中由袁世凱直委的8名委員之中，這種安排用意是拉攏黎元洪，讓黎再為袁效力。12月15日，政治會議開幕。委員們先到總統府聽受袁世凱的訓辭，然後在北海團城舉行開幕式。李經羲致辭說：“本日大總統訓辭，兢兢以共同報國為言，而救國之道，則以扶植強有力政府為歸。”這番話道出了政治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加強袁世凱的獨裁。盡管有了政治會議這個工具，袁世凱自己還是不便徑直提出解散國會、修改約法的主張。還需要有“民意”的呼籲。這裏黎元洪被派上了用場。12月22日，一份由“前兼領湖北都督黎元洪”領銜、十九省都督、民政長署名的洋洋千言的電文刊登在各家大報上，電文先是痛低國會議員爭權利、詢黨見，置國家存亡、人民死活於不顧，立法毫無進展，繼之稱袁世凱“以報國為己任，毅然剛斷，將亂黨議員資格一律取消”後，國會議員一時難以遞補如額，而且即令滿額開會，也會議論多、成功少，立法緩不濟急。所以他們“敢聯名，切懇大總統，始終以救國為前提，萬不可拘文牽義，以各國長治久安之成式，施諸水深火熱之中華。”意即勸告袁世凱不必以國會為立法機關。然後又強調改革之初“以時勢造法律，不以法律強時勢”，“現在政治會議已經召集，……請大總統傷下國務院谘詢各員以救國大計，若眾意成同，則共和政體之精神，即可因茲發軔。”也就是說可以政治會議作為立法機關。最後，又打出民意支待的旗號：“元洪等承乏地方，深知人民心理，痛惡暴亂之議員，各國論調亦極公允。我大總統何所顧忌而不為之？”對於殘存的國會議員，“應請大總統給資回籍，另候召集。”這封電文將袁世凱急欲說出而又不便說出的打算合盤托出，為袁世凱解散國會、改造約法提供了輿論憑借。袁世凱即據此向政治會議提出十九省都督、民政長請求解散國會案，增修約法案，組織造法機關案等一堆谘詢案。政治會議毫無異議，—一作出決議。隻是在增修約法上政治會議提出委員均為政府派遣，且為谘詢機關，不便增修法律，建議袁世凱另行組織一個代表“民意”的造法機關，以示“遵重”約法。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就以“政治會議決議”為依據，公然下令解散國會，殘存議員每人給資400元，飭令回籍。
1914年3月18日，袁世凱一手製造的約法會議開張。很快就按袁世凱的旨意炮製出了一個袁記的“中華民國約法”10章68條。5月1日正式公布，同時宣布廢止《臨時約法》。這部約法集大權於袁世凱一身，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獨裁約法。而且，袁世凱還心猶未甘，又於1914年底指使約法會議製造了新的“大總統選舉法”，依照這個選舉法，袁世凱不僅成了終身總統，而且可以傳之子孫，世襲不替。至此，民國隻剩下了一塊招牌，而且這塊招牌也搖搖欲墜，袁世凱帝製自為的醜劇已經敲響了鑼鼓。
袁世凱將國會和《臨時約法》這兩個辛亥革命僅存的果實。共和製度的象征消滅後，開始了帝製複辟的種種活動。
作為複辟的前奏是官製的大改動；按照“袁記約法”，國務院被取消，代之以設在總統府中的政事堂，成為總統的辦事機構。總理換成了國務卿。首任國務卿是曾在前清任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的徐世昌。這對於帝製夏辟來說，顯然具有象征意義。這位相國大人上任後不久，即全副前清打扮，頂戴花翎，以“大清”太傅的身份參加了遜清皇室舉辦的節宴，向廢帝溥儀三拜九叩。文官分成了卿、大夫、士三級九等，各省都督改稱將軍，民政長改稱巡按使，道稱道尹，縣稱知縣，此外還設了監、少監、丞、郎、舍人等古色古香的官階。1914年6月20日，代行立法之權的參政院正式開院。70名參政全部由袁世凱任命，多為封建餘孽、反動政客和進步黨人。黎元洪被任命為參政院院長。
複辟的第二步是思想文化上的複占。早在1913年6月，袁世凱就通令恢複學校祀孔。1914年2月，袁又下令恢複帝製時代的把孔和祭天大典，他稱讚孔子之道是“亙古常新，與天無極，……國紀民安，賴以不墜”，9月，袁世凱親率文武百官到曲阜孔廟祭孔，12月，又在北京天壇演出了一場“把天”的鬧劇。據記載，祀天之時，袁世凱頭戴爵弁，身著十二雲團的大禮服，下著印有千山紋的紫緞裙，陪祭人員禮服的雲團各有等差，下麵一色紫緞裙。袁三拜九叩，與封建帝王無二，隻不過在所用的祀天祝版上改過去皇帝用的“子臣”二字為“代表中華民國國民袁世凱”，其它一切如儀。
政治上的複舊與思想文化上的複古使剛剛度過兩周歲的民國變得光怪陸離、怪象迭出。各級民意機關早已被解散，各地官員傳人用令箭，求見者呈遞手本、履曆。民初被明令禁止的“大人”、“老爺”等稱呼又不絕於耳，綠呢大轎、金鼓牌企。R照執事等前清官員出巡的儀仗又重新派上了用場。辮子雖未明令恢複，但拖辮子者不乏其人，僅在北京參政院中，就有10餘人腦後拖著一條焦幹枯黃的辮子。有人提議恢複諡法，雖未獲通過，但袁世凱在每一位將軍的頭銜上都加了諸如鎮安、靖武、建威之類的“活溢”。孔道會、孔教會等尊孔讀經的團體紛紛成立，沉渣泛起，魔影憧憧。“中國之新命係於孔教”之類的謬說甚囂塵上。參議院中，居然有人呈請恢複科舉。政府的文官考試，竟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類散發著濃烈八股氣味的題目。
複舊、複古與複辟密切相聯。但一班不辨眉眼高低的前清遺老遺少對此發生了誤解，認為袁世凱會還政於清。此前他們視袁為篡政的王莽，恨不得對袁食肉寢皮，這時論調卻為之一變，爭相讚頌袁世凱“才堪應變，忍辱負重，以報故君”，是訓太甲的伊尹，輔成王的周公。但不料袁世凱下令內務部對這種清室複辟的言論和活動“查明辦理”。於是人們漸漸窺出了底蘊，袁世凱既不是什麼伊尹，也不是什麼周公，而是曹操，要帝製自為。於是一般無恥文人、官僚政客便爭先恐後地打起大旗，做袁世凱帝製運動的先鋒，搶擁戴的頭功。1915年8月，先有楊度等入組織了“籌安會”，表麵上是從學術來探討共和與帝製何者適於中國，實際是帝製複辟的輿論和策劃機關。這是幾個文人的組織。繼而9月，又有一批以梁士詒為首的官僚，不甘在擁戴上讓籌安會占盡先機，又組織了一個全國請願聯合會，發動改革國體的請願活動。10月2日，參政院決議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來決定國體，8日，公布了《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此後，便是一連串的鬧劇：各省選舉國民代表、進行國體投票、各省推戴、參政院勸進……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正式表示接受推戴，13日接受百官朝賀，大加封賞。早在9月間就已暗中成立的“大典籌備處”加緊準備。袁世凱下令將1916年定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準備在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
同此前積極擁袁不同，在這場荒誕的帝製鬧劇中，黎元洪表現得甚為消極，不肯與袁世凱合作。1914年6月20日參政院開院，黎元洪以院長的身份出席並發表演說，表示參政院備政府谘詢，“對於政府要盡力輔助，使成個強有力的政府”，又要行使立法職權，代表人民，嚴守共和真締，“一方麵擁護政府，一方麵催促政策之實行”。黎的這段演說大體上代表了他對袁世凱的態度，即隻要袁還維持共和的門麵一就繼續對其表示支持，但袁如果連這個招牌都不要，那就等於挖掉了他這個“首義元勳”的立命安身的根基，黎就不能不三思而後行了。時人張國淦曾記民元、民二年間，“國人多謂項城野心極大，將來必帝製自為，勸黃陂加入反袁。黃陂謂：‘目前國情，以統一及安定民生為主。若全國統一，國會告成，項城如有野心，變更回體，即為違反約法，為國民公敵，不啻自掘墳墓。予當迫隨國人之後，誓死反對。即便於毀家滅身，繼起者亦大有人在，中華民國斷不滅亡’雲雲。”張國淦的記述不免對黎有溢美，因為黎元洪根本沒有“毀家火身”的決心，誓死反對帝製。但黎不讚同帝製，看到了袁世凱帝製自為是自掘墳墓還是無可懷疑的。黎元洪的長子黎重光回憶說，袁世凱曾就帝製事窺探過黎元洪的態度，一次袁向黎元洪說：“近來許多人要我做皇帝，親家，你看怎麼樣？”接著又馬上表白“這些人當然是胡鬧。”黎元洪立即正色對袁世凱說：“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專製，建立共和。親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對得起武昌死難烈士？”此後，袁世凱就不再與黎元洪談論帝製的事情了。
黎元洪不讚成帝製，但又不敢公開反袁，隻能消極抵製、黎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不問政事、辭退本兼各職，不再作袁世凱的政治點綴。擔任參政院長之職後，黎元洪幾次提出辭去參謀總長職務。袁不予批準，但他也不理部務。1915年8月籌安會成立後，在楊度等人的鼓動下，各省抱“從龍”欲望的旅京人士紛紛組織“公民團”，向參政院呈遞改共和為君憲的請願書。看到參政院已不可避免地淪為袁世凱帝製活動的工具，黎元洪決汁辭去參政院長一職，在參政院開院前夕，他正式提出辭職，表示“此次會期，決不到院與聞立法職權範圍外之事。”9月6日，袁世凱派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出席參政院，代表袁宣布關於改革國體的宣言。宣言稱各省關於變更國體的請願“不合時宜”，卻又認為“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就等於說，如果全國人民都擁護帝製，“強迫”袁世凱做皇帝的話，袁不會推辭。黎曾希望喧囂一時的帝製活動不是出自袁世凱的本意，袁或可采取措施禁止帝製複辟的種種鼓吹，但這個宣言使黎元洪的幻想破滅，對袁世凱徹底失去信心。自此之後，他就不再出席參政院會議，並提出辭去副總統、參政院長等職，未獲允準。他又提出回湖北黃陂原籍休養，袁世凱當然不會放虎舊山，也予拒絕。黎元洪知道不可能離開北京，就以瀛台寒冷、不宜夫人養病為理由，請求遷往他處。這時袁世凱手下的親信官僚也認為袁世凱一旦稱帝，大內三海即為新皇宮苑，住著黎元洪這樣一個民國的元勳實在不倫不類，有礙觀瞻，建議袁批準黎的請求。所以黎的這一要求得到允許。袁世凱以10萬元購得北京東城東廠胡同一處大宅，贈給黎元洪，以圖示恩結好。黎元洪遂在9月下旬舉家遷入。此後，他即在東廠胡同宅中“閉戶養屙”，謝絕賓客。對帝製一事不發一言。當10月底袁世凱一手導演的國體投票結束，國體變更已成定局時，黎元洪再次谘文參政院，提出辭雲副總統、參政院長。總參謀長三項職務，宣布從11月份起不再領取副總、統的薪俸與公費，請袁世凱下令裁撤副總統辦公處，遣散衛兵連。這時，因帝製問題，進步黨要人梁啟超等也已與袁分道揚鑣，黎與進步黨人相近，知道進步黨人正在醞釀反袁，袁的帝製短期內必然失敗。為個人的利害而計，也沒有必要力洪憲王朝作無謂的犧牲。況且自己為共和元勳，追隨帝製也為國人所不齒。而帝製失敗，自己或可以清白之身，繼承總統之位，順理成章。權衡了種種利害後，黎終於做出了這種近乎與袁世凱絕決的舉動。黎元洪也知道這樣做會有危險，終日惶惶。孫武來京見黎，黎竟與孫武抱頭痛哭。為了防遭袁世凱的暗算，黎元洪指派他的秘書、留日學生劉鍾秀經常去日本使館打聽袁的動向。但此事不久被袁世凱窺出可疑之處，對劉鍾秀的行動注意起來。一次，劉鍾秀與日本使館的一名官員在一家酒樓中吃酒。日官員把袁的情況寫在紙條上遞給劉鍾秀。但突然發現有軍警包圍了酒樓，進行搜查，劉鍾秀急中生智，忙將字條和酒吞下，才沒有出事。
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凱發布了他接受帝位後的第一道策令，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令文稱：“光複華夏，肇始武昌，追溯締造之基，實賴山林之啟。所有辛亥首義立功人員，勳業偉大，及今彌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將黎元洪建節上遊，號召東南，拱衛中央，艱苦卓絕，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醜贛寧之役，督師防剿，厥功尤偉。照約法第二十七條，特沛榮施，以昭勳烈。黎元洪著冊封武義親王，帶礪山河，與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