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沽名釣譽
為了加強對湖北的控製，黎元洪對內摧殘黨人，對外勾結袁世凱，但他終究不是北洋中人，摧殘與勾結的目的，是“厚勢力於一己”，以湖北為基地，以北洋派和同盟會以外的第三種力量顧盼自雄。因此，黎元洪除了用武力的方法外，還注意營造自己的形象。他打擊湖北黨人不遺餘力，卻與省外的黨人，特別是黨人領袖保持聯係。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後，暫居上海。各地紛紛電請孫中山蒞臨視察，孫中山也準備到各省宣傳民生主義。黎元洪自然不甘落後，他搶先以副總統、湖北都督的身份邀請孫中山訪問武漢。出於對首義軍民的崇敬，孫中山欣然前往。4月9日抵達漢口，馬上又改乘湖鶚號魚雷艦在黎元洪派出的迎接人員陪同下渡江至武昌。是日武漢三鎮張燈結彩，萬人空巷，歡聲雷動，人們爭睹這位革命偉人的豐采。黎元洪率軍政府文武官員恭立門前，脫帽迎候。在當晚舉行的歡迎會上，黎元洪讚譽孫中山功成身退，“功比堯舜”，孫中山也推崇黎元洪是民國首義的“第一偉人”。據報章報道，兩人“雖係初見，情誼極深，均恨相見之晚”，並且“暢談民國建設要政及社會革命之手續。”次日，黎元洪又陪同孫中山憑吊首義之區的發難地和戰場，並主持了湖北軍政各界歡迎會。席間孫中山發表了關於社會革命的演說，然後又由孫中山的隨行人員、前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致詞。胡漢民高度評價了武昌首義請人的功勳：“非有黎副總統之出麵號召，則各省響應，不能如是風起雲湧；又非黎副總統之謹厚，則北軍亦不易於讚助共和。”4月13日，孫中山高鄂去滬。這次訪問給黎元洪增加了政治資本。
黎元洪“顧盼自雄”的姿態引起了國內立憲派的注意。立憲派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政治代表，反對革命，主張實行君主立憲製度。辛亥革命的勝利，宣告了立憲派政治主張的破產，政治威信大為下降。為了東山再起，立憲派又積極活動，企圖與反同盟會的政治勢力聯合。在袁世凱與黎元洪之間，立憲派更傾向黎。他們認為黎元洪“素超然於各黨之外，彼出則可調和各黨派而泯其形跡，入黨者必多。……武昌為首先起義之地，黎為首先起義之人，彼任黨魁，將來握政權名正言順，一側黎之為人極長厚，而行得人心，’…故黎任黨魁，其黨必發達。”出於這一動機，立憲派的統一黨、民國公會、國民協進會、國民黨與孫武、孫發緒等人的民社於5月9日在上海合並為共和黨。
共和黨選舉黎元洪為理事長，張謇、章炳麟等人為理事，湯化龍、劉成禹等54人為幹事，總部設於北京。共和黨成立之日，即電告黎元洪該黨成立的情況及幹部選舉情況。黎元洪迅速回電：元洪何德，謬蒙推舉，兼葭倚玉，且感且慚。尚希排蕩橫流，發揮宏願，監督政府，導正國民，扶顛持危，實共賴之。元洪應為我共和黨諸公之呼萬歲。”“且感且慚”當然是客套話。他並不想當一名掛名的黨魁，因為在首義後並不長的時間內，黎元洪已漸漸悟出，在共和的政治舞台上，政黨是可資利用的一大工具。因而他對理事長一職“盡職盡責”。他曾派人向共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轉達自己的願望，強調“要將本黨所持國家主義宣布，使天下知之，至於對政府一方麵，宜忠告不宜反對。”要求共和黨的幹部對時局要持“穩健”的態度。共和黨的黨略，要得到他的支持才能確定。共和黨內的原民社派中，原有左，右兩翼。左翼民社分子由於對共和黨宗旨不滿，曾醞釀脫離獨立。這時，黎元洪親自出麵進行調停。在民初的政治風潮中，黎元洪以共和黨為依托，儼然一方盟主。
黎元洪也很會迎合人心輿論。臨時政府北遷後，名義上南北統一，但仍有不少省份的軍閥爭城奪地，廝殺不斷，有的地方軍閥招兵買馬，殺氣騰騰，人心對此非常反感。黎元洪善於揣摩民意，經常發出許多迎合民心厭戰厭亂的駢文長電。這些電文既無是非曲直的評說判斷，也無如何解決的主意辦法，隻是四六排聯的堆砌、哀詞淒語的呻吟，常常是千餘言甚至數千言，什麼“三危”、“四亡”、“五哭”、“十害”，名目嚇人。文電的結尾，又一定是“臨穎請命，魂電交馳”、“臨風引領，言與淚俱”、“臨穎雪涕，不知所雲”之類的套語。當時人們並不注意電文的主張如何，隻覺得黎元洪關心民瘓國運，是個好人。因而這些空洞無物的電文為黎元洪爭分不少。殊不知，這些電文後麵卻隱藏著老謀深算的機心。黎元洪於民元四、五月間發出的一組關於“軍民分治”的電文就是如此。
在這些電文中、黎元洪大談軍人柄政會造成“十害”：熒惑政策，督亂方略，其害一；把持賢路，接挽私人，其害二；招募非人，囂然自雄，其害三；恣財贖武，暴斂橫征，其害四；假以軍法，草管人命，其害五；奸淫劫掠，蹂躪地方，其害六；易受鼓惑，動搖政局，其害七；擁兵自重，易生反側，其害八；爭城奪地，內江不止，其害九；割據一方，形同藩鎮，其害十。他認為當時的軍界既無道德心，也無法律心，更無責任心，造成種種險象。而要避免“十害”，就必須實行軍民分治，他表示：“元洪不才，當先率鄂中軍界為天下倡。”
平心而論，黎元洪的軍民分治論不為無見。聯係到其後袁世凱及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禍國殃民的種種逆行，黎元洪幾乎全部言中。如果真能施行，對軍閥專製或多或少會有一些抵製。但又不能不看到，黎元洪這一主張的提出，又有他自己的動機。在軍民分治的口號之下，黎元洪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軍務部，也取消了軍政府，改設都督府與民政府。在原來的軍政府體製下，雖上層中革命黨人已多被排斥，而中下層裏還有黨人任職，取消軍政府，黨人勢力勢在必除，基本上全被趕出。軍務部改為軍務司，已成為毫無實權的承啟機構。民政府的同人以“富於政治經驗”為原則，而按這一標準，倒是前清官員最“富於政治經驗”，黨人也多因出身社會下層、資曆短淺而遭摒除。湖北軍民分治後，黎幾次電請在上海的前清布政使、曾任過護理兩江總督的樊增祥出任湖北民政長。隻是樊決心作遺老，電示“寧死不就”，才改任另一舊官僚劉心源。分治後，正如革命黨人的《民主報》所報道的那樣：“亡清官場之山精海怪一齊出現。”在武昌起義後各省建立的政府中，革命黨人多集中在軍事部門。因而如在全國實行軍民分治，首當其衝、被以分治名義清除的也一定是革命黨人。正因為黎元洪的“軍民分治”論暗含著這樣的殺機，袁世凱才頗感興趣，回電稱對黎元洪的建議“極表同情。參議院開，即當首提此案。”而同盟會都督李烈鈞、譚延闓、胡漢民、柏文蔚則堅決反對。其它一些都督也因擔心自己的權力地位受損而不讚成。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隻好下令緩行。
按時人的記述，黎元洪性情澄爽，樸重端誠，態度衝挹，麵有愉色，使人易於接近，不感拘束。一副“忠厚長者”之相。因而又有“黎菩薩”之稱。但是，隨著他個人地位的鞏固和全國形勢的逆轉，黎元洪卻換了另一副麵孔，摧殘黨人不遺餘力，殘忍凶惡，黨人輿論號之為“屠戶黎元洪”。
湖北軍民分治後，由於黨人遭到傾排，又有“第三次革命”的傳言出現。這時同盟會已在湖北建立支部，原文學社成員多加入同盟會，共和黨也在湖北建立支部，民社並入共和黨，因而政潮多表現為共和黨與同盟會的對立。同盟會員視製六、江光國。膝亞綱原為文學社人，他們對黎元洪的言行憤恨已極，遂暗中聯絡發動，組織“改良政治團”，準備以暴力改變湖北政局，改組都督府，即“第三次革命”。
“三次革命”的傳言，黎元洪及其黨羽也有所聞，他們雖然一時還未得其詳，卻感到這是一次打擊同盟會鎮壓黨人的好機會。因而蓄意製造謠言，推波助瀾，擴大事態，從中再尋找下手之處。所以自6月下旬起，同盟會謀反的飛語流言便在武昌內外不脛而走。在月底黎元洪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共和黨軍界要人指責同盟會派的王憲章、楊玉如因謀私不成，要危害黎元洪、推翻湖北政府，並且稱同盟會擔心在北京“超然內閣”之爭中失敗，派楊玉如回湖北運動軍隊，由王憲章負責。同盟會人起身抗辯，稱共和黨誣陷他人，居心叵測。雙方相爭激烈，最後老拳相向，成為一場毆鬥。會後，同盟會上海機關立即致電黎元洪，指出共和黨製造謠言、有意中傷，同盟會鄂支部還派專人麵見黎元洪，聲明“共和政體一日無顛覆之虞，同盟政黨斷不致有革命之舉。”但黎元洪仍於7月1日、2日宣布武昌戒嚴，並將王憲章的第二鎮統製之職、楊玉如的都督府顧問之職和祝製六的警察學校監學之職免除。17日，黎元洪又據密告，出動大批軍警在閱馬廠同盟會事務所和漢口大賓公館將祝製六、江光國、滕正綱三人抓獲，隨即殺害。事後，黎元洪宣布視製六為“群英會會長”，指控三人“私立機關，假改革政治為名，主持極端破壞”，“罪大惡極”，是“民國寇仇”。並宣布繳獲名冊，但“概不追究。”實際上，黎元洪自17日起至月底，按所謂的名冊捕殺黨人數十名。
在黎元洪的統治下，首義之區的湖北又重新被黑暗籠罩。武昌陰森可怖。“日在大戒嚴中，騷擾迄無寧暑。事皆莫須有之類，殘殺以快私圖。”在這種以“莫須有”為罪名進行的屠殺中，張振武、方維誣殺案尤為典型，震驚一時。
在武昌起義中，“首義三武”名震遐邇。三武即孫武、蔣翊武、張振武。張振武是湖北羅田人，原名堯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加入同盟會，回國後任小學教員，又加入共進會，是共進會的負責人之一。武昌起義中，他是重要的領導人，軍政府成立，他出任軍務部副部長。對於創立革命政權、鞏固革命形勢、擊退清軍的進攻厥功甚偉，貢獻卓著。
張振武又是黨人中思想較為激進的人物。武昌起義時，他反對以黎元洪任都督，認為黎元洪不可能領導革命。黎被舉為都督後，數日內裝聾作啞，不劃一策，張振武又主張將黎斬首，“以揚革命軍威，使一班忠於異族清臣為之膽落。”首義勝利後，在多數黨人陶醉於民主、共和的狂喜之中時，他卻看到了時局正在向逆向發展，認為革命果實有喪失的可能性。他對民國初年政局漸漸被舊勢力把持深為不滿，認為革命黨人舍生破產，換得的隻是“皮毛共和”。在不少場合，他都公開表示要再度革命。一次在公開演說中，張振武甚至大聲疾呼：“革命非數次不成，流血非萬萬人不止。”聽者無不咋舌。
同孫武等一班蛻變的黨人相反，張振武不僅不對黎元洪阿諛投靠，而且十分藐視。據時人回憶，張振武目空一切，態度驕橫，“自己組織衛隊60名，配一色短槍，不論進出，都跟隨護衛。即令進都督府，也是從大門到黎元洪的辦公室，都由他的衛隊加崗。對黎元洪總是橫眉怒目，動輒說：‘我們不把你拉出來，你哪裏有今天！’黎元洪每聽說張振武來了，就有些發抖。”還在陽夏之戰後，張振武即與黎發生了衝突。當時南北和談剛剛開始，張振武向黎元洪建議由他攜銀40萬兩赴滬購買軍火，作為補充。黎元洪允準。張啟程後，孫武受人挑撥，向黎進言，要派幾個可靠之人赴上海，對張振武暗中監視，所購槍械也從嚴檢查。於是，黎元洪連續電催張振武速將槍械發回武昌，並在款項、質量等方麵對張挑剔刁難。張振武一怒之下，將所購軍械的一半撥給了煙台民軍。黎元洪認為這是無政府主義的行為，“應當重辦”。但張振武回鄂後，非但不買黎元洪的帳，反而拍桌怒斥黎元洪：“我們把你拉出來當了大都督，現在已經安富尊榮了，你也清起我們的帳來了！”說罷拂袖而去。可以想象，這樣一位桀騖不馴、對黎元洪深有成見而又有一定警覺的黨人領袖肯定令黎元洪頭痛不已，必欲去之而後快。實際上，群英會事變後，黎元洪就把張振武視為心腹之患，視為對他執掌湖北軍政大權的最大威脅。
但是，除掉張振武，對黎元洪來說也非易事。其一，張振武為首義勳臣，其功甚偉，聲名所播，天下共知，輕易下手，舉措失當，易惹起風潮，與己不利；其二，張振武在湖北軍隊中有相當影響，湖北軍政府成立之初，孫武因傷住院，軍務部由張振武主持，因而在軍中頗有影響。群英會風波後，張振武雖被免去軍務部副部長之職，但仍控製著將校補充團和軍務司護衛隊兩支軍隊。黎元洪幾次試圖遣散或改編這兩支隊伍，都未成功。投鼠忌器，黎元洪不得不三思而行，謹慎從事。為了將張振武從湖北排擠走，黎元洪先用了調虎離山的手段。群英會風潮後不久，黎元洪向袁世凱薦舉張振武任“東三省邊防使”，並同意張率一鎮鄂軍駐紮東北。袁世凱清楚這是黎的“禍水東引”之策，先電示同意，然後又以煙台衝突，恐南軍不服水土等理由電令暫緩出發。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袁世凱當然不會允許這樣一個黨人率一鎮首義之師駐紮在距北洋腹地咫尺之遙的地方。不過對於毫無實權的虛銜，袁世凱並不吝嗇，所以從4月份開始，袁世凱又先後電召“三武”入京。5月26日，張振武與孫武一同北上，到京後，均被任命為總統府軍事顧問。張振武對這一有職無權的差事十分不滿，婉詞拒絕，袁世凱又委其為蒙古屯墾使。這實際上也是個閑曹，但張振武還想作為一番，然而，他為此提出的要求、申請竟如泥牛入海。張振武一氣之下，將委任狀繳回，給袁世凱留書一封，又回到湖北。
張振武回到武漢後，在漢口設立屯墾事務所，月索經費1000元，準備籌組一鎮精兵開赴蒙古。這使黎元洪大為驚慌。本來黎元洪就對張振武心有疑忌，好容易調虎離山，送入北京，卻不料竟又返鄂，而且練兵索餉，顯然是懷有野心，因此對張更加猜嫌。拙於心計的張振武對黎元洪的心思毫無了解，依然拔劍爭功。6月底，因武昌警視廳長顧慶雲被排擠去職。張振武憤恨不平，上書嚴責黎元洪：“明明視的法如弁髦，棄公理如敝展，所謂黜陟予奪一憑大公者，何其顛倒錯亂若是乎？”他還嚴正表示：“但以同患難、共生死之意揆之，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振武對於起義同誌，不能不稍盡維持之責。”這種咄咄逼人的氣勢終於惹起了黎元洪的殺機。據說黎元洪閱此信後，才最後下決心去掉張振武。
黎元洪敢於拿張振武開刀，一個重要的條件是袁世凱的支持。現在雖還沒有充分的材料證明袁世凱直接參與了殺害張振武的事先謀劃，但據此案前前後後黎元洪與袁世凱的密切聯係看，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黎元洪在被任命為參謀總長後，推薦陳宦任次長，代行總長職務，陳也深得袁世凱的信任，遂成為武昌與北京間的牽線人。據稱陳宦曾向黎元洪說過：“三武不去，則副總統無權。若輩起自卒伍下吏，大總統召其來京，寵以高官厚祿，，殊有益於副總統也。”1912年7月上旬，袁世凱的軍事顧間萬廷獻輕車簡從來到武昌，秘密活動數日，幾天後，黎元洪的心腹饒漢祥又北上北京。中間黑幕，不得而知，但極可能與殺害張振武有關。據萬鴻喈的回憶，袁世凱曾致電黎元洪，“略謂黨人中如有囂張之徒，能對付則對付之，否則可開列名單，由他邀其來京處理。”袁世凱所以支持黎元洪打擊迫害黨人，與民初的政治態勢很有關係。在民初的政爭中，袁世凱的政敵是同盟會，但他對首義之區的湖北也時時注目。袁世凱雖然竊據了北京政府，但北洋兵力尚不能達到長江流域，對湖北鞭長莫及。湖北以首義之區，擁有八鎮兵力，舉足輕重，不可小覷。黎元洪政治上擁袁，但還沒有徹底投靠，而且，同盟會也在爭取黎元洪。1912年4月孫中山赴鄂訪問時，就敦請黎元洪作同盟會的協理，黎也未予拒絕。這種情況迫使袁世凱不能不考慮如何使黎元洪入其毅中。而支持黎元洪鎮壓黨人則可收一箭雙雕之效，既打擊了黨人力量，又可使黎元洪與同盟會的關係更為惡化，將黎元洪逼入北洋陣營。
為了穩住張振武，黎元洪還與袁世凱一起設計了一場調和矛盾的假戲。張振武與孫武原本都是共進會領導人，而且交誼契合。但武昌起義後，孫武迅速蛻變，倒向黎元洪，張振武與孫武也漸至交惡，黎元洪及其親信孫發給諸人趁機離間挑撥，推波助瀾，使二人關係幾成水火。黎的目的是使黨人領袖個個陷於孤危之地，從而便於他各個擊破，但在表麵上，他還要維持一種與黨人和衷共濟、一德一心的氣氛，麻痹黨人。7月底，袁世凱派遣劉成禹、鄭萬瞻回鄂，調解孫武與張振武之間的矛盾。劉、鄭二人不明底理，回到武漢後，四處奔走，十分熱心地調停矛盾。經劉、鄭的疏通，孫武與張振武發表了一個《孫武、張振武原無意見之布告》，宣布二人和解。然後，黎元洪又托劉、鄭二人再為他與張振武之間的矛盾調解。劉、鄭又周旋一番，黎、張間似乎也芥蒂全消。胸無城府的張振武在這樣一劑“調和湯”的作用下，真誠地相信了黎元洪，解除了思想上的戒備。這一場假戲落幕後，袁世凱連電張振武，要他速赴京“籌劃”屯墾事宜。張尚猶豫，黎元洪卻極力勸說：“如此機會，千載難逢”，要張振武切莫錯過，並答應保留將校團，贈路費4000元。劉成禹等人也從旁勸說。在這番哄、騙、誘、壓之下，張振武終於允諾進京。
8月8日，張振武到達北京。同行有武昌將校方維等十餘人及隨從、仆役等。8月11日，孫武也來到北京。鄂省革命要人冠蓋京華，對張振武來說，似乎是一個新的開始，他想的是如何在邊睡鎮撫方麵作為一番，因此他上書袁世凱，提出種種籌邊之策，他希望如同在武昌調解他與孫武、黎元洪矛盾那樣調解同盟會與共和黨的關係，因此他又在德昌飯店宴請兩黨要人，主張消除黨見，共維大局，並擬定了一個《調和黨見、政見書》，呼籲“孵化黨爭，眾力合擎，同支大局。重尋白馬之盟，再睹赤兔之兆。”坦直而心計不工的張振武不知道他已陷入了袁、黎精心設計的圈套之中，更不知大禍已近眉睫。
黎元洪認為除張的時機已到，便於8月13日給袁世凱發去密電一封。電文中以“莫須有”的方式給張振武羅織了一大堆罪名：“估權結黨，桀驁自恣。赴滬購槍，吞濁巨款。”煽動將校團參與湖北二次革命。“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昌謀不軌，狼子野心，愈接愈厲。冒政黨之名義，以遂其影射之謀；借報館之榆揚，以掩其凶橫之跡。排解之使，困於道途；防禦之土，疲於晝夜。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要求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係同惡相濟，並已一律處決，以昭炯戒。”電文的最後，黎又采用慣用的“煽情”筆法：“元洪藐然一身，托於諸將士之上，囗茸屍位，撫馭無才，致起義健兒變為罪首，言之赧顏，思之雪涕，獨行踽踽，此恨綿綿。更乞予以處分，以謝張振武九泉之靈，尤為感禱。”袁世凱接電後，立即召集趙秉鈞、馮國璋、段祺瑞、段芝貴等人密商。為了穩妥，袁又電詢黎元洪，前電是否真確。黎元洪接電後，一麵回電確認，一麵派饒漢祥等十餘人趕赴北京，告訴袁世凱鄂軍已作布置，不會因張振武案而生變故，要求“即日行刑”。15日，袁世凱發布捕殺張振武的軍令。
這些密電往返，張振武毫無所知。身臨絕地他還在興致勃勃地四處赴宴會客。15日晚，張振武在六國飯店宴請北方將校。應邀赴宴的北洋軍駐京總司令官段芝貴已將捕張的軍令帶在身上，席未終便借故離去。約晚10時宴會結束，張振武與江西協統馮嗣鴻、參議員時功玖分乘三駕馬車返回旅館。中途遭北洋軍攔阻，張振武被捕。方維則在所居的旅館裏被捕。二人先後被押到軍政執法處。張振武大聲質問執法處長陸建章：“我們究竟犯了什麼罪？你根據什麼法律逮捕我們？”陸將黎元洪密電交給張看，閱後，張振武氣憤已極，連聲說：“胡說！胡說！”陸又把袁世凱的軍令給張振武看，這時張才恍然大悟，這是黎、袁勾結策劃的陰謀。但為時已晚。他隻能恨恨地喊道：“死吧，看你們還能橫行多久！”淩晨一時，張、方二人遇難。
張振武被捕後，與張同行的時功玖、馮嗣鴻立即趕到共和黨總部，告知消息。隨後，又與孫武、鄧玉麟、劉成禹、張伯烈等人趕往軍政執法處，時已淩晨3時。但張、方二人已被行刑。執法處總長陸建章向他們出示了袁世凱捕殺張振武的軍令，眾人驚駭異常。早8時，孫武等人又趕到總統府質問，袁世凱親自接見，對他們說：“這件事我很抱歉，但經過情形諸君當已明了。我是根據黎副總統的來電辦理。我明知道對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會罵我，但我無法能救他的命。”孫武等人隻好忿忿退出。即日，陸軍部複電黎元洪，告之已處死張振武，袁世凱宣布以大將之典禮葬張振武，並贈賻儀3000元。次日，在袁的授意下，黎元洪的密電和袁世凱的軍令在報上全文刊出。袁的軍令雲：、“查張振武既經立功於前，自應始終策勵，以成全之。乃披閱黎副總統電陳各節，竟渝初心，反對建設，破壞共和，以及方維同惡相濟，本大總統一再思維，誠如副總統所謂愛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容忍，何以慰烈士之靈魂？不得已即著步軍統領、軍政執法處總長遵照辦理。”“不得已”與“遵照辦理”兩句是全篇的題眼，將責任完全推給了黎元洪。
張、方案公布，舉國震駭。在共和民主之國僅憑一紙電文而無任何法律程序就將共和元勳處死，不能不令人憤慨，連與張振武積怨甚深的孫武也致電黎元洪說：“夫事不見於南而見於北，振武則死非其地。將與之合，偏與之離，武何堪會逢其時！且未昭信讞，輕置法典，何以執天下之口，適足寒誌士之心。”於是，形成又一場政潮。
受張、方案衝擊最大的是劉成禹、張伯烈等原民社派參議員。張振武不僅與這些人一起從事首義的發動和軍政府的組建活動，而且又同組民社，同入共和黨。現在張無端慘死，其他人不免抱兔死狐悲之成。而且，劉成禹、鄭萬瞻等人剛剛奉命赴武漢調解孫、張和黎張之間的矛盾歸來，似已有皆大歡喜、言歸於好的結局，不料旬月間張振武卻以破壞共和、圖謀不軌罪被殺，顯然黎的謀劃已非一日，他們明明白白地作了黎元洪的工具，受了愚弄。劉、鄭諸人都曾力勸張振武赴京，卻把張送上了斷頭台。無形中背上了“賣友”的嫌疑。如上種種，足令這批人憤怒難已。18日，以張伯烈為首的20名共和黨參議員提出質問案，對黎元洪在密電中對張振武羅織的罪名一一駁斥。譴責袁、黎“口銜刑憲，意為生殺”的行為。19日，在參議院討論質問案時，劉成禹登台演說：“觀政府殺人之手續，隻等於強盜之行為，以冠冕堂皇之民國，而有此以強盜行為戕殺人民之政府，違背約法、破壞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義也，則凡民國起義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捕殺之，任憑其為帝、為王矣！”發言中，劉成禹說到激憤處，不禁痛哭流涕。參議員彭允彝提出應彈劾總理陸征祥和陸軍總長段祺瑞。劉彥則提出，不僅應彈劾陸征祥與段祺瑞，還應彈劾黎元洪：“副總統以空空一電，毫無一句確證之語，徒有昌謀不軌，愈接愈厲之空話。以此種空話可殺張振武，將來即可以此種空話殺百姓。”
這一血案，在同盟會中也激起了劇烈的反應。反映同盟會中激進派觀點的《民權報》於8月18日發表了《討殺張振武者》一文，揭露“黎假袁以殺人，袁假黎以示威。張振武之死於非法，黎元洪主其謀，袁世凱其正凶也。”文章指出“妖氛蔽天，中原將無寧日，吾人以身命血肉購來之共和民國，豈可讓一、二屠夫破壞之，而反加刃於吾人之身耶！愛國健兒，其速起、速起！”他們指出，僅以質問案、電報抗議是不足以對付袁、黎的，“百萬言之錦繡文章，終不如一枝毛瑟。”同盟會領導人黃興於18日、20日兩次致電袁世凱，提出請問，要求“明白宣布，以解群疑”。8月22日，同盟會本部發表啟事，宣布將“暴戾恣睢，擅殺元勳，破壞約法，搖動民國，人神共憤”的黎元洪革去同盟會協理一職，並開除出同盟會。
函電紛馳、詰難群起的局麵將黎元洪置於千夫所指的難堪境地。黎元洪的本意在移禍江東，以袁殺張，自己則不必蒙屠夫之名。但他未料到，袁比他棋高一著，在宣布張、方罪狀時，將他的密電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布。袁世凱的用意也很明白：“你會借刀殺人，我何妨不來一個借刀逼人，逼你黎元洪為我所用。”為了擺脫這種尷尬被動的局麵，黎元洪於8月17日、19日、21日三次通電，申明殺張的理由，開脫自己。在21日的通電中，黎元洪為求得輿論的同情，扮出了一副“揮淚斬馬謖”的麵孔。先是深文周納，開列張振武的“十五大罪狀”，繼之又解釋何以假袁世凱之手殺張、方於北京的“不獲己者三”，以慣用的四六驕句訴說自己的苦衷：“元洪數日以來，躊躇再四，愛功憂亂，五內交索，回腸九轉，慈心百結。寧我負振武，無振武負湖北；寧受負振武罪，無受負天下罪。剖臂療身，決蹯衛命，冒刑除患，實所甘心。……但當為全國奠金匝，不當為個人保鐵券”。然後，又是一番自責；馭將才疏、養癰成患，“洪罪一也’；與張振武本情同骨肉，但“恩深法弛，”竟使首義之士，“忍為罪魁”，“洪罪二也”；民國初建，法權未張，不得已而反經行權，貼人口實，“其罪三也”。在洋洋兩千餘言的電文末尾，黎又拿出了民初軍閥政客慣用的手段——“退避賢路”，實際是以退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