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裏一切都順順當當，沒有壓力，也沒有挑戰。業餘，我讀些閑書——哲學、散文、小說、文史，隻要不深奧的，都讀。當然，也讀些教育書——陶行知、蘇霍姆林斯基，但讀得不深。我喜歡寫作，寫些“輕便”的隨筆。離開那裏前，我出版了兩本散文集，算是對這種“優哉”生活的總結。我甚至不願走出這個小鎮，覺得這種日子很愜意，也很自得。如果2002年我沒有終於走出這個小鎮的話，也許，至今我還在像井底之蛙一樣快樂地生活著。
三
人也許隻有在回憶中才能更好地認識自己，我在回首這段小鎮生活的時候，明顯地發現那時的生活的確類似於“井蛙”。2002年暑假，我走了出來，來到吳江市教科室。說實話，我來到教科室的時候，還以為自己是人才的，但是很快，我就像跳出井口的青蛙一樣，發現原來天有這麼大！我那一點點寫小散文的功夫，我那一篇篇毫無深度的“論文”，能算什麼啊？
吳江的教育科研在全省是有地位的，我坐在那裏，麵對的幾乎是“大山”。我所能夠選擇的，隻有努力！幸運的是，在2002年的暑假，我結識了時任蘇州市副市長的朱永新老師，並一時相交甚密，成為“新教育實驗”早期的熱情推動者。“新教育實驗”給我帶來的震動是巨大的，我因此看到了一片更廣闊的世界。盡管後來，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有所轉移，但“新教育實驗”帶給我的教育情懷，也融入了我的血脈之中。一直到今天，我們汾湖實小把“恒”作為學校的校訓，把“土書”作為學校文化的奠基石，還是帶有濃鬱的“新教育”色彩的。
但是日子很快也變得平凡起來。如果沒有2006年10月份開始深度卷入的“課堂觀察研究”，也許我也會像全國很多科研部門的專家一樣，坐在辦公室編輯雜誌，蜻蜓點水般地訪問學校，提供不痛不癢的谘詢，發表不痛不癢的文章。但深度參與課堂觀察研究，改變了我。2006年10月，我與一線老師走入課堂，用沈正元副局長的話來說，“吳江的課堂觀察揭開了帷幕”。此後的兩年間，白天，我走進學校，與老師們一起觀察課堂，研究課堂，每有所得，輒欣欣然；晚間，在書桌前，記述我能夠記得的每一點故事，梳理我的思考。我起碼留下了30萬字的關於課堂觀察的筆記，在《中國教育學刊》發表了《課堂觀察的基本理念與初步理念》《基於教師主體的課堂觀察的有效開展》，在《江蘇教育》《江蘇教育研究》等刊物井噴式地發表了關於課堂觀察的實踐思考。吳江的課堂觀察在一定的區域內頗具影響，我也算立下汗馬功勞。
白天，我在學校現場；夜晚，我用文字的方式，對這個現場進行省思。久而久之，這竟然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一直帶我離開教科室，帶我來到城區的一所小學擔任黨支部書記，帶我來到今天我所任職的汾湖實驗小學。
市教科室的6年生活，給我帶來了很多。我可以走進那麼多的學校，與那麼多的學校結成關係；我可以有機會接觸到那麼多的高人，與那麼多有學問、有精神追求的高人交往；我可以那麼靜心地閱讀著各種教育書籍，那麼靜心地寫著自己喜歡的文字。這是多麼難得的6年啊。如果我繼續在這裏待下去，也許幾年之後，我會變成一個地道的“學人”。但在2008年的暑假，我又換工作了。
四
當時，我想不到那個我並不情願去的地方，會成為我生命中的重要驛站；也想不到這短暫的一年，會成為我人生中的重要經曆。如果沒有這一年在那裏的探索，也許我也未必有勇氣走進汾湖實驗小學，與年輕的同事們一起開創一所學校的曆史。
我來到的是城區的一所小學，擔任黨支部書記兼副校長。那是一所發展水平相對薄弱的學校。雖然我並不情願去那裏，但一去，馬上就與校長並肩奮鬥。
我知道，我去那裏是擔任書記，分管的是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我看到一些老教師，非常努力，樸實無華，默默耕耘；我也看到一些老教師，傳播著並不十分積極的言論。我能夠理解，當一個人感覺發展的黃金期行將過去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我組織黨員開會，和大家交流：“我們不要求每個老教師，在專業發展方麵能夠走多遠，但你們決不能勸別人跟著消極！世界上還不存在這樣的一個人，在他回顧一事無成的一生時會說‘幸虧那時候，某某某，勸我消極’。沒有人會感謝一個曾經勸他消極的人。我的要求很低，哪怕我自己不算努力，但決不勸說別人消極！”現在，我離開那裏已經五年多了，我知道他們中間至今還有人與我的這個觀點共鳴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