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大學
1925年，當我正在從事無人照管的兒童的工作時，維也納市建立了一所新的教育學院，名叫教育專科學院。這個學院與維也納大學有鬆散的聯係。學院是獨立的，但其學生除了要上學院的課外，還要學習維也納大學的課程。大學裏的一些課程是學院規定的必修課，其他課程則由學生選修。這個新學院的目的是促進和支持維也納當時正在進行的中小學改革，而且也招收一些社會工作者作為學生，我便是其中之一。我的一些終生好友如弗裏茨·科爾勃和羅伯特·拉梅爾也是，我曾和他們倆進行過許多引人入勝的討論。
這就意味著我們作為社會工作者的短暫時期結束之後，不得不放棄我們的工作。但我們熱心於學校的改革，熱心於學習——即使我們教育無人照管的兒童的經驗使我們其中一些人對我們不得不囫圇吞下的大量教育理論產生了懷疑。這些理論主要來自美國和德國。
從個人的和智力發展的觀點來看，在學院的這些年對我是最有意義的，因為在那裏我結識了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同學，並且是我工作的最嚴格的鑒定人之一。從那時起，她就同我一道工作，在工作中，她至少和我一樣努力發奮。確實，如果沒有她，我的許多工作是決不會完成的。
我在教育專科學院的這些年進行了研究、閱讀和寫作——但是沒有發表。那是我學校教學的最初幾年。在這幾年中，我始終為一組同學舉辦討論會，這些討論會都很好，盡管在那時我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不正式的，而是在我們徒步旅行、滑雪或在多瑙河的江心島度假時進行的。在學院裏，我從我的老師那兒學到的東西幾乎是微乎其微的，但卻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卡爾·布勒那裏得益匪淺。
我除了給討論會上課外，還要非正式地為我的同學應付我們必須進行的無數次考試中的一些考試做準備。其中心理學考試是由布勒安排的。後來他告訴我，這是他曾考核過的準備得最充分的一批學生。那時布勒剛受聘來維也納講授心理學，而就在那時，他的《兒童的智力發展》一書就已享有盛名了。他也是最初的格式塔心理學家之一。對我的未來發展最重要的是他關於語言的三個水平或三種功能的理論符號功能或發放功能，以及更高水平上的描述功能。他解釋說：那兩個較低水平的功能對於人類和動物語言來說是共同的，並且總是存在的，而第三個功能則僅僅是人類語言所特有的，並且有時甚至在人類語言中也不存在。
由於許多原因，這個理論對我很重要。它肯定了我的觀點，即認為藝術是自我表現的理論是空洞的。它導致我後來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藝術是“交往”的理論同樣是空洞的，因為這兩種功能都微不足道地存在於一切語言中，甚至在動物的語言中。它導致我堅定了我的“客觀主義者的”態度，而且它導致我——幾年以後——以我所稱的論證功能去補充布勒的三種功能。我認為語言的論證功能尤其重要，因為我把論證功能看作是一切批判思維的基礎。
在教育專科學院的第二年，由卡爾·波拉尼介紹我結識了海因裏希·貢佩爾茨教授。海因裏希·貢佩爾茨是提奧多·貢佩爾茨的兒子。像他的父親一樣，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希臘學者，並且對認識論也極感興趣。他是我僅遇到過的第二位專業哲學家，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大學的哲學教師。在這之前，我已結識了尤利葉斯·克拉夫特，後來他成了法蘭克福的一位哲學和社會學教師；我和他的友誼一直保持到1960年他去世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