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隨站在前列的偉大藝術家而前進的理論不隻是一個神話，它導致了派係和壓力集團的形成，這些集團加上它們的宣傳機器幾乎類似一個政治黨派或教會宗派。
人們公認的是，在瓦格納之前就有一些派係存在。但並沒有什麼瓦格納派：一個壓力集團，一個黨，一個有儀式的教會。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將不再多講了，因為尼采對這點談得更好。
我在勳伯格的私人音樂會階會附近地區看到這樣一些事情。勳伯格開始被看作瓦格納派，就像他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一段時間後，他的問題以及他的學派裏的許多成員的問題成了像他們中間一個人在一次講演中說的那樣：“我們怎樣才能接替瓦格納呢？”或甚至“我們怎樣才能接替在我們之中的瓦格納殘存者呢”？再後來便成了：“我們怎樣才能夠仍然站在所有人的前麵，並且甚至不斷地接替我們自己呢？”然而我感到要站在自己時代前麵的意誌與為音樂服務毫不相幹，也與真正獻身於一個人自己的事業毫不相幹。
安東·馮·韋伯恩是一個例外。他是一個有獻身精神的音樂家，並且是一個樸素的、討人喜愛的人。但他卻是在自我表現的哲學學說中成長起來的，並且決不懷疑它的真理性。有一次他告訴我他是如何寫他的《樂隊曲》的：他僅僅聽到了傳入耳中的聲音，他就把它們寫下來；當聲音不再傳來時，他就停下來了。他說這是對他的樂曲的最簡要的說明。任何人都不能夠懷疑他的心地純潔，但是在他樸實的樂曲中，找不到太多的音樂。
要寫一部偉大作品的雄心也許有點意義；這種雄心可能確實有助於創造一部偉大作品，盡管許多偉大作品的產生並無任何雄心，除了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外。但是要創作站在時代前列並且寧願不會很快就得到理解——使盡可能多的人感到震驚——的作品的雄心與藝術毫不相幹。即使許多藝術評論家已鼓勵並且推廣了這種態度。
我認為，時髦在藝術中如同在許多其他領域中一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應該是明顯的：那些不僅是自己的藝術領域的大師，而且具有獨創性天賦的極少數藝術家很少急於趕時髦，並且決不想做時髦的領袖。不管是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還是莫紮特、舒伯特，在音樂方麵都沒有創造新的時髦或“風格”。然而，有一個人這樣做了，這就是卡爾·菲利普·伊曼紐爾·巴赫，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有才能和有魅力的音樂家——而創意曲的獨創性卻比偉大的大師要差、這對於所有的時髦都是適用的，包括原始主義的時髦——雖然原始主義也許部分是以對簡單性的偏愛為動機的，而且叔本華有一段極為明智的評論：“在一切藝術中……簡單性是基本的……至少忽視它總是危險的。”我認為他的意思是要力求簡單性，尤其是我們在偉大的作曲家的主題中發現的那種簡單性。正如我們可以在例如《閨房》中所看到的那樣，最後的結果可能是複雜的；但莫紮特仍然能夠驕傲地回答約瑟夫皇帝，樂曲中沒有一個音符是多餘的。
但是雖然時髦也許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新的風格可能出現，我們還是應該蔑視趕時髦的企圖。這應該是明顯的：“現代派”——那種犧牲一切代價都要標新立異，都要站在時代前列，要寫出“未來的藝術作品”的願望——與藝術家應當重視並且應當努力創造的事情毫不相幹。
藝術中的曆史決定論恰恰是一個錯誤。但是人們到處都可以找到它。甚至在哲學中，人們也聽到哲學探討的新風格，或者“新鍵的哲學”——仿佛重要的是琴鍵而不是演奏曲子，仿佛重要的是琴鍵的新舊。
當然我並不是指責某個試圖說出一些新東西的藝術家或音樂家。我真正要指責的是許多“現代派”喜樂家，他們不熱愛偉大的音樂——偉大的大師以及他們非凡的作品，也許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最偉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