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這種機製怎樣在我身上奏效，而且我感到可怕。我也看到它如何在其他人身上，尤其是我的一些共產黨朋友們身上奏效。而且這一經驗使我能夠理解後來的許多事情，否則，那些事情我本來是不會理解的。
我不加批判地教條地接受了一種危險的信念。這種反應首先使我成為一個懷疑論者，接著又導致我在很短一段時間內反對一切理性主義。
在我滿17歲的時候，我變成了一個反曆史決定論者。我認識到這種信念的教條的性質及其難以置信的智力狂妄。狂妄地稱自己為這樣一種知識，這種知識使得為了一種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教條，或為了一種結束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而不惜冒他人生命的危險成為義務，這是可怕的事情。這利於一個知識分子，對於一個能夠閱讀和思考的人來說是特別糟糕的。掉進這樣的陷阱是非常令人沮喪的。
一旦我批判地看待曆史決定論，它的差距、漏洞及其不一致就變得顯而易見了。就以暴力為主要觀點的無產階級專政而論：誰是無產階級？是列寧、托洛茨基還是其他領導人嗎？共產黨人從來沒有成為多數。他們甚至在工廠的工人中也沒有掌握多數。在奧地利，當然他們是非常小的少數。顯然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樣。
在我花費幾年時間的研究之後，我才有信心覺得我掌握了曆史決定論的核心。它是由一種曆史預言所組成，這種預言又與不言而喻地訴諸以下的道德準則結合在一起：幫助實現不可避免的事！盡管這樣，我不打算發表我對曆史決定論的批評，因為在奧地利，反馬克思主義幾乎與那些後來被稱為法西斯主義的獨裁主義運動是一回事。當然我向我的朋友談了這個問題。但是直到16年之後即1935年，我才開始寫作有關曆史決定論的文章，並打算發表我寫的東西。結果兩本書在1935年與1943年間問世了——《曆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但是，在我現在所說的那個時候，引起我反感的一件事是我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朋友和同學的自以為是，他們幾乎認為他們是工人階級未來的領導者是理所當然的。我知道，他們並沒有特殊的天資。他們能有發言權的就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文獻有所了解——甚至並不透徹，當然談不上批判的態度。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對體力勞動者的生活比我了解得更少。我對這種態度反應強烈。我感到我們在能夠學習這一點上享有特權——實際上並非理應如此——我決心努力成為一個體力勞動者。我也決心永不追求政黨政治方麵的任何影響。
事實上，我有幾次努力想成為一個體力勞動者。我的第二次努力失敗了，因為我沒有夜以繼日持續不斷地用鶴嘴鋤去挖混凝土路麵所需的體力。我最後的努力是成為一個家具木工。這項工作在體力上要求不高，但麻煩的是一些引起我興趣的思辨想法幹擾了我的工作。
也許這是談論我是何等欽佩維也納的工人和他們的偉大運動——由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的地方，盡管我認為他們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持有的曆史決定論是致命的錯誤。他們的領導人能夠用對他們所負使命的不可思議的信仰激勵他們，他們相信這種使命正是全人類的解放。雖然社會民主運動主要是無神論的，但是整個運動受到隻能被說成是一種狂熱的宗教式的和人道主義的信仰的鼓舞。它是這樣一種工人運動：工人們教育自我因而完成他們的“曆史使命”，解放自己因而幫助解放全人類，而首先是要結束戰爭。許多工人，年輕的和年老的，利用他們有限的業餘時間上補習課，或者上“人民大學”。他們不僅對自我教育，而且對教育他們的子女和改善居住條件都懷著濃厚的興趣。那是一個令人佩服的計劃。在他們的生活中也許有時顯示出有點一本正經，他們用登山代替酗酒，用古典音樂代替搖擺舞音樂，用嚴肅讀物代替驚險小說。這些活動都是和平的，而阻是在受到法西斯和潛在內戰毒害的氣氛中進行的；同時最不幸的也是在受到工人領導者的那種重複而混亂的威脅的氣氛中進行的，他們威脅說，他們要放棄民主的方法，要訴諸暴力——曆史決定論模棱兩可的態度的一份遺產；這個偉大的運動以及它之遭到法西斯主義的悲劇性破壞給英國和美國的某些觀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甚至在我擯棄曆史決定論以後，我還做了幾年社會主義者；並且如果社會主義有可能與個人自由相結合，那麼我仍然是個傳統的社會主義者。因為沒有什麼能比在一個平等的社會中過著一種樸素、簡單而自由的生活更好的了。我花了一些時間才認識到這不過是一個美好的夢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認識到試圖實現平等就會使自由受到危險；如果喪失了自由，那麼在不自由者當中甚至不可能有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