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曆史決定論的邂逅是我智力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它給了我許多永遠忘不了的教訓。它教給了我蘇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無所知。”它使我成為一個可錯論者，它使我銘記智力上謙虛的價值；並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識到教條思維和批判思維之間的區別。與這個邂逅相比，我與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個人心理學”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有些類似模式的邂逅——大約是同時發生的——的重要性就比較次要了。
回顧那年我驚奇地感到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影響一個人智力發展的事情竟會如此之多。因為在同時我知道愛因斯坦，這對我思想的影響成為支配性的。從長遠來看，也許是所有影響中最重要的。1919年5月，愛因斯坦關於日食的預言被兩個英國探測隊成功地驗證了。由於這些驗證，一個新的引力理論和一門新的宇宙學，不僅僅作為一種可能性，而且作為對牛頓引力理論的一次真正的改革——更好地接近真理——突然出現了。
愛因斯坦在維也納作了一次講演，我聆聽了這次講演；但是我隻記得我感到眼花繚亂。這件事完全超出我的理解力以外。我一直受到一種把牛頓力學和麥克斯韋電動力學作為不容置疑的真理一並接受的氣氛的熏陶。甚至馬赫在他的《力學的科學》一書中雖然批判了牛頓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的理論，但還是保留了牛頓定律——包括慣性定律，他為這個定律提供了一個新的引人入勝的闡釋。他盡管考慮到一種非牛頓理論的可能性，但卻認為在我們開始著手這種理論之前，必須等待新的經驗，而這種新經驗也許會來自新物理學或天文學關於空間區域的知識，那種空間區域中容納了比我們太陽係中所能發現的更迅速更複雜的運動。赫茲的力學除了對它的描述以外，也沒有背離牛頓力學。
對牛頓力學真理性的一般假定當然是它的驚人成功的結果，海王星的發現是成功的頂點。這個成功給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為牛頓力學反複地糾正了它打算說明的經驗材料。然而盡管如此，愛因斯坦還是設法提出了一個真正可供選擇的理論，並且看來是一個更好的理論，而並沒有去等待新的經驗。像牛頓自己一樣，他在我們太陽係內預見到了一些新的效應。並且其中某些預見在檢驗時，已證明是成功的。
幸運的是，一位出色的學數學的年輕學生馬克斯·艾爾斯坦向我介紹了這些思想，他是我的一個朋友，於1922年去世，死的時候隻有21歲。他不是一個實證主義者，所以他強調愛因斯坦理論的客觀方麵：場論的探討；電動力學、力學以及它們的新聯係；關於新宇宙學的驚人的思想——一個有限而又無邊的宇宙。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向這樣一個事實，即：愛因斯坦自己把牛頓理論看作非常接近事實的理論，是支持他的理論的一個重要證據；而且愛因斯坦雖然確信他的理論比牛頓理論更接近事實，但他把自己的理論僅僅看作是走向更普遍的理論的一步；而且甚至在日食的觀察之前，赫爾曼·韋爾就已經出版了一本書，在這本書裏提出了一個比愛因斯坦的理論更普遍、更包羅萬象的理論。
無疑，愛因斯坦把這一切，特別是自己的理論都銘記在心，因為他在另一處寫道：“任何物理理論都不會獲得比這更好的命運了。即一個理論本身指出創立一個更為全麵的理論的道路，而在這個更為全麵的理論中，原來的理論作為一個極限情況繼續存在一下去。”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愛因斯坦本人的明確的陳述：如果他的理論在某此檢驗中遭受失敗，那麼他就認為他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例如，他因此寫道：“如果由於引力勢的光譜線紅移不存在的話，那麼廣義相對論就站不住腳。”
這種態度與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條態度絕然不同，與他們追隨者的教條態度就更不同了。愛因斯坦那時正在尋找判決性實驗，判決性實驗與他的預見一致根本不會證實他的理論；而不一致的話，正如他第一個強調的，會表明他的理論站不住腳。
我感到這才是真正的科學態度。它與那種經常聲稱要為他喜愛的理論尋找“證實”的教條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於1919年未，我得出了一個結論：科學的態度就是批判的態度，這種態度並不去尋找證實，而是去尋找判決性的檢驗；這些檢驗能反駁被檢驗的理論，雖然這些檢驗決不能證實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