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關鍵性的一年
在可怕的戰爭的最後幾年中，可能是1917年，正當我遭受一場大病折磨的時候，我非常清楚地認識到，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確信的是什麼：在我們一些著名的奧地利中學裏，我們正在驚人地浪費看我們的光陰，盡管我們的老師受過很好的教育，而且都盡全力使學校成為世界上第一流的。他們教的許多東西是極其令人厭煩的——幾小時、幾小時毫無希望地折磨——對我來說已經不新鮮了。學校裏隻有一個科目，我們有一位有趣的、真正鼓舞人心的老師。這門科目就是數學，而這位老師的名字叫菲利普·弗洛伊德。然而，當我病了兩個多月之後返校的時候，我發現我們班幾乎沒有任何進展，甚至數學課也是如此。這是件使人恍然大悟的事：它使我渴望離開學校。
奧地利帝國的崩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惡果，饑謹，維也納的饑謹騷亂，以及無法控製的通貨膨脹，這些常常為人們所描述。它們摧毀了我在其中成長的世界；在那裏開始了時冷時熱的內戰，這場內戰以希特勒入侵奧地利告終，而這一入侵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剛過16歲，革命激勵我進行自己的個人革命，1918年未，我決定離校自學。我進了維也納大學，在那裏我開始是一名沒有學籍的學生，因為我沒有參加入學考試，直到1922年我才成為一名有學籍的學生。那裏沒有獎學金，但是入大學的費用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每一個學生都可以聽任何一門課程。
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雖然不僅是政治動亂。在宣告奧地利共和國成立之際，當士兵們開始向聚集在通向議會大樓台階頂上的臨時政府成員們開槍射擊時，我離得很近，近得可以聽到子彈的呼嘯聲。那時候缺吃少穿，大多數人隻買得起適合民用的被丟棄的軍服。我們很少有人認真考慮過職業問題——沒有職業。我們學習並不是為了謀求一個職業，而是為了研究。我們研究和討論政治。
那時有三大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兩個反社會主義的政黨，即日耳曼民族黨以及一個實際上是羅馬天主教黨，雖然這個黨是反社會主義的，卻自稱為“基督教的”和“社會的”。還有一個為數不多的共產黨。那時我是中學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的會員，而且出席他們的會議。我也出席社會主義大學生的會議。這些會議的講演人有時屬於社會民主黨，有時屬於共產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在那時是十分相似的，而且他們全都正確地詳細講述了戰爭的恐怖。共產黨人聲稱他們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結束戰爭證明了他們在俄羅斯的和平主義。他們說，他們首先維護的是和平。在那特定的時刻他們爭取的不僅是和平，而且至少在他們的宣傳中，也反對所有“不必要的”暴力。有一段時間，我對共產黨人表示懷疑，主要是因為我的朋友昂特曾經告訴過我有關他們的情況。但是1919年春，我和幾個朋友一起被他們的宣傳說服了。大約有兩三個月，我甚至認為我自己已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我很快就擺脫了這種著魔狀態。使我首先轉而對當時的共產主義持有異議，並且很快導致我完全脫離曆史決定論的事件是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這個事件發生在我17歲生日前不久。在維也納，一些手無寸鐵的青年社會主義者受到共產黨人的鼓動，企圖幫助一些被關在維也納中央警察局的共產黨人逃跑，在他們舉行示威遊行時，突然發生了射擊。好幾個青年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工人被槍殺了。我因警察的暴行，也因我自己而感到恐怖和震驚。因為我感到，作為一個曆史決定論者，我對這場悲劇要承擔部分責任——至少在原則上。曆史決定論的理論要求，為了加速社會主義的到來必須加強階級鬥爭。它的論點是：雖然革命可能帶來一些犧牲，然而，資本主義正在帶來比整個社會主義革命更多的犧牲。
這就是曆史決定論的一部分。我當時不禁自問：這種計算是否能夠得到“科學”的支持。這整個的經曆，見其是這個問題使我產生了終生的感情突變。
曆史決定論是一種信念，這種信念允諾帶來一個更好的世界。它聲稱基於知識——曆史發展規律的知識。我仍然希望有一個更好的世界，一個較少暴力和更多正義的世界，但是我懷疑我是否真正知道——我所認為的知識是否不僅僅是自以為是，當然，我讀過一些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我已經真正理解了嗎？我批判地考察過它嗎？正如任何一個人在他接受以某種遙遠的目的來為它的手段辯護的信念之前都應該做的那樣。
使我震驚的是：我自己不得不承認，我不僅有點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個複雜的理論，而且在實際上我也在這個理論中以及實踐中發現了不少錯誤的東西、但是我克製了這一點——部分是出自對朋友的忠誠，部分是出自對‘享業”的忠誠，部分是因為有一個使一個人越陷越深的機製：一個人一旦在次要的問題上犧性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願意輕易放棄它；他希望通過使自己確信那事業在根本上是善的來為這種自我犧牲辯護，這個事業在價值上要超過任何可能需要的一點道德的或理智的妥協。隨著每一次這種道德或理智的犧性，一個人就越陷越深、一個人樂於用進一步的投資來收回自己對事業的道德或理智的投資。如同在虧損之後急於投入資金以求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