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有關“誠實”、“信用”、“仁義”、“謙讓”、“不貪”等等道德勸戒，不僅對於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為人處世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雄才大略的企業家也極具吸引力。原因就在於企業家一旦在人們麵前樹立了令人心悅誠服的道德形象，他就擁有了無法用金錢去衡量的“聲譽資本”，聲譽之於企業家猶如商標之於企業一樣重要。郭鶴年代表了整個郭氏企業集團，他個人的聲譽與形象也就是整個郭氏集團的聲譽與形象。憑借這無形的資本，他便能贏得商界和政界的許多朋友和夥伴，與他們長久合作，使公司下屬和職員效忠於他，從而獲得穩定和長久的商業利益。通過道德行為和力量積累的“聲譽資本”，無論對於傳統式的小規模經營還是現代化大公司的經營都是不可缺少的。並且，公司規模越大，企業家的道德品質和形象就愈加重要。相對於現代管理方法和技術來說，郭鶴年所強調的道德品質和路線，實際上構成了他整個經營管理過程中的真正“軟件”部分，它不依具體的管理技術和形式為轉移。作為儒商大師的郭鶴年可謂深諳此道，在大力采用西方現代管理方法的同時，極力推崇儒家文化的道德觀和價值觀，身體力行，始終不渝，這來自中西兩方麵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構成了郭氏企業王國蓬勃發展的重要源泉。
三、深謀遠慮，放眼全局
注重長遠目標，反對急功近利。放眼全局，謀求長遠的戰略目標，這是企業經營中的一條重要法則。實現戰略目標往往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不僅需要付出艱巨的努力，還要具備各種各樣的主客觀條件，很難一蹴而就。
製定長遠目標是一種戰略，為了使長遠目標得以實現，也需要一係列戰略構想。因而深謀遠慮、放眼全局，便成了戰略要求的基本原則。這也是兵家製敵決勝的要旨之一。長遠性、全局性的原則，在軍事上體現為“小利不趨，小患不避”，即“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不論行軍作戰，還是創業經商，都應目光長遠，不過於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時一事的成敗。這種思想，郭鶴年可謂心神領會，並充分運用於他的經營戰略中。
郭鶴年曾經說過：“我能擁有的一切，隻不過是貿易自然擴展的現象。”此話可以理解為郭鶴年對自己所獲得成就的一種自謙，但也可以理解為在正常情況下，任何一個企業家的成功都是順應經濟的自然增長趨勢，敏銳地追逐和捕捉增加財富的絕好機會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周圍的經濟環境能提供的致富機會，並使其蘊含的潛在利益全部被挖掘擴展出來。這就要求企業家具備審時度勢、先人一步的戰略眼光和與之相配的魄力和信心。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強調企業家的職能在於創新，在於重新組合現存的生產要素。而創新的核心條件是率先發現要素重組的經濟機會與可能性，並做出有關這方麵的戰略決策。對此郭鶴年深有體會地說：“我深信，在每一個人的生命曆程中，他都要遇到好運氣和壞運氣。當好運氣敲他的門時，他必須能夠認出它並用雙手把它抓牢。”“要順應時代潮流。……要使自己保持高度敏銳的警覺，一看到機會，就要抓住。如有十個機會，你抓住了七八個，你就成功了。”
郭氏商業王國從形成到發展經曆了幾個重要階段，在每個階段上的戰略選擇具有極為關鍵的意義。
首先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郭鶴年說服其家族成員將郭氏兄弟公司的幾乎全部資產投向煉糖業。雖說郭氏兄弟公司從50年代起就經營食糖，但家族中無人懂得煉糖業務。郭鶴年敏銳地觀察到：馬來西亞獨立之後麵臨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如何依靠國內的力量保持和發展生活必需品的自給，糖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項。另外一個對選擇煉糖有利的因素是自馬來西亞獨立起郭鶴年便積極擴展民天有限公司在國內的商品分銷網，巨大而便利的銷售網對保證煉糖規模及其擴大是必不可少的。盡管如此，將家族的幾乎全部財產投一個陌生的行業畢竟充滿各種風險。但事後表明郭鶴年的建議是富有遠見卓識的。1960年郭鶴年成立馬來西亞糖廠，其生產規模不斷擴大，迅速彌補了英國商人撤出馬來西亞食糖市場留下的空缺。由糖的銷售到糖的製造，是郭氏家族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標誌著郭氏兄弟公司開始擺脫傳統的家族生意，朝現代大企業轉型。
隨著國內市場占有率的提高和煉糖產量的迅速擴大，糖王郭鶴年順勢采取了兩大經營舉措：一是積極參與國際商品期貨市場的角逐，通過糖的期貨貿易迅速積累資本；二是組建玻璃市種植有限公司，先後在馬來西亞、印尼租用大片土地，開墾甘蔗種植園。至此，一個龐大的糖業王國確立了起來。
由糖的銷售到提煉、甘蔗種植，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看，是一種後向型垂直一體化的戰略，其益處主要是節省交易費用和享受規模經濟。這種戰略尤其適合於產品需求受到保護且穩定增長的場合。馬來西亞政府在獨立後製訂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提倡大力發展國內民族工業，對一些新興工業實行包括免稅在內的優惠和鼓勵。由郭氏集團領導的馬來西亞糖廠和玻璃市種植公司都屬於受保護和鼓勵的新興工業。這使得郭鶴年經營的糖業不僅迅速彌補了國內食糖供應之不足，而且捷足先登地占領了國內的大部分食糖市場。
進入70年代，高瞻遠矚的郭鶴年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戰略特征是由過去的垂直一體化為主轉向多元化和國際化並重。
多元化和國際化是戰後發達國家大型企業廣泛采用的一種經營戰略。前者通過經營多種不同的產品實現投資風險的分散化並享受一定的範圍經濟。當企業資產規模變得十分巨大時，僅投資於單一產品的市場風險便會相應地增大，此時將資產適度分散在不同的領域是有利可圖的。國際化則有助於廣泛利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資源特點及相對優勢，最大限度地謀求這些國家和地區所提供的贏利機會。
在郭鶴年創業早期，多元化經營已初見端倪。除經營糖業外，郭氏集團也涉足麵粉業、食用油提煉、航運及木材業等。但真正大規模進行多元化經營還是始於70年代。標誌之一是1971年率先在新加坡建造第一家豪華型大酒家即“香格裏拉”。新加坡利用其天然的地理優勢大力發展自由貿易區，經濟增長迅速，旅遊業方興未艾，在此背景下發展與旅遊業密切相關的酒店業必有光明的前景。郭鶴年洞燭先機抓住了這個機遇，並充分加以利用。事實上，等到郭氏的酒店業發展成為一個跨國性的連鎖集團之後，其他商人才步其後塵，以圖在此厚利中分一杯羹。多元化經營的標誌之二是1972年郭氏集團在大馬新山市創辦彩虹有限公司，正式躋身於當今超級富豪所熱衷不已的房地產業。郭氏集團目前是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最大的地產開發商之一，近年來業務範圍進一步擴展到加拿大、菲律賓和中國。
多元化經營過程實際上也是郭氏集團不斷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五六十年代郭鶴年主要限於馬來西亞境內謀求產業的發展。隨著新加坡的崛起，郭氏集團的總部隨之遷往新加坡。1974年，郭鶴年又決定到香港發展，並很快成立嘉裏集團有限公司。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香港日益成為遠東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加之法律健全、稅率低、政府幹預少，尤其是作為與中國發展經貿聯係的前沿窗口，對商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郭鶴年又一次將總部遷往香港。現在香港的雜誌如《資本家》、《資本》已習慣於把郭鶴年視為香港巨商，列入香港富豪排名榜。今日郭鶴年所領導的企業集團已非限於一隅的區域性企業，而是雄視一方、縱橫世界商場的國際性大企業。他的企業版圖，不僅衝出了馬來西亞，而且超越了東南亞的範圍，其目標是全球的業務。他走向世界的步伐一直在持續中，不斷發起新的衝擊，不斷取得新的業績，已經擴展到遙遠的法國、加拿大、智利等國。在馬來西亞，真正稱得上國際性企業家的，可能隻有郭鶴年。即使在全世界的華人實業界中，像郭氏公司這樣的世界性超級集團，也是寥若晨星。
有評論家稱郭鶴年是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說的是商人投資最怕犯忌，而郭鶴年的投資決策常常是敢於犯忌。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郭鶴年戰略決策的特征，值得研究。
許多國外商人恪守這樣兩條投資禁忌：一是不宜到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投資，因為他們認為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缺乏法律保護；二是政局不穩的國家和地區不宜投資。郭鶴年偏偏敢於觸犯這兩條投資禁忌，結果卻獲得了異乎尋常的成功。這方麵最好的例子：一是80年代中期郭鶴年與中國經貿部洽談合資興建北京香格裏拉酒店和隨後的北京國貿中心。郭鶴年1993年在接受香港《大公報》記者采訪時曾透露：在開始與中國洽談合作項目時，困難重重，前景黯淡，但他沒有泄氣，認準了目標就一直往前衝，不惜六七年收獲期的等待。即使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外商紛紛撤走投資時，郭鶴年也絲毫沒有動搖過投資的決心。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前，郭鶴年就發表演講說：“中國在約12年的短時間內，在國內大部分的地區取得驚人的經濟改革。今天的中國在衣、食、住、行方麵，已在衣和食中取得大幅度進展，目前仍有待改善的是人民的居住問題，然後是交通和通訊等基本設施的建設工作。……西方國家看來對中國的問題缺乏耐心，西方新聞媒介甚至對中國的行為和政策作出諸多批評。……我常到中國大小城鎮走動，我發現中國人民是聰明、開通和可信賴的。……我深信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如今他在中國投資的項目越來越多，區域越來越廣，截至1995年，中國已成為郭氏集團投資最多的地區，總投資已近20億美元。主要集中在酒店及物業、糧油加工業和飲料業。其中已建成的包括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城市的近10家香格裏拉酒店和眾多商住樓宇、7個食油、飼料加工廠和4個可口可樂廠，此外，還有許多酒店、商住樓、可口可樂廠在建設中。這都說明了郭鶴年對中國發展的信心。二是在80年代香港前景飄渺不定、資本紛紛撤離時大舉投資香港的房地產等等，收效甚豐。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後，香港的一些企業家又有點人心浮動。郭鶴年發表談話說：“麵對‘九七’，沒有什麼擔心，……我有這個信心。當然也會有些矛盾和問題，一部分香港人不喜歡啦，這一定有。人的社會，不可能天天像今天的天氣這麼好，總有下雨打雷的日子。香港‘九七’後一定好過‘九七’以前，這句話也是自然的，因為全世界一天天好起來，都在進步。……香港的前途是很好的，有希望的。三是90年代初對菲律賓的投資。1989年12月菲律賓政府發生改變，局勢動蕩不安。像前兩例一樣，郭鶴年在外資裹足不前的時候，大舉進軍，專門成立郭氏菲律賓產業國際公司，積極擴展業務，在菲興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香格裏拉酒店、購物中心和住宅樓等等。這些投資現已逐漸進入了收獲期。
所謂的投資禁忌向來隻是平庸商人恪守的教條。對於郭鶴年這樣的企業戰略家來說，並不存在什麼永恒不變的商業禁忌。郭鶴年的成功主要在於他經常能審時度勢，洞察秋毫，同時又具有幹練果斷的魄力和不可動搖的信心與勇氣。對於無希望獲利的投資，他會采取壯士斷腕的行動；對於有潛能的投資，則不計一時之得失，采取“一直向前衝”的戰略。敢於犯禁恰好反映了他獨具慧眼、深謀遠慮的卓越才能。他自己這樣說：“眼光要準，行動要快，魄力要強，一選擇就幹到底，不要輕易承認失敗，不要怕冒風險，下了決心就全力以赴。”
事實已經證明，郭鶴年不僅無愧“儒商大師”的稱號，而且也堪稱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恢弘氣度的戰略家。他的經驗和成就，已成為有誌創業者效仿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