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誠信為本，不貪為寶
誠者不偽，信者不欺。古往今來，“誠信”一向被中國士人視為修身之本，是待人處世的道德規範。這也是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中所重視的“賢能”的一個重要標準。儒家強調“民無信不立”，宣揚“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要求商人要“篤實至誠，不要欺淩”。
我們把郭鶴年稱為儒商大師，亦是因為這些儒家文化中注重誠信等道德品質的思想對他具有很深的影響。
由於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以“誠信”為行為圭臬，郭鶴年在東南亞商界具有很高的信譽和聲望，這使他不論是人際交往還是商業合作，都能左右逢源，無往不利。有人更因此稱他為“人際關係專家”。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管理學家梅奧等人進行了著名的“霍桑”試驗，經過理論研究和總結，他們強調經營管理中的人的因素，認為工人是有理智、有感情的，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勞動者的情緒，從而形成了管理科學中的人際關係學派。郭鶴年是否在經營管理中有意識地運用西方人際關係學派的管理思想，我們未可臆斷，如果說這種管理理論對他是有所影響的，這也許不是過分誇張之詞。需要強調的是，從郭鶴年的經營管理思想和實踐中看他不僅是調節、處理人際關係的高手，更重要的是，他對協調人際關係的認識、方法具有鮮明的中華傳統文化特色。他在長期的經營實業活動中，一直把人的因素放在極為突出的位置上，一直致力於創造一個有利於企業發展的良好、和諧的人際環境。他深深認識到：要使公司的每個員工和每個部門團結一致，擰成一股繩，彙成一股勁，自身的道德素質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自己具有優良的道德品質，對公司員工才有感召力和影響力，才能獲得企業成員的信任和尊敬，並願意為其效力。他說：“孔子說得好：‘其身正，不令而行’，公司的領導要正，下麵才正。”他還說：“持續實行的良好管理需要來自高層管理人員作出榜樣。”他認為，凡是成功的企業家都需要以身作則，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時常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德”這兩句話來自勉。
郭鶴年視野內的“人際關係”概念比西方人際關係學派要寬泛得多，後者主要是局限於公司內部的管理人員和職工。郭鶴年一方麵注意選拔和培養得力的管理“將才”，謀求全體職員對集團的擁護和支持，另一方麵還特別注意發展公司外部的人際環境。從創業到現在，郭鶴年從未間斷過與政界、商界的密切合作，其中很少有不愉快和失敗的例子。
郭氏集團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離不開郭鶴年長期苦心經營和維護的人際大環境。而他的“交際秘訣”是什麼呢?
在公司內部，郭鶴年的一貫做法是知人善任，誠信待人。為得到一位得力的管理人才，他從來不惜重金，而且用人不疑。對於那些為公司做出顯著貢獻的經理和職員，郭氏集團的傳統是贈與公司的股份以示獎勵；對於那些不忠於職守、或貪汙受賄的職員則堅決予以懲罰。郭鶴年在一次大會上發表有關管理的演說：“現在假設生意已經獲得成功，不管是有賴於全部或部分因管理方麵的努力所達到的，我一樣建議，經予全體職工作出獎勵——雖則有關獎勵需基於個人貢獻與表現而有所不同。我個人喜歡讓資深的行政人員成為公司的股東，因為他們已把一生最好的時光獻給了公司，這對中級與低級人員同樣是一個很好的獎勵，因他們有一個可以期待的東西。……對於那些犯下嚴重錯誤行為的人，應當給予懲罰。”
郭氏集團一位屬下曾說：“郭鶴年和藹可親，有一種令人心悅誠服的魅力，他的管理哲學滲透了每一位職員。”郭氏集團絕少給員工炒魷魚，非常看重職員的服務期限，服務愈久的職員加薪愈高，年紀大了亦可留職繼續授薪。這種以情義為重的激勵安排體現了郭氏集團對屬下職員的高度信任，是對效忠盡職精神的鼓勵，有助於形成和鞏固公司作為榮辱與共的集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郭鶴年對公司內部如何形成相互信賴、相互合作的人際關係氛圍，有過一次風趣、精彩的發言：“就我個人的意見認為，追尋良好的管理，必須要從個人的庭院，以及花園著手做起。相同的文化，諸多語言、舉止、形態，以及教育製度，可以對建立起早期的內部管理工作隊伍，作出巨大貢獻。當集體協作及團隊精神建立起來後，始能引薦其他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才智之士進來。換句話說，我建議在事後才在你的花園中介紹其他的花卉。”
在商言商，一般不參與政治活動是郭鶴年一貫的作風。與此同時，他又極重視與政界的商業合作。不僅在馬來西亞，包括在新加坡、印尼、泰國以及中國，郭鶴年與政府都有持久和密切的交往。人們也許會說，郭鶴年一定是憑借某種高超的交際手腕，甚至幕後交易來獲取與政府的密切人際關係。其實，郭鶴年與政府合作的“秘訣”主要有兩點：一是在政府麵臨比較嚴重的經濟困境或投資環境不利之時挺身而出、知難而進，用自己的經營智慧和才能助政府一臂之力，而不像一般的商人那樣畏懼不前、騎牆觀望，從而獲得政府的高度信任；二是敢於讓利，不斤斤計較於一時之得失，注重長遠的互惠關係，因而容易博得政府的青睞。很顯然，關鍵仍在“誠信”二字。
這方麵的例子很多。譬如70年代初，馬來西亞政府極想成立一家船務公司，以打破遠東航線被發達國家壟斷的局麵，但麵臨重重困難，希望得到郭鶴年的合作，籌建馬來西亞國際船務公司。郭鶴年受邀出任董事會主席，在此艱難之際，以其驚人的魄力，招攬資金，積極籌備，到1976年便獲得較為可觀的盈利，到了80年代便發展成大馬超級上市公司。當整個船務公司步上正軌之後郭鶴年就辭去董事會主席一職。在此之前，即1969年郭鶴年還受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國政府的委任，出任新馬航空公司董事會主席。當時新馬已經分家，原先的航空公司也麵臨著分家，郭鶴年便是在這個困難的過渡期出任要職的。由此可以看出，郭鶴年在與政府合作中所遵循的基本準則：“患難見真情”，建立起相互信任和支持的關係。
縱觀郭氏集團的發展史，可以發現郭鶴年經營的一大特點是永不獨占，幾乎所有的產業都與人合作，也包括與眾多的商人的合作。與人合作便於大規模籌集資本，迅速擴展經營規模。
郭鶴年與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富豪有過良好的合作關係，其中尤以新、馬、港的大商人為多。郭鶴年與其中的一些大商人不僅是商業的合夥人，而且還是友情深厚的至交，這對於郭氏集團的迅速崛起意義重大。下麵試舉幾例加以說明。
印尼首富林紹良在六七十年代便成為郭鶴年的深交。林紹良擁有一家名為布洛的公司，專門經營大米和白糖的進口，規模龐大，幾乎壟斷了印尼整個提煉白糖的進口市場。郭鶴年經營的白糖生意直接與布洛有關。他從設在泰國的糖廠生產原糖，運到大馬提煉成白糖，再通過布洛公司銷往印尼市場。通過與林紹良的合作，郭鶴年在印尼建立了規模巨大的甘蔗植園。此外，林紹良還是香港香格裏拉酒店的大股東。
當郭鶴年於70年代初建造港島香格裏拉酒店時，該酒店的大股東除林紹良外，還有一位便是香港影視大王邵逸夫。80年代末期，邵逸夫看到電視業前景廣闊，決定從電影業轉向電視業，於是購買了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30%股權。郭鶴年也同樣看好電視業，結果購下港視的不少股權，現在因邵逸夫讓出不少股權，郭鶴年已擁有港視32.1%的股權。邵逸夫還將他領導的邵氏兄弟(馬)有限公司所擁有的大量的戲院和地產轉讓給了郭鶴年所控製的玻璃市種植公司。
郭鶴年與香港首富李嘉誠關係同樣密切，兩人不僅於1991年共同注資中信泰富，直接加入收購大昌行列，而且還聯手在中國投資房地產，例如上海閘北區不夜城建造項目。郭鶴年的商業密友和合作夥伴還有曹文錦船王、陳振南及陳金友家族、邱繼炳等。
郭鶴年之所以在商界能贏得如此陣容龐大的夥伴與摯友，有著親密、融洽的人際關係，除了因為他處理事情一向公正不阿，注重友情外，還因為秉持“不貪”的原則，具有不討人便宜的誠懇、大度的作風。合作經營有眾所周知的優點，但是如果合作不愉快，矛盾叢生，也會使生意遇到挫折和中斷，這種失敗的例子在商界也是屢見不鮮的。為何郭鶴年能夠收到揚合作之長、避其短的功效呢?這主要應歸功於他以誠信為本、以不貪為寶的企業家的品質和道德形象，應歸功於他將儒家文化的精萃發揚光大於現代經營管理的實踐過程。他所信奉的格言是：“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在合作經營中，做到“好菜讓別人先吃，有錢讓別人先賺。”他的口頭禪是：“一定不能貪，寧可自己吃虧，也不要占別人便宜，要留些好處給別人。”他曾多次對人談到企業家的經營道德品質：“對做生意來說，最重要的是不要貪心，不要尋求什麼捷徑，要走正路，就是盡可能沿著有道德的路線去發展企業。”他語重心長地告誡說：“在一個企業家活躍於商場的長期歲月裏，總有一些機會在召喚著他。其中一些機會可能使他卷入不名譽或不道德的行為。如果他是明智和警惕的，那麼他將會拒絕這些行為。這種追求財富的捷徑會影響一個企業家的道德力量。而且，由於這種行為是會養成習慣的，因此它將最終導致企業家的敗壞和毀滅。”可以看出，郭鶴年是極為珍視作為一個企業家的道德力量和形象，這使他從來都是著眼未來，關注長遠利益，光明磊落地從事經營活動，決不為一時之利而有損於自己的道德品質和形象。也正是具有這種道德力量，郭鶴年才能把企業中的眾多成員團結起來，領導和激勵他們齊心協力地為企業的發展目標而努力工作。他的一些屬下私下議論說：“他是一位正人君子，同時具有作為一位成功企業家的魅力。”這種優良的經營道德品質還使許多合作者信任郭鶴年，願意與他共事。有人下了這樣的評語：“郭氏在商業方麵建立起他個人卓著的信譽。他向來以公平著稱，也許這是一般商家喜歡與他交往及合作的原因。”
郭鶴年還認為，作為一個企業家，不僅要有經營道德品質，而且還要有社會道德品質。也就是說，企業家對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和發展負有道德責任。他的會客廳中掛著徐悲鴻的書法作品：“濟眾博施”。他的辦公桌上有郭母親筆書寫的座右銘：“不為自己求利益，但願大眾共安寧；諸惡莫作，諸善奉行。”這些格言時時鞭策著郭鶴年，要有社會責任感，要為社會大眾作貢獻。不能貪得無厭，而應回饋社會。
郭鶴年深深懂得企業的利益存在於社會利益之中，決不能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而將公司置於社會之外。他一直致力於把公司興旺發達與社會的繁榮昌盛緊密聯係起來，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應所在國經濟之所需，補所在國經濟之所缺，推動所在國經濟的起飛。
郭鶴年所具有的優良的社會道德品質，使他在馬來西亞投資糖業、麵粉業、房地產業、酒店業等，帶動了馬國經濟的振興。並且早在1970年，郭氏家族就建立了慈善基金會，大力資助教育發展和公益事業。他大舉投資中國的同時，亦沒有忘記對中國災區、殘疾人事業、亞運會的支持和讚助；投資區域既包括沿海發達地區，也包括廣西等一些落後省份。他在東南亞各國的投資也有力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以上種種所產生的社會效應是看不見的無形資產，也是郭氏企業集團不斷取得成功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