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還需要指出的是，陳嘉庚的成功，還突出地表現在下列方麵：
一、不拘一格，起用人才，培養人才，寓學戰於商戰之中。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為防人之負，企業中重要職位，必安插族人親信，為使私業後繼有人，不惜費資千萬，將自己子女送往著名財經院校深造。陳嘉庚的眼光看得更遠些。他一方麵十分重視從經營實踐中考察、發現人才，職員中有頭腦敏銳、精 明能幹、公忠守職者，一經發現，即以提拔，委以重任，信用不疑，不論是否親朋故舊，一視同仁。他親手訂立公司章程，要求人人嚴守，概不例外。有一次，他的一個兒子向公司借了50元錢，逾期不還，被他查到，立即派人將兒子叫來，狠狠地訓斥一通，限他立即歸還。由於賞罰分明，這就調動了企業人員的積極性，人人刻意進取，從而提高了企業經營管理的水平。原來是“中華國貨公司”英文秘書的李光前，經陳嘉庚錄用主持“謙益”橡膠廠後，大展宏圖，1920年被陳嘉庚擇為乘龍快婿，成陳嘉庚事業的繼承人。陳嘉庚還視工廠如學校，訓練職員工人，以便將來回國發展橡膠業。在陳嘉庚手下工作的職員、工人，當時和以後陸續在當地或回國擔任經理、工程師等高級管理、技術職務，或自行開業，均能勝任愉快。不少人後來成為大企業家，為僑居地和祖國的橡膠工業作出貢獻，都和他們在陳嘉庚企業中受過嚴格訓練分不開的。另一方麵，他把學校視為生命線，主張寓學戰於商戰之中。他說過：
“夫文明這之所謂商者，既能經營天產之原料、興廠製成器物，複 益以航業之交通，銀行之便利，保險之信用，發行機關之完備，凡諸商業上種種之原理，又莫不洞若觀火，而具有世界之 眼光，故其物品優良，大促供社會之需要，博國之歡迎，始是以居商戰之地位，執其牛耳矣。其經濟上勢力與精神，尤能輔助國家，以培育無量數之人才，而使其互相利用獲益者，蓋商戰也，而學戰已寓其中焉。”
要在商戰中取勝，歸根結蒂取決於學戰。他說：
“何謂根本?科學是也。今日之世界，一科學全盛之世界也。科學之發源，乃在專門大學。有專門大學之設立，則實業、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輩出”。
因此，他異常注視智力投資。企業規模發展愈大，他的智力投資也愈大。在《陳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的序文中，他公開說明：“本公司及製造廠雖名曰陳嘉庚公司，而占股最多，則為廈門大學與集美學校兩校，約其數量，有十之八。蓋廈、集兩校，經費浩大，必有基金為盾，校業方有強健之基；而經濟充實，教育乃無中輟之慮。兩校命運之享屯，係於本公司營業之隆替。”智力投資、著眼於國家、社會，但廈大、集美培養的人才，也有一部分在他的企業中發揮了作用。
二、巧於利用華僑社會力量，為興辦實業和教育的張本。陳嘉庚自獨立經營以來，不僅以所賺錢財在國內和華僑居地辦學，也熱心支持僑居地華僑的社會活動和慈善事業。1910、1913年，他是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協理之一，1912—1914年，他是“星洲書報社”的議員；1917年，擔任籌賑天津水災遊覽會會長；1918年，擔任新加坡同濟醫院籌賑廣東水災捐的財政；1923年，擔任星洲籌賑日災會名譽會長之一；1924年，擔任新加坡籌賑閩粵火災的海天遊藝會正主席。這一係列的活動，使他在華僑社會中的聲望、地位不斷提高。特別是1923年陳嘉庚繼“馬來亞鎢礦大王”林推遷之後，出任怡和軒俱樂部——新加坡百萬富翁的俱樂部——的總理，進入華僑社會的領導層，更使他聲名日噪。這不僅使他的社會活動的公益事業贏得華僑社會的廣泛支持，也使他的實業得到不能以金錢計算的助力。
這裏還要特別提到陳嘉庚在1923年9月創辦的《南洋商報》。這是一家僑辦的中文報紙，也是陳嘉庚的言論喉舌。《南洋商報》創刊伊始，便不斷鼓吹寓學戰於商戰的道理，宣傳陳嘉庚的觀點和實踐活動；而陳嘉庚在該報上刊登的大量廣告，又使其鍾標膠鞋的名聲不脛而走，有力地推動了他遍設各地的分銷商店業務的拓展。
隨著華僑資本的發展，華僑在海峽殖民地已經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陳嘉庚巧於利用這股社會力量，也就贏得了基本的主顧，無疑如虎添翼了。
當然，陳嘉庚在當時的華僑經濟中並不算巨富，比他財力雄厚的大有人在。但陳嘉庚的企業經營，從商業進入橡膠種植業和製造工業領域，在華僑經濟和華人經濟發史上，無疑是起了先導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華僑經濟逐步轉變為華人經濟，在經營上已全麵進入工業、金融業、建築業、貿易業等領域。追根溯源，不能不說，這一變化是從陳嘉庚開始的。在這個意義上，陳嘉庚的企業經營為今日華人經濟的發展起了不可磨滅的榜樣作用。
三、強國，成功者的後盾
這是很簡單但又很容易被隻盯著自己的飯碗的人忘記的道理，運籌帷幄，心在天下，方是偉大的企業家們的品格，競爭憑的是實力和技術，這二者都不隻是一個企業內部能夠培養的，怎樣從企業小世界走向國家大世界?
陳嘉庚登上“橡膠大王”的寶座，是東南亞華僑資本在帝國主義互相爭奪的戰爭中乘隙而起的一個例子。但是，福兮禍所伏。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的複蘇，列強對殖民地經濟的爭奪又進一步激烈起來，夾在其間的華僑經濟羽毛未豐，便麵臨被扼殺的危險。陳嘉庚的巨舟，剛剛駛入“太平洋”，就遇上了巨大的風暴。
1926年，英、荷、美等國都因橡膠製品利厚而大量投入生產，圖謀把陳嘉庚排擠出橡膠市場。盲目生產造成供過於求，膠價猛烈下跌。自春至冬，生膠每擔從一百七八十元跌至九十餘元。這就嚴重打擊了陳嘉庚的橡膠園和生膠加工廠。此時，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漁翁得利的美國，在改革橡膠熟品製造工藝上取得突破，不斷推出價廉物美的新產品；而東方的日本，出於“南進政策”的需要，不惜以國家出口津貼鼓勵廠家南下爭雄，複加有“特惠稅”等的保護，價格特廉。這就使陳嘉庚賴為利源的橡膠熟品製造廠，競爭能力相形見絀。在外國資本的壓迫下，這一年陳嘉庚企業經營出現第一次逆轉，膠廠從盈得七百七八十萬元直線下降，出現30餘萬元的虧損，原擬創辦的造紙廠取消，又虧損20萬元。加上支付廈大、集美校費90餘萬元，銀行利息40餘萬元，共超支180餘萬元。
1927年，膠市仍無好轉跡象，而陳嘉庚手下的職員，退出另設公司的又有多人，競爭能力更差，絕無毫利可圖。陳嘉庚仍希望橡膠熟品製造廠能打開出路，又在南洋和祖國增設分店10餘處，並投資10餘萬元承賣環球餅幹廠。
是年，米店及火鋸、罐頭、餅幹各廠略有獲利，然僅夠義捐和家用。為支付集美、廈大校費和銀行利息，共超支120萬元。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借口保護日僑，派兵占領濟南，殺蔡公時等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日軍的暴行，引起了新加坡華僑社會的激憤，各界百餘個社團的代表在中華總商會開會，議決成立“山東慘禍籌賑會”，舉陳嘉庚為會長，組織募捐活動，救濟受害難民；開展抵製日貨，實行對日經濟絕交。《南洋商報》大力宣傳，並及時揭露奸商私運日貨進口的罪行。日商和親日奸商肆意報複，竟狠下毒手，雇人於8月7日縱火燒毀陳嘉庚的橡膠熟品製造廠新廠，造成陳嘉庚企業每況愈下，總計三年之內，資產損失殆半，僅存實額五、六百萬元。
1929年起，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大危機。風暴襲擊之處，物價猛跌，貨品堆集如山，工廠、商店倒閉，工人失業，資本家破產，社會生活陷入混亂。……新加坡市場，生膠行情一跌再跌，每擔僅值七、八元，橡膠園主多停止采刈，遣散工人。個別尚有采刈的，隻夠支付工人每天二角餘的生活費。膠製品也無人問津，膠鞋每雙從一元多降為二角餘。以橡膠為生計的成千上萬的華僑，不斷擁入失業大軍。海峽殖民地政府為 轉嫁危機，遣送華僑回國。在經濟危機襲來以前的三年中，陳嘉庚的企業在外國資本的競爭和打擊下，元氣已失，此時更是毫無招架之力了。1929—1931年，陳嘉庚各廠各分店所存原料及成品，受經濟危機的影響，損失100餘萬元。熟品製造廠舊廠又在1930年3月29日被焚，而遍設各處的80餘家分店，在恐慌的襲擊下管理失靈，亂了陣腳，甚至發生分行經理挾資卷逃的事件，形成內外交迫的窘境。資金既無法回籠，而集美、廈大的校費的支付又不能停止(雖已縮減)，於是長期向英國銀行息借，釀成無力償還的局麵。到了1931年8月，英國政府殖民部通過新加坡銀行團向陳嘉庚提出改組公司為抵債條件，陳嘉庚被迫接受，將所有資產折價為200餘萬元，改組為“陳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由銀行團代表三、四人組成董事會，下設總經理一人，仍由陳嘉庚擔任，副總經理一人，由董事會指派，月薪各1000元，這樣，陳嘉庚就從大企業主的地位下降為外國金融資本支配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股東和高級職員了。
1932年，物價繼續下跌，各業無利可圖，連利息也付不出。1933年春，新加坡和檳城兩膠廠因乏活動資本經營，租與南益公司。入夏，屬下馬來亞八九個小膠廠已略有轉機，但董事會卻決定停辦，全部出租，各地分店一律停業關閉。陳嘉庚極力反對無效，最後隻好照董事會的意見執行。陳嘉庚為集美、廈大兩校費用打算，采取化整為零的策略，將巴雙廠租與南益公司，獲利分一半為集美、廈大校費；麻坡廠租與益和公司，利潤全數充兩校經費；怡保、太平等廠由各經理人合租，獲利抽十分之三為兩校經費。
7月1日起，英國政府提高進口稅率，新加坡是英國屬地，不在增稅之列，倫敦英商紛來向陳嘉庚股份有限公司訂購膠鞋，最大者有8家。陳嘉庚看出這是東山再起的轉機，如逐月生產膠鞋5萬雙，每雙得利1.5元，每月有利7萬餘元，當時香港還不能製造，全數可以銷完，而雜色膠鞋每月可銷10萬雙，每雙得利3角，逐月有利3萬元。普通膠鞋每月可銷十餘萬雙，每雙得利1角餘，月利亦有1萬餘元。合計每月可得利12萬元，一年之後，公司各業複興是不成問題的。然而，此時的陳嘉庚，已經不是昔日可以見機獨斷，叱吒風雲的“商業巨擘”，他手頭已經喪失了自主權。
原來，英國銀行團之所以強迫陳嘉庚改組公司，是為了排擠華僑資本，把新加坡最大的橡膠企業納入英國壟斷資本的控製之中。果然，當陳嘉庚股份有限公司開始起色之時，他們便露出了猙獰的麵目。8月間，向陳嘉庚公司訂購的一倫敦“魔商”(大壟斷資本家)，持有彙豐銀行的介紹函來到新加坡，通過新加坡彙豐銀行經理施加壓力，指令陳嘉庚公司所產膠鞋全部歸其一家包銷。陳嘉庚嚴詞拒絕，彙豐銀行經理毫不客氣地說：“我英國的利權不容他國人染指!”陳嘉庚認為，所謂“他國人”，無異暗示華僑在內，堅持不肯簽約。而董事會竟越俎代庖簽了字。陳嘉庚由此看清了在外國資本的鉗製下，發展前途無望，便決計收盤不幹。
這年秋後，除保存橡膠製造廠外，火鋸、罐頭廠和米店停辦，年年獲利的餅幹廠則招李光前承受，約明抽三分之一的利潤為集美、廈大兩校經費。是冬，新加坡膠廠續租與南益公司，月加租金1000元，並抽利潤十分之二為兩校經費。“魔商”包銷後，訂貨不多，價格低廉，每雙靴得利不上1元。陳嘉庚心灰意冷，料定不能持久，便在1934年2月21日宣告收盤，所欠市麵7萬餘元，通知各貨主或將原物領回，或取製成品抵數，由銀行公舉收盤員，全權核結。收盤時，分店貨物家私值200餘萬元，膠品製造廠機器、棧房230萬元，原料60餘萬元，生熟品數萬元，橡膠園100萬元，生膠加工廠40萬元，火鋸、餅幹等廠20萬元，地皮房產20萬元，合計680萬元。賤價拍賣，損失最大的是分店和製造廠機器，收回不上三成。
擁有千萬巨資的“橡膠大王”陳嘉庚，為什麼如此一敗塗地呢?
如前所述，陳嘉庚的實業巨舟是在世界資本主義你爭我奪的狂暴中沉沒的。西方列強以至新興的日本，傾力圖謀摧毀東南亞華僑的經濟基礎，不惜以國力支持貪婪的本國資本家，使他們在海外商業競爭中獲得了政權的助力，這是飄零海外、勢單力孤的華僑，特別是陳嘉庚個人的經濟實力所不能企及的。何況，西方與日本的資本家，雖然都為謀私利而存在種種利害衝突，但在摧毀華僑經濟上卻達成默契，陳嘉庚受到的夾擊已經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外商，而是無形的東西合圍的聯合陣線的網，要想破網而出，需要備費艱辛。因此，陳嘉庚在1926—1928年的商戰中，不論如何措籌，總是居於劣勢。但是，如果事情僅僅限於商業競爭之內，陳嘉庚的巨舟還有闖過難關的希望，即便是改組為陳嘉庚股份有限公司之後，也是如此。無奈正如人不能脫離社會群體之外一樣，商業活動受著國家機器的製約，海峽殖民地的法律是明顯扶持和保護英國壟斷財團利益的。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席卷世界之時，他們力圖把危機轉嫁給殖民地人民，特別是僑居於此的華僑。陳嘉庚的企業正是在英國政府殖民部通過新加坡銀行團以逼債恐嚇、強迫改組的情況下，成為英國資本集團轉嫁危機的犧牲品的。這是致命的一擊。陳嘉庚因而落入英國金融資本的圈套之中，縱有渾身解數也枉然了。
而當時的中國，國弱民貧，沒有也不可能給海外華僑以保護和援助。遲到陳嘉庚公司收盤之後三個月，南京政府始放出空氣，擬救濟陳嘉庚30萬元恢複企業，但這僅是“空雷無雨之吹牛而已”。“棟折梁崩，僑將壓焉”。沒有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和靠山，陳嘉庚隻好聽憑外國殖民統治者和金融壟斷資本家的欺淩摧殘。他的遭際，是成千上萬海外華僑實業家悲慘景況的一個縮影。
當然，陳嘉庚如果情願俯首由人，他的公司是不至於破產的，甚而還會腰纏萬貫，但那是做英國金融壟斷資本的附庸，喪失獨立人格的買辦資本家。陳嘉庚斷然拒絕走這條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表示了他強烈的中國心和民族氣節。
陳嘉庚的企業經營在風暴襲擊中失去自製力，這是他失敗的一個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他在辦學上有著超人的執著，影響了他的資金周轉，這也是一個原因。他自己算過這樣一筆大賬：“我在此30年間(1904—1934)之經營，統計所入贏利，米業約50萬元，菠蘿罐頭廠100萬元，輪船150萬元。橡膠園400萬元，生橡膠廠1200萬元，共1900萬元。至支出之數，廈大、集美兩校800萬元，牛皮、肥皂、造紙、枋木廠損失七八十萬元，地皮虧折100萬元，共一千八九百萬元。”從這張總賬單中可以看出，他耗資辦學占去了一半。而新加坡《海峽時報》估計為1000萬元以上，所占比例則更高了。有人統計陳嘉庚1904—1931年間總支出為1320萬元，其中捐資各種學校教育費共837萬元，占總支出的63%，加上為辦學而支付的銀行利息380萬元，則占92%。
這當然妨礙資本的投入再生產，影響了他的應變能力，陳嘉庚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他從不退縮。1930年，有人勸他停辦學校或縮小學校規模，他堅決不肯，說：“兩校如關門自己誤青年之罪小，影響社會之罪大。……一經停課關門，則恢複難望”。1932年，某外國壟斷集團提出以停止維持集美、廈大兩校為條件，把陳嘉庚的企業作為附屬公司加以“照顧”，他斷然拒絕，說：“寧使企業收盤，絕不停辦學校。”他認為“果不幸因肩負校費致商業完全失敗，此係個人之榮枯”，從不引為後悔。1934年收盤之後，陳嘉庚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題為《畏懼失敗，才是可恥》的文章，在自述30年經營興衰之後有這樣一段話：
“自古英雄豪傑，何嚐不遭艱危落拓，況我乃一庸愚僑商，安敢妄事怨咎。美國汽車大王有言曰：‘正當之失敗，無何恥辱；畏懼失敗，才是恥辱。’其言足資警惕。願國人勿引我之困厄為口實，致阻公益事業之進展，陷我於罪人，幸甚!”
從這個意義上看，陳嘉庚認為犧牲企業並非孟浪，是“正當失敗”，無可非議的。實際上，正是在這一點上，陳嘉庚區別於其他的中外實業家。“陳先生平日的財富，完全獻給大眾，陳嘉庚的名字是代表博愛和犧牲”。他的風格被譽為“嘉庚風”。
在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的年頭裏，陳嘉庚冷靜地觀察世界風雲，認為“不景之氣，全由生產過剩”。物質產品豐富，本是好事，“宜乎欣鼓腹，鹹慶盛世，而反悲慘苦痛”，何也?“蓋因主持金融之機關，非受財閥之把持，則遭銀行之壟斷，以至金融困閉，社會無以流通耳”。“金融困塞，百物滯銷，工人失業商賈疲敝，不景氣之嚴重形勢，由是而生；世界之惡運，由是而烈”。這種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根源的分析，是很有見地的。這是經過切身痛苦的體驗得出來的。
世界擺脫經濟危機的出路何在?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預言兩、三年後便可挽回危局，恢複繁榮。陳嘉庚頗不以為然。他認為在資本主義製度下， 生產過剩“不啻天然造成必經之潮流，任何智能財神，偉人博士則欲挽回危局，恢複繁榮，無不感覺緣木求魚，勢必無望”。他大膽地提出：
“鄙見所及，欲救不景之希望，隻有兩事，非戰爭則□□(共產)。戰爭屬於治標，□□(共產)或以治本。然治標或可較易見的，唯非根本之解決，徒演人類之慘劇。至於治本，雖生效較遲，然目的一達，則世界大同。平均工作，則工人既免失業；工作至多四小時，衣食無缺，老幼疾病，公共負責，既無私業之競爭，複免患得與患失。堯天舜日，真人類無窮之幸福也。”
以此分析世局的變幻，他認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進占我東三省，製造“偽滿洲國”，是企圖以戰爭擺脫經濟危機的前兆。基於共產可以治本的信念，他敏銳地看到：“凡被日寇蹂躪諸地，他日日寇敗後而均可變為赤化矣”，“如果真能赤化，則尤勝於列強公委之共管矣”。不過他的這一認識；還是模糊的，概念化的。他對中國和東南亞華僑的前途仍抱悲觀的態度。對於中國的前途，他以為“孫總理之革命已開其端，不過如秦皇、隋文，資以過渡，必待有漢高、唐太者出，始成全盛之局”，而這樣的人物還沒有出世。風流一時的“軍閥偉人”，“地盤權利迷其心”，搞得“時局蜩螗，日滋擾亂”，而在1927年靠清黨起家的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一成立“便即野心變更國旗”，“俾國民黨功勳永存，政權亦可永操”，他也深為反感。隻是外國都已承認它為正式政府，“特念外國經已承認，國民應當服從”，才決定擁護南京政府，並把它訂入《南洋商報》規則。至於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和正在長征途中的紅軍，他以為隻是“假赤化”的“赤匪”，他們的領袖充其量不過是項羽、李密、陳友諒一類的亂世英雄而已。對於南洋華僑的前途，他認為：“以治標言，界在太平洋之間，與前歐戰遠距離不大相同。以治本言，則殖民地性質，亦必遠落人後，安有樂觀之日?今日吾僑欲求立足地，唯有極力省乎，裁除耗資，恢複三十年前之生活程度。能如是，庶乎可避淘汰之列矣?”。
中華民族危難，南洋華僑身陷虎逼狼逐的環境，和自己實業衰敗的遭際，並沒有使陳嘉庚就此銷聲匿跡。相反，內外壓迫激起中華民族自救圖存、南洋華僑反帝愛國的聲浪，把他推上了領導華僑救亡運動的最前列。
陳嘉庚打出“蘇丹”商標在國際菠蘿罐頭市場上縱橫馳騁之際，正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高漲之時。1905年8月，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日本建立了同盟會總部。1906年2月，孫中山親來新加坡，在晚晴園建立了同盟會分會，為英、荷二屬殖民地革命黨人活動的總機關。從此，革命思想迅速地在南洋華僑中傳播，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主張在南洋華僑中大得人心。
曾三度回國的陳嘉庚，目睹清政府的腐敗和外來侵略者的猖獗。第一次回國時，日本通過甲午戰爭，逼使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強占了台灣，他感到福建無異於“被割去一臂”。第三次回國正是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之時。他在廈門親眼看到鼓浪嶼怎樣成了帝國主義共同占有的“萬國租界”，而且從置買地皮房產和日籍浪人打官司的親身體驗中，嚐到了國家主權任人踐踏的痛苦。這時他從閱讀革命書報中深受同盟會革命主張的影響，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跡，更是使他心懷向往，敬佩不已。1909年，陳嘉庚由友人林義順介紹，認識了孫中山。一天晚上，他參加新加坡同盟會員在晚晴園舉行的秘密聚會，聆聽了孫中山精辟的演說，至是傾心於革命。1910年春天，陳嘉庚正式加入同盟會，剪掉辮發，以與清政府斷絕關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11月8日，福建光複。消息傳到新加坡，福建華僑激動萬分，一片歡騰，同盟會新加坡分會領導人陳楚楠、陳先進等召集閩僑於“天福宮”開會，商議籌款救濟和支援福建革命政府，維持福建治安事宜，大家一致同意組織“福建保安籌款委員會”，推舉陳嘉庚擔任會長。陳嘉庚致電福建同盟會會長黃乃裳聯係後，立即彙去國幣2萬元。月餘之間，他發動華僑踴躍損獻，先後籌款12萬元，給新政府以有力的財支持，對穩定局勢、安定民心起了很好的作用。此時，上海軍政府派莊希泉帶領“南洋籌餉隊”來到新加坡，陳嘉庚慷慨解囊，以救濟會名義彙回巨款，支持了上海革命的軍政府。
孫中山在法國得到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立即從馬賽搭船回國，於12月16日途經新加坡。陳嘉庚再次與孫中山會麵。他聽孫中山說為節省開支坐二等艙時，立即拿出1萬元給孫中山作旅費，並當麵允諾給予財力支持。25日，孫中山抵達上海，29日被南京十七省代表會議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為赴南京就職，經濟困難急需用款，又電告陳嘉庚立即彙去5萬元。這個數目是當時陳嘉庚存款的八分之一，由此可見他援助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的赤誠。
南洋華僑民族覺悟和愛國主義熱情大高漲的洪流，把陳嘉庚推到了民主革命派的行列。從加入同盟會到支援辛亥革命，是陳嘉庚思想的一次飛躍，他走出經商發家的小圈子，走出為鄉黨、宗族、家鄉盡社會義務的小天地，把自己和民族前途、國家命運緊緊聯係在一起，並為此貢獻了一份光和熱。
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2000餘年的封建帝製，陳嘉庚興高采烈，“熱誠內向，思欲盡國民一分子之天職”。他期望及早回梓，一因出洋已近十年，思鄉甚切，想親眼看看光複後的新變化；二為在集美社創辦罐頭廠和小學校。他耗資7000餘元，籌購了罐頭廠的機器及火爐等，並以月薪國幣200元自日本騁定技師。一切準備就緒，乃於1912年秋，啟程回國。
陳嘉庚回到家鄉後，一麵籌劃辦廠，一麵了解教育情況，創辦小學。這年冬天，罐頭廠開始試製，由於當地所產海牡蠣不適宜製罐和技術不過關，十餘天後即告失敗，虧損4000餘元。陳嘉庚乃將8000元的機器設備，招廈門友人合辦“大同罐頭食品股份公司”。這是他在國內投資的第一個企業。
創辦罐頭廠的失敗，使陳嘉庚認識到辦廠難酬自已的誌願，也不切實際，而且自己又無其他才能參加政務或公共事業，“誠以救國既乏術，亦隻有興學之一方，縱未能立見成效，然保我國粹，揚我精神，以我四萬萬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
此時距清末學製改革已經十餘年，當年同安縣辦起一所縣立小學，招收學生百餘名。但是，由於縣長頻繁更換，校長隨之變更，原有教員、學生則一哄而散。所以十多年竟沒有一名學生能學到畢業。而鄉村私塾因學製改革大半停歇，少年兒童上學無門，陳嘉庚“常到諸鄉村，見十餘歲兒童成群遊戲，多有裸體者，幾將回複上古野蠻狀態，觸目心驚，弗能自己”。集美社分為七房角，劃地而居，常常發生械鬥，勢同水火。雖然還辦著私塾，卻各房分立，每所收男生一、二十人，女孩不得入學。這種狀況，使陳嘉庚萬分感慨，“以為改進國家社會，舍教育莫為功”。後來他在一封信中追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