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膠大王——陳嘉庚
陳嘉庚，1874年出生於福建同安集美，17歲入南洋。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將7000元的投資迅速擴大到資本近1200萬元，成為南洋華僑中的大擘，被譽為橡膠大王。但他富而不忘國，先後獨資創辦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並為孫中山先生的數度起事提供巨額經費。30年代由於日本商人和英國銀行等的排擠而失敗，他寫下“正當失敗不可恥”。抗日戰爭之後，極力賑捐，支援祖國抗戰並在國共兩黨之間周旋，力圖為人民找出一條和平民主之路。抗戰勝利後，因國內陷入內戰，憂國憂民的陳嘉庚先生又多方奔走，盡管大局非由他所能決定，但一片愛國熱忱卻成為國人的旗幟。解放後，定居大陸，曆任人大委員、副委員長，參與全國第一部憲法的製訂。為爭取鷹廈鐵路的建設和設計貢獻了智慧和力量。1961年因患癌症病逝，鄧小平曾稱他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一、為人之未曾為，行人之不敢行
審查信息，數度改變經營方向，抓住時機，行人為之未行；領先一步，占住市場，謙恭讓人，急公好義，創立經營形象。斯二者是成功的內外兩種功夫。
1890年秋，17歲的陳嘉庚應父函召，首次渡洋到新加坡(星洲)。
當時的新加坡，與檳榔嶼、馬六甲同是英國的海峽殖民地。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居民大多是華人。早在明代前期，中國東南沿海特別是福建人民就已經移徙到這裏，他們用自己的雙手開發土地，為新加坡的發展奠下了基石。英國於1819年奪取新加坡後，又多方俘掠中國“苦力”到此從事奴隸勞動。在新加坡的土地上，灑遍了中國苦力的血汗。鴉片戰爭以後，東南沿海人民出洋謀生的人數日多，新加坡是主要的僑居地之一。
陳嘉庚的父親陳杞柏，早年來新加坡，進入商界，以經營米業起家。陳嘉庚到新加坡時，他父親已久不經營“順安”米店事務，而由陳嘉庚的族叔擔任經理兼財務，自己則住在“順安”號三樓上，每日午刻才下到二樓看書、接客，辦理碩莪廠和房地產的業務。他原娶有側室，已經亡故，身旁尚有一妾蘇氏，生一子名天乞，年紀尚小。陳嘉庚來後，父親把他安排在“順安”米店學商，協助族叔管理銀錢貨賬，兼任書記(文書)。兩年後，因族叔回國，他才接任“順安”米店經理兼財務。
燈紅酒綠的異國殖民地，深淺莫測的商界，對於陳嘉庚來說，這一切都是陌生的。他抱著公忠盡職，代父經商之心，憑著勤快和聰穎，很快適應了環境。
“順安”米店是一家從暹羅(今泰國)、安南(今越南)、緬甸采買大米，然後售於本埠零售米店和外埠水散商的批發商行，每日買入米款兩萬餘元，按照新加坡市場慣例，大米出手後30天收賬，一般多加10天便可收清。但“順安”米賬往往延到五六十天才能收清，銀關甚困。當時之所以能維持采買，是由於“德安”、“複安”兩店勻撥。這兩家米店原係陳嘉庚父親倡辦，此時已歸於他伯父兒子的名下，對外采購與“順安”並未分家。陳嘉庚接手後，終日仆仆於事業，並利用經手業務的機會提高文化，積累商業知識，把米店經營得有條有理，得利約五六千元。執權兩年，嶄露了他經商的才能。
1893年秋，陳嘉庚回鄉完婚，妻子是板橋鄉秀才張建壬之女張寶果。他在家小住近兩年，一麵經營漁業，一麵補習中文。1895年夏天，又南渡新加坡。1897年冬，陳嘉庚的母親在集美病逝，停柩在堂。陳嘉庚因米店乏人照顧，延至次年秋族叔南來接替後，才起程回國，擇地修基。但風水先生卻說正穴方向不合，須待兩年後方能下葬，他不得不於1899年春帶著妻子前往新加坡。1900年冬，攜眷第三次回國，返鄉葬母，守孝三年。
陳嘉庚三次回國的前後，他父親的產業經曆了從發展到衰落的巨大轉折。
陳嘉庚首次回國前，其父經營的地皮房產業、碩莪廠以及新 辦的“日新”菠蘿罐頭廠，都有進展，連同“順安”米店的收入，除欠賬外，實有資產10餘萬元。第二次回國前，地皮和房租收入增加，“順安”規模擴大，除碩莪廠承頂與人外，在柔佛加辦菠蘿罐頭廠一所，並經營菠蘿園數區，共數百英畝。第三次回國前，陳家各項經營頗有起色，房地產除押款外存30萬元，“順安”米店4萬餘元，菠蘿罐頭廠及種植園6萬餘元，“振安”鐵店一萬餘元，另加營九八店(酒巴間)“金勝美”號2萬餘元，白灰店“慶成”號1萬餘元，除利息外，實有資產三十五六萬元。商場上的順利，使陳杞柏不惜抽出3萬餘元資金營建住宅，並彙回4萬餘元，讓在集美家鄉的陳嘉庚，以陳天乞的名義，購買廈門提督、打鐵兩碼頭的海填地皮，蓋建店屋。這時的陳杞柏，在新加坡福建華僑社會中獲得較高的地位，是1896年“華商公所”第一次會議擬舉的閩幫13位董事之一。他在陳氏家族中具有較高的聲譽，1903年被舉為叻保赤堂陳氏宗祠的3位總理之一。
但是，實業的擴大，特別是“金勝美”、“慶成”兩號的加營，反成了禍根。原來，“金勝美”等號的財款由陳天乞掌管，菠蘿罐頭廠向洋行收款，也由他經手。陳天乞長於新加坡地皮，從小嬌生慣養。他不諳經商，又常在酒醉後侮辱店員，鬧得人心離散，營業不振。而蘇氏素性好賭，便和陳天乞勾搭一氣，背著陳杞柏侵支款項。陳杞柏終日住居家中，不明真相，各店經管人員礙於情麵，不敢告發。陳嘉庚回鄉守孝的3年中，蘇氏母子任意支取、舞弊達10餘萬元，各業經營衰退，高利貸主趁機加重利息，加上房地產價格大跌，虧損25萬元。好端端的一個“中興之家”，已瀕於衰落的境地了。
1903年7月，陳嘉庚從家鄉重抵新加坡時，見到的正是這樣的一片蕭瑟的景象。他痛心疾首，神色沮喪，抱恨無窮。本想脫離父親而他去，又想到這樣一來，蘇氏母子再逐月支取數千或數萬元，無須三四個月必將破家蕩產，父親一生艱難辛苦，將落入有國難歸、無處棲身的窘境，於心不忍。他終於咬緊牙關承受下來，接手收拾這個爛攤子。在父親的讚同下，他節製家用，規定蘇氏每月隻能支取家費200元，同時著手結束“金勝美”、“慶成”、“振安”諸號業務，把柔佛菠蘿罐頭廠出頂，得款1萬餘元；在新加坡的菠蘿罐頭廠招人合夥，改稱“日新公司”；又賣出空地一段，除還押欠外，尚餘5萬餘元。經這種割肉補瘡的辦法，總算還清了貨賬，“順安”米店名譽轉隆了。
不料到了交冬之後，米業減作，劣賬迫收，再也無法維持，不得不於1904年春宣告倒閉。算算賬目，除房產外，尚負債20餘萬元。
“順安”的倒閉，對於陳嘉庚來說，無疑是一次致命的打擊。自從13年前踏上星洲，他的生活大致是安穩的。他之所以能夠慷慨樂施，如回梓完婚時出資2000元建立惕齋學塾，定印醫書《驗方新編》六七千冊寄回家鄉一帶散發，……等等，雖說是“出乎生性之自然”，即16載故土生活所養成的思想意識，但也和他囊中有資不無關係。他數年之中，往近家鄉多次，娶妻葬母花銷之外，試圖經營廈門房地產業，也是如此。不庸諱言，他從與中國農村貧苦少年為伍，一躍而為新加坡華僑的富家之弟，經濟地位已非昔比，華僑社會的習俗、意識也自然滲透到他的思想中。兩頭安家，維係僑居地與故土之間的聯係，是華僑的特殊心理。陳嘉庚自不例外。所以，他應母命剛剛回梓安了“正室”，返向新加坡後，又依從華僑社會的慣習，遵父命娶了“正妻”吳惜娘。他本以為可以繼承家業，一展宏圖，那料到喜氣洋洋趕回“順安”，迎麵而來的卻是傾盆的冷水!
但是，陳嘉庚並沒有因此沉淪下去。他不願賦閑在家，決心從頭做起，闖出一條新路，不計久暫，都要代父還清債務。他一掃苦悶、頹喪的情緒，重新走上殺聲緊急的商場。
“順安”米店收盤以後，陳嘉庚看準菠蘿罐頭銷路旺盛，生產周期短，原料采買可以賒賬，不必巨額流動資本便可獲利的特點，當機立斷，從速從簡，趕在夏天菠蘿罐頭生產旺季之前，在距新加坡十英裏的氵井水港建造一所菠蘿罐頭廠，取名“新利川”。廠房用木料茅草搭成，機器買舊的，僅費資7000餘元。其時適逢父親招人合夥的“日新公司”經理病逝，公司歸陳嘉庚獨營，使他意外地而又合法地得到支用“日新公司”資本的權利。這就為陳嘉庚涉足新加坡菠蘿罐頭業提供了好機會。
菠蘿是新加坡的特產，質量優良，采買方便，罐頭產品遠銷歐美。那時候，新加坡共有菠蘿罐頭廠十餘家，而經營菠蘿罐頭的歐、美、加拿大諸洋行，也有十餘家。各洋行通常每隔兩三日按國內總行電示采買罐頭，行情變化無常，同業競爭激烈。陳嘉庚暗地留心十餘家同業的經營情況，發現他們對市場信息若明若暗，生產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了解到歐美洋行所采買的罐頭，有條莊、塊莊、方莊、枚莊、圓莊、刻花莊、糖莊、水莊、糖水莊等等，不下五六十種，其中以條莊、方莊、枚莊為最大宗，占總數的八九成，每次成交，動輒千箱至萬箱。而其他數十種雜莊，每次成交量不過數十至數百箱，而所需數量變化較大，工藝要求較高，向不引人注意。但雜莊每箱卻比普通莊可多獲兩三角至七八角之利。陳嘉庚一盤算，決定人棄我取，獨攬這筆“小生意”。因此，他每天上午九時左右，必同副手 葉某分別到各洋行詢問商情，隨時掌握信息，把所有雜莊定貨全部承攬下來。
各廠采買菠蘿，曆來都是按枚論價，而菠蘿每枚大小和成熟程度各不相同，有的還有一些壞爛，議價時不計重量，全憑眼力，而且須待每季停工後才開始計算盈虧。陳嘉庚沒有經驗，眼力不及他人，決心以核算取勝。他規定每天購進的菠蘿必須當天製完，當夜即結算成本盈虧，以此作為次日采購議價的標準。這就使他獲得了準確的經營信息。在生產中，他盡量減少損失和浪費，每日清早和下午都費數小時親到廠內視察生產，力求成本降到最低點。同時嚴把產品質量關，建立商業信譽。他把本廠所產菠蘿罐頭商標，定名為“蘇丹”，誌在奪取菠蘿罐頭之王的寶座。
陳嘉庚在企業經營管理上的革新，給他帶來了“初出茅廬”的成功。辦廠三個月，“日新”獲得淨利近3萬元，“新利川”獲利9000餘元，兩廠合約4萬元，利潤率比當時最有名的大廠高出七八倍，遠居同業老廠之上。
資本稍積，陳嘉庚進一步擴大經營範圍，擴建“新利川”廠房，增置機器設備，還投資2萬元，加開一家米店，名“謙益”號，兼作兩個罐頭廠的營業機關。為了保證兩廠原料的供應，又用2500元在“新利川”附近數英裏外，購置空芭地500英畝，取名“福山園”，立即開荒種植菠蘿，計劃兩年之內，產量可供製造罐頭2萬餘箱之用。這是當地最大的菠蘿種植園。這年冬季，雖然菠蘿罐頭市價略有下降，但由於經營得法，兩廠仍獲利2萬餘元，米店得利8000餘元。獨立經營的頭一年，除夥伴紅利外，陳嘉庚總計獲實利6萬餘元。
1905年夏季，“日新”、“新利川”兩廠再次淩駕同業之上，獲利3萬餘元。他更圖擴充，又在梧槽港增設“日春”菠蘿罐頭廠，並在廠內兼製冰糖。入冬以後，菠蘿罐頭行市下跌，3個罐頭廠僅得利1萬餘元。與上年相比，雖有減縮，但與凋敝的同業各廠相比，依然保持著遙遙領先的勢頭，不愧為“菠蘿蘇丹”。他野心勃勃，計劃明年夏季拿下四五萬元的盈利，以曆年所積清還父親的舊欠。
不料1906年夏季，菠蘿罐頭市價下跌更甚，出現“經月無人問津”的恐慌。“福山園”第一次出產菠蘿，在“敗市”的打擊下，也無利可圖。陳嘉庚慘淡經營，總算還保住盈利1萬餘元的局麵，但為父還清舊欠的夙願，卻無從實現了。
對這次挫折，陳嘉庚並沒有氣餒。他不能丟卻手中的王牌——“蘇丹”菠蘿罐頭，但不是消極地等待市場的複蘇，而是認清形勢，闖入新的領域，開展多種經營，積蓄資本。這一方麵是為“蘇丹”菠蘿罐頭的重新崛起張本，另一方麵是為改變新的經營方向做了應變的準備。
有一天，陳嘉庚照例到各洋行探詢菠蘿罐頭行情，從一個英國職員口中，偶爾聽到陳齊賢把馬六甲橡膠園高價售給英國公司獲得巨利的消息，不禁為之一怔。此時，橡膠從巴西移植到馬來亞不久，但他立即估量到橡膠的前途大有可為，於是即速探查陳齊賢有無橡膠種子可賣，當機立斷，花了1800元買進18萬粒，在“福山園”菠蘿叢邊，每15尺見方開一窟種下去。這年冬天，“謙益”米店左鄰有一家“恒美”米店，因股東退出，經理招股經營。陳嘉庚知道“恒美”經營加工的熟米，有治療腳氣病的功效，向為華僑所喜食，便招一友人入股，擴大熟米的生產。合股不久，熟米價上漲，合辦16個月，“恒美”得實利16萬餘元。陳嘉庚仗著熟米廠的成功，一舉償還了父親的債務。
1908年，陳嘉庚的各項企業處於踟躕狀態，促使他把希望押在橡膠上。1909年春，“福山園”附近有幾處菠蘿園，因市價大跌、無利可圖，園主情願以每畝50元的低價出售。陳嘉庚認為這是擴種橡膠的大好機會，把500餘畝園地全數買受下來，立即雇工將菠蘿叢和雜草芟除幹淨，種上橡膠，和“福山園”聯成一片，成為一個擁有土地1000多畝的大橡膠園。隻是由於連遭兩大不幸——夏天父親在家鄉去世，秋季“恒美”熟米廠失火焚毀，他不得不將橡膠園抵押給廣益銀行借款，繼又於1910年夏以32萬元的價格售與陳齊賢，用扣除借欠的17萬餘元款，在柔佛另辟新的種植園。一在笨珍港，裁種橡膠和樹茨，名為“祥山園”；一在老謝港，裁種橡膠和菠蘿。
1911年春，陳嘉庚為采購稻穀，來到曼穀。他聽說北柳港盛產菠蘿，無人設廠製造罐頭，特地前往考察，發現每年隻須收購當地所產的三分之一，便可生產罐頭四五萬箱。此時國際市場上菠蘿罐頭價格開始回升，新加坡因連年市況不佳，菠蘿產量大減，原有的罐頭廠發展受到局限。陳嘉庚不失時機，用月餘時間在這裏新建起一所菠蘿罐頭廠，取名“謙泰”，並在附近建築碼頭、棧房，兼管采購稻穀。這樣，蟄伏一時的菠蘿“蘇丹”，又出其不意地從暹羅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新加坡的同業廠商隻好望洋興歎了。
在北柳期間，陳嘉庚參觀過一個福建華僑創辦的“鳴成”米廠。這個廠新辦不久，在曬穀磚埕上裝有一個可以活動進退的屋蓋，天晴時可將屋蓋拉開曬穀，陰雨天及夜間將屋蓋拉密遮蓋，不僅可以節約大量勞力，且能避免濕穀黴壞的損失。埕邊鋪有輕便鐵路，供推挽活動屋蓋和運載濕、幹穀出入之用。陳嘉庚經營熟米廠以來，常為曬穀費工和臭損失所苦，參觀後大為佩服，一回到新加坡立即撥款2萬元，動手仿效，使“恒美”的設備和經濟效益為之改觀。
這一年，經過多方摸索經驗、銳意進取的陳嘉庚，已經是一個擁有兩處橡膠園、四個菠蘿罐頭廠、一家米廠、一間米店，純獲利潤四五十萬元的華僑實業家了。在新加坡菠蘿罐頭業中“蘇丹”的商標意味著他的顯赫地位，他的熟米廠，也贏得“寓社會福利於個人營業之中”的美譽。
1913年9月，陳嘉庚從集美返回新加坡，繼續經營實業。這一年，他在笨珍港的“祥山園”因病蟲害而廢棄，在暹羅的“謙泰”菠蘿罐頭廠因淡水變鹹而停辦。但因停辦“謙泰”而在新加坡頂入兩家菠蘿罐頭廠，使他在新加坡菠蘿罐頭業中躍居首位，所產罐頭居全坡產額之半，成了名實相符的菠蘿罐頭“蘇丹”。但到了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菠蘿罐頭及熟米均因戰局影響，銷路日短。陳嘉庚審時度勢，及時改變經營方向。他認定戰時航運業必大有可為：一是戰爭打亂了舊航運業的格局，新加坡官方或商人承運貨物，必須尋找新的船主，時機非常有利；二是可為自己的企業運載原料產品，挽救因戰爭影響而出現的危急。於是，在1915年中，他始則租入“萬通”(載重1300百噸)、“萬達”(載重2500噸)兩輪，從安南、暹羅運穀米來新加坡製成熟米，再運往印度銷售；繼而增租2000噸級輪船兩艘，為英政府承運楠木片到波斯灣。一年之間，竟獲利20餘萬元，加上其他實業收入，淨利高達45萬元之巨。第二年，陳嘉庚從租船發展為買船，購置“東豐”輪(載重3000噸)，1917年又置“謙泰”輪(載重3700五十噸)，先自己經營，後租與法國政府，兩年獲利80多萬元。
是時，菠蘿罐頭減少十分之六，熟米因暹羅增設廠家，競爭激烈，無利可圖。陳嘉庚先將一菠蘿罐頭廠改為橡膠加工廠，繼又將“恒美”在塗橋頭的熟米廠改為“謙益”橡膠製造廠，自買濕膠絞成膠布。適有一美國廣告公司經紀人來新加坡招登廣告，陳嘉庚托其介紹，和美國膠業協會經理人建立聯係。於是所產膠布大半直接銷售於美國。原來購買供製罐之用的白鐵片，因戰爭需求量大而變昂貴，遂轉售出去，既避名了資金積壓，又牟取了高利。
由於善於捕捉行情及時改變經營方向，陳嘉庚不僅安然度過戰爭難關，而且獲得豐厚的利潤。僅1917年，年利即達90餘萬元之巨。
二、信守商業信譽，寓學於商戰之中
陳嘉庚的成功，取決於他的經商素質。他善於捕捉信息，改變經營方向；健全企業管理，改革工藝，更新產品；注重質量，講求信譽。這一切，使他成了商戰中的強者。
1922年3月，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後，回到新加坡。
陳嘉庚在家鄉辦學的三年間，他的企業在激烈的商戰中徘徊前進。1919年秋冬，他以百萬巨額的投資買進馬珍律一帶的空地六七萬平方英尺，積極營建棧房，但從1920年下半年起，新加坡地皮和屋價大降特降，不但無利可圖，而且因為資金的積壓而造成損失。1920年，“裕源”、“檳城”、“振成豐”三橡膠公司，因膠價下跌和股東意見不合改組，陳嘉庚退出，損失30餘萬元。而塗橋頭橡膠廠改為橡膠熟品製造廠，在三條巷粟庭收買火鋸廠兼營菠蘿罐頭廠，橡膠園因膠價不利，停止采刈，都墊出不少資本。雖然每年獲利90餘萬元至100萬元，但與上述損失、墊本以及多付利息、提取辦學經費等項相抵，出入大致相當。這對雄心勃勃，準備滯留數月後便攜資回國大舉辦學的陳嘉庚來說，不能不是大出意外的事。眼觀四方，他清醒地看到，自己恃為辦學財源的橡膠業，已有數家出為競爭，他們也直接和美國膠商交易，插入“謙益”開拓的美國市場。這是一個信號，橡膠業在新加坡不再是個安穩的地盤了。因此，他不得不轉變方針，取消不久回國的計劃，全力以赴，投入商戰。
這時，由於橡膠市場接連兩年不景氣，馬來亞各埠的小規模橡膠廠大都虧損，處於停工或半停半作的狀態，廠主悲觀失望，多欲卸去。陳嘉庚得到這一信息，便親自到馬來半島各處視察，當機立斷，收買了株巴轄、麻坡、巴雙等地的9家橡膠小廠，並投資逐廠擴充廠房設備，此外，在新加坡恢複和擴充已經停閉兩年的“檳城”像膠廠。以上10廠，均於1922年內改造完竣，投入生產，逐月可絞出膠布3萬餘擔，得利100多萬元。
陳嘉庚先聲奪人，在馬來半島上打響了第一槍，使新加坡的同業資本家大吃一驚。當時能與陳嘉庚的“謙益”相抗衡的僅有“信誠”、“振成豐”兩家。後兩家的老板和股東，或與陳嘉庚有舊，或曾合夥辦廠，有的原係陳嘉庚手下的職員。他們深知陳嘉庚身手不凡，唯恐其獨占大利，便於1923年由“信誠”老板出麵，向陳嘉庚提議三家合作。陳嘉庚認為三家都是華僑資本，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命運休戚相關，慨然答應了，並一起在律師處簽立為期三年的契約。契約規定，三家每采濕膠一擔，提利1元，瞞報每提罰10元，逐月核算提交，以資本額大小(“謙益”6分，“振成豐”2.5分，“信誠”1.5分)的比率分配，以贏補虧，互相提攜。附設辦事所於“信誠”樓上，並公租坡中膠廠五間，暫不開工，以備救急時投用。
契約生效後的頭四個月，“謙益”采膠最多，陳嘉庚重視信譽，每月支出1萬餘元分配給“振成豐”、“信誠”。可是，第五個月開始，“振成豐”、“信誠”采膠更多，三個月應支出2萬餘元分給“謙益”。“信誠”老板違約圖賴，不予核算分紅，經陳嘉庚催李光前前去查問，始結出公布。此時，“振成豐”懷疑：信誠”瞞報，揚言要查其賬簿，“信誠”不許，但承認瞞報5000擔。於是，內部發生裂痕，“振成豐”認為“信誠”當罰款5萬元，抵支本號應給“謙益”之款而有餘，拒絕提交贏利；而“信誠”極力賴賬，分文不支，形成僵局。再經3個月，依然“振成豐”、“信誠”領先，核算兩家應再分給“謙益”4萬餘元。“信誠”為圖賴款毀約，唆使“振成豐”將公租膠廠作為私家複業，當陳嘉庚阻止時，又揚言要上法庭控告。陳嘉庚認為破裂已成事實，賴款不還，一筆勾銷也就罷了，沒有 必要上堂打官司。後經總商會斡旋，以“信誠”出5000元了結這件事，雖使陳嘉庚白白支付2萬餘元(若加按約應分紅的7萬餘元，則損失多達10萬元)，但他“寧人負我”，信守商業信譽的名聲卻更大了。
1924年，陳嘉庚繼擴充橡膠廠之後，銳意加強橡膠熟品製造廠，起用技術人才，試製各種車輪胎、膠靴鞋、衛生用品和日用品。成功之後，又再擴充廠房機器，投入生產。
橡膠製品在當時的南洋當屬新工業品， 它的優點還不為人們普遍認識，銷路不大，商業資本家多不願代理推銷，為使新產品銷路暢通，陳嘉庚決定在馬來亞、印尼等重要城市設立分行自銷，擴大宣傳和影響。他親自遍曆雅加達、萬隆、泗水等城，訪問當地華僑巨商，掌握市場信息，同時為廈大募捐基金。不久，便在馬來亞和印尼設立了10餘個分店。由於產品新穎，推銷有方，這一年，各膠廠獲利從上年的90餘萬元增至150萬元。
1925年，陳嘉庚再接再厲，又在香港、上海等十幾個大城市增設分店，並買入橡膠園五、六處，共近一萬英畝。此時英政府限製橡膠生產，膠價較漲，加上鍾牌商標譽滿全球，膠製品暢銷各地，陳嘉庚的企業突飛猛進，創造了一年淨利七百八九十萬元的紀錄，在華僑中第一個打破英國壟斷橡膠市場的局麵，成為名震海內外的“橡膠大王”。
陳嘉庚的家產有多大?有人估計約叻幣1800萬元。而據陳嘉庚自己後來估計，當時他擁有1.5萬英畝的橡膠園，約600萬元；生膠加工廠資本500萬元，熟品製造廠資本300萬元，地皮房產50萬元，其他各業廠店50萬元，共1500餘萬元，扣除向銀行借支的300萬元，實有資產1200萬元(約值黃金百萬兩)。從1904年以7000元投資經營算起，不過20年，而從1917年經營橡膠業算起，則僅用了8年，其資本增殖之快，不能不令人結舌瞠目。
是什麼原因使他成為傳奇式的星洲華僑大亨呢?
從客觀上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大戰之前，“歐洲列強經濟昌裕，各方竟致力於霸權之爭持，軍備之擴充”；“大戰開始之後，交戰諸國，凡正當生活用品，不唯不能製運出口，即其國 內所需，恒且反求諸外”；“大戰告終，各交戰國室如懸罄，野無青草，頹坦敗屋，廢壘荒壕，觸目皆是。建設改造，工程浩大，而農業礦務，重張不易，工廠實業，典作尤難”。具體地說，是西方列強無暇東顧，特別是英國在海峽殖民地經濟力量的削弱，為華僑民族資本的抬頭和成長提供了特殊的土壤。陳嘉庚正 是利用這種曆史殊遇，經營海運業而建立發展實業的基礎。從陳嘉庚個人而言，這是一種偶然和幸運。但從曆史眼光來看，這又是必然的趨勢。時勢造英雄。離開這一時代背景，是難以解開其中的奧秘的。
從主觀上說，陳嘉庚的成功，還取決於他的經商素質。他在代父經商時期，就堅持不渝，善於學習，使他的眼光和魄力遠遠超過目不識丁的前輩和同輩。獨立經營之後，他善於捕捉信息，改變經營方向；加強核算，降低成本；巧用資本，加速周轉；健全企業管理，改革工藝，推新產品；產銷掛勾，疏通渠道；注重質量，講求信譽。他“所經營的這許多事業，不是為於人初為少為之時，便是為於人不敢為或未曾為之日”。這一切使他成了商戰中的強者，故能在變幻莫測的商場上，象將帥指揮大軍一樣，駕馭自己的企業，呼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