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性遲鈍又失學，民國未光複之前，尚不明愛國真理。迨光複後猛省勃發，刻刻不去於懷。竊念份子天職，欲實行報效工作，尤以鄉梓需要為急務，故不計成敗，痛下決心，實事求是，以文化為基礎，熱忱勇往，有進尺無退寸，抱定破釜沉舟之誌也。蓋深信國體改革，紛亂政爭，乃必爭之程序，至多二、三十年，自有光明安泰之來臨。若不乘時即下種子，以備十多年後之收獲，未名臨渴掘井”。
抱著這種信念，他不辭辛苦，奔走各房，勸說各房房長放棄前嫌，消除宿怨，停辦各自的私塾，創辦全村統一的小學，自願獨資負提經費。精誠所至，玉石為開，各房房長終於支持他的辦學計劃。
1913年1月27日，“鄉立集美兩等學校”假“集美大祖祠”、“驛軸”、“二房祖祠”等為教室，正式開學。共設高小一個年級、初小四個年級，學生135人，聘校長1人，教員5人。
小學開辦後，陳嘉庚便規劃建築校舍，開始，陳嘉庚召集全村家長開會，提議把“驛軸”後麵的空地用來建校舍，但是，大家以關礙“祖祠”風水為由加以反對。陳嘉庚又和本房各家長商議，打算撥本房的一塊空地建校舍，家長們又以墳墓不能遷移而不準。不撥空地並沒有難倒陳嘉庚，他提出用2000元購買村西一口半廢的、麵積數十畝的大魚池為校址。魚池股們見有利可圖，答應下來。買下魚池後；陳嘉庚親自指揮工人，築水閘門，增高堤岸；在魚池四周挖掘深溝，挑土填池造地。又招工匠包工，建築一座前後兩進，東邊一護厝，造價1.4萬元的木質平屋，作為校舍，可容七班學生，其餘場地辟為操場。這年秋季開學時，小學生全部移入新校舍上學了。
陳嘉庚經濟實力壯大之後，便於1916年10月派胞弟陳敬賢回國籌辦集美師範學校和中學，擴建校舍。在陳敬賢的主持下，僅費了一年多的時間，興建了大禮堂和“居仁”、“立功”、“尚勇”諸樓，以及電燈廠、自來水塔、膳廳、溫水房、浴室、大操場、貯藏室等公用設施。1918年3月10日，師範和中學兩部同時開學，招收學生共196人，分三年製師範講習科甲、乙兩班，五年製師範預科甲、乙兩班和中學一班。
為了培養有誌從事鄉村教育的人才，陳嘉庚“嚴求師範生畢業後人人須能實踐教職”，特地從新加坡發函通知閩百30餘縣勸學所長，要求嚴格代選有誌教職的貧寒子弟，每一大縣五六人，小縣三四人，赴校複試，考核錄取。為了獎勵師範生，他還特地規定，除和中學生一樣免收學宿費和由校供給被席蚊帳及統一製服(每年春、秋各一套)外，還豁免膳費。學校夥食每兩天兩餐幹飯、一餐稀飯，為照顧師範生，規定如三餐都吃稀飯的，學校每月還給津貼二元。這就為貧苦青年創造了優惠的入學條件。從師範部畢業的學生，大都品學兼優，有的成為閩南初等教育骨幹，有的成為學者、科學家、政治家和革命者，從不同的戰線為振興中華作出了貢獻。
對於華僑學生入學，陳嘉庚規定：凡經新加坡本店介紹的南洋華僑小學畢業生，概可回國升入集美中學，如到校時考試未及格者，則進入補習班學習，以示優待。這正如他後來所說的：“集美學校所以特別歡迎華僑子弟之就學，蓋亦有感於是為謀挽回其祖國觀念也”。從此，優待僑生成了集美學校永存不廢的原則，為增進華僑和祖國的聯係作出了貢獻。
陳嘉庚久居南洋，對當地華僑教育問題也特別重視。辛亥革命前一年，他擔任新加坡“道南學校”的第三屆總理。1912年，他協同閩僑開辦“愛同學校”，1915年，又開辦“崇福”女校。1918年6月，陳嘉庚聯絡新加坡、馬六甲16所華僑學校總理開特別大會，籌辦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並擔任董事會總理。該校於1919年3月21日開學，是東南亞華僑打破地域、邦派界限合辦的第一所華文中學。對於發揚中華文化有利的事，他無不熱心讚助。1918年，美國教會學校校長那牙計劃籌款100萬元(該教會自認50萬元)，在新加坡倡辦星華大學。陳嘉庚提出以設立中文科為條件，首先認捐10萬元，並先交3萬元。在他的帶頭捐助下，華僑紛起響應，50萬元之數迅速籌足，並已購地建築校舍。不料英國殖民政府以準備自辦大學為理由，不準注冊，胎死腹中。陳嘉庚捐助的3萬元，後來移作其中學的理化基金。
辛亥革命後，陳嘉庚熱誠內向，捐資興學，以實際行動實踐了“報效祖國”的諾言，受到人們的普遍讚揚。他在新加坡辦學的業績，也使他在華僑社會中的威望日隆。
1918年，陳嘉庚的海外實業仍在繼續發展。雖然“東豐”、“廉泰”二輪先後在地中海被德國艦艇擊沉，他的海運事業被迫宣告終結，但因得到保險賠款共120萬元，除扣除購船原本外，還得到60萬元。加上經營橡膠廠、轉售白鐵片和米店營業順利，財產越積越厚了。他把兩筆輪船保險賠款在柔佛高踏丁宜路購進橡膠園1000英畝(取名“大同”)，又荒地2000英畝，又於新加坡馬珍律港邊購進空地30萬平方尺。是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陳嘉庚由於實業在戰時發展順利，已經成了擁有400萬元資產的華僑大實業家了。他的實業發展重點從菠蘿罐頭業轉移到橡膠業上，除米店營業繼續保存外，所有菠蘿罐頭廠一一讓出。繼塗橋頭“謙益”橡膠廠之後，又投資50餘萬元，與人合組“振源”、“振成豐”、“檳城”三個橡膠公司。
和陳嘉庚的實業發展恰恰 相反，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並沒有給中國帶來繁榮和富強，而且在列強的幹涉下，革命成果幾乎被剝奪殆盡。1912年3月，袁世凱竊據民國臨時大總統。1913年10月，在鎮壓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的“二次革命”後，袁世凱正式登上了大總統的寶座。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獨占中國的野心日熾，悍然以“對德宣戰”為口實，稱兵占領德國租借的山東膠州灣和膠濟鐵路沿線地帶。1915年初，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秘密提出夷中國為附屬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為換取日本對其稱帝的支持，於5月9日秘密加以承認。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後來人們把這一天訂為“國恥日”。這年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可是好夢不長，1916年，袁世凱在全國一片討找聲中被迫取消帝製，不久死去，政權落到軍閥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等人手中。1917年6月，張勳“辮子軍”入京，逼走黎元洪，於7月1日擁戴溥儀複辟，但曇花一現，僅11天便宣告收場。接著段祺瑞執政，開始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
內政混亂，外侮日深，國幾不國，陳嘉庚痛心疾首，寢食難安。1918年，他寫了《致集美學校諸生書》，大聲疾呼：
“吾國今處在列強肘腋之下，成敗存亡千鈞一發，自非急起力追，難逃天演之淘汰!”
急起力追，需要大批專門人才。在創辦集美學校的過程中，他多次遇到校長難找、教員難聘的困難，深感大學地位之重要。他把大學在教育中的地位比為機器中的發動機，而中小學和中等專門學校隻是他的附屬品，“欲求附屬品之發達，非賴有完全之發動機不可。”改變專門人才和中等學校師資奇缺的辦法，“非速籌辦大學及高師，實無救濟之良法”。於是，他決意回國倡辦大學。
1919年5月，在陳敬賢南來接管實業之後，陳嘉庚便啟程回國。行前，他把在新加坡的不動產橡膠園7000英畝和貨棧、房產地皮麵積150萬平方英尺，捐作集美學校永遠基金。在“恒美”米廠宴請當地工商業僑胞時，他發表演講，陳述傾資辦學之誌：
“此後本人生意及產業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紅之外，我留一部份添入資本，其餘所得之額，雖至數百萬元，亦盡數寄歸祖國，以充教育費用，是乃餘之大願也”。
陳嘉庚回國之日，正是“五四”運動席卷全國，中華民族出現新的覺醒之時。反對列強分贓的“巴黎和會”和北洋政府的屈辱賣國的學生、工人鬥爭，給黑暗的中國帶來光明和希望。反封建的思想解放的浪潮，“民主和科學”口號的提出，也給陳嘉庚的辦學活動以巨大的推動力。6月24日，陳嘉庚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集美，行裝甫卸，就親自四出勘察地點，很快就看準了廈門五老峰下的演琥場一帶。演琥場是明末民族英雄鄭成功練兵之所，清代為閱兵場，鴉片戰爭以後曾兼作跑馬場，後來閱兵與跑馬俱廢，成為洋人的高爾夫球場。其地寬廣麵積約200餘畝，如把東起胡裏山跑台，西至廈港許家村的這片公共山地全部劃入，麵積可達2000餘畝，將來不愁沒有發展餘地。北麵五老淩峰，峰下有馳名中外的古刹南普陀寺，南麵瀕臨大海，山水輝映，風景絕佳。此地距市區約五六裏，巨輪入港必經附近海麵，與南洋交通聯係便利，方便僑胞子弟回國求學。從“百年樹人”的眼光，學校規模要發展為數萬人，這裏的條件最為理想。26日，他高興地邀同來集美參觀的江蘇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到他所看中的大學校址視察，受到黃炎培的不絕讚賞。
“專製之積弊未除，共和之建設未備，國民之教育未通，地方之實業未興，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專門知識，不足以達到。吾閩僻處海隅，地瘠民貧，莘莘學子，難造高深者，良以遠方留學則費重難期，省內興辦而政府難期。長此以往，吾民豈有自由幸福之日耶?且門戶洞開，強鄰環伺，存亡絕續，逼於眉睫，吾人若複袖手旁觀，放棄責任，後患何堪設想?!鄙人久客南洋，誌懷祖國，希圖報效，已非一日，不揣冒味，擬倡辦大學校並附設高等師範於廈門。”7月13日，陳嘉庚在廈門浮嶼“陳氏宗祠”邀集地方人士開特別大會，宣布籌辦廈門大學的計劃。他慷慨陳詞：
“今日國勢危如累卵，所賴以維持者，惟此方興之教育與未死之民心耳。若並此而無之，是置國家於度外，而自取滅亡之道也。……歐美先進各國，統計男女不識字者不及百分之六、七，日本為新進之邦，亦不滿百分之二十，我國則占百分之九十餘，彼此相銜，奚啻霄壤。國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嗟嗟!我國不競，強鄰生心，而最痛巨創深者，尤莫我閩若也。……野心家得隴望蜀，俟隙而動，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後悔何及!誠能抱定宗旨，毅力進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傷我之心；能斷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國脈尚存，以四萬萬之民族，決無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達，尚有子孫，如精衛之填海，是愚公之移山，終有貫徹目的之一日。勿自餒其誌，而視為杯水車薪，無裨大局，乃知眾擎易舉，眾誌成城，是所深望 海內外同胞也!”
他提出現時我國大學，國立僅有北京大學，其餘多屬外人所辦，其科目不過神學、文學、醫學而已，如農、工、商等，則少有所聞；高等師範僅有五所。他呼籲各方支持，為廈門大學籌集每年數十萬或數百萬的經費和千萬元的基金，並當場認捐開辦費100萬元，當年交清；經常費300萬元，分12年付完。這個數額，和他當時的全部資產相等。
陳嘉庚的演講，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當時黃炎培曾問某閩商：“你們聽了這演說作何感想?”回答是：“如果不惟陳君是助，就不是人!”足見其感人之深。
1920年1月，汪精衛來漳州找陳炯明。汪精衛曾在新加坡主持《中興日報》，與陳嘉庚有舊。陳嘉庚遂特地邀請他來集美參觀，向他介紹籌辦廈門大學的計劃，並聘汪精衛為廈大校長。但不久汪精衛因粵軍回粵成功，便以政務繁忙未暇兼顧而辭職。於是，陳嘉庚通過北洋政府教育部另組籌備委員會，以蔡元培、郭秉文、餘日章、胡敦複、汪精衛、黃炎培、葉淵、鄧萃英、黃孟王圭、李登輝為籌備委員。10月，陳嘉庚前往上海邀集籌備委員開會，舉鄧萃英為校長。
初創的廈門大學，設“師範”(分文、理科)、“商學”兩部，本科四年，預科二年。1921年3月1日，在廈門及南洋各埠招收新生96名。下旬，校長鄧萃英從北京到校，還帶來了一塊有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題字“熱心教育”、製作精美的橫匾。陳嘉庚認為鄧不帶圖書儀器而帶這不切實用的東西來，很不高興。同時他對徐世昌缺少士人氣節，嗤之以鼻，把他贈送的橫匾棄置地上，不許懸掛。
4月6日，廈門大學借集美中學新校舍“即溫”樓正式開學。校訓是：“自強不息”。
在開學式上，陳嘉庚作了長篇講演。大意是：創辦大學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高深的學問，二是雄厚的資財，而本人兩者均無，卻敢於開辦大學，足見太不自量了。但不能抑止的願望所由產生，是感到中國今日之所以積弱，民智之所以未開，民性之所以皆自私忘公，乃因教育不發達。為使教育發達，必須普及教育；而教育之普及，非得專門人才不可。他語重心長，期待三、五十年年後看到中國教育的普及。會上，美國教育家杜威博士應邀演講《現代教育之趨勢》，杜威的夫人講了《中國女學概說》。
這一天，是陳嘉庚實現倡辦大學願望的日子，也是意味著南方專門人才崛起，自強不息的日子。從此，這一天也就成為廈門大學的校慶日。
廈門大學開學後，陳嘉庚就抓緊興建校舍的工作。早在開學以前，校長鄧萃英就委托上海美國茂旦洋行承包設計和建築，繪製出校舍平麵總圖、立體簡圖和建築工程估計表等。按照美國技師毛惠白設計，學校主體建築群五座大樓，作隸書“大”字形排列，局促於演武場西北一角，而演武場的大部分安排為圓形的農事試驗場。陳嘉庚對這樣的設計很不滿意，認為會毀壞這個雄偉的廣場，妨礙將來廣場上運動會或紀念日大會等活動。同時，全部建築工程包括工料在內，該洋行索承包費高達一千數百萬元，陳嘉庚認為這是一種無謂的浪費。於是，陳嘉庚否定了這一方案，表示要自己購料雇工，並按自己的設計來進行建築。
陳嘉庚建築校舍的指導思想是：“依時代(五年左右)、學生不多(成千)”的要求，“各科隻求完備建設，不求廣大規模”。總體設計，“第一件就是地位之安排，因關於美術上之重要及將來之擴充是也；其次就是間隔與光線，……第三便是外觀，粗中帶雅之省便方可也”。為什麼“隻求完備”、“粗中帶雅”呢?他解釋說：“保必以有限之微財，而效歐美富豪之用資?……蓋當節省之財，以供校費，其實益為何如?……餘料不出十年，世界之建築定必更大變動，許時我夏大生額萬眾、基金萬萬，勢必更新屋式及合其時科學之用法，故免作千百年計，而作三五十年計已足矣”。也就是說，既要立足現實，務求節省，也要入眼未來，便利於將來的擴充。根據這個指導思想，陳嘉庚主張利用演武場北部中點建築一字形的五座主體群，樓前擁有廣大的運動場，把農事試驗場放在演武場後麵的廣闊水田上。
5月9日，陳嘉庚特地選擇這個國恥紀念日，率領全校師生員工到演武場舉行新校舍奠基典禮。奠基石上刻有“五九”和“陳嘉庚立”等字，置於五座大樓正中一座的中間牆上，並在下麵的一個石函中，放進他宣布開辦廈大的講稿一束。
新校舍開工後，一度引起風波。原來，演武場左右和後麵山上有不少墳墓、巨石，墓主以這些巨石“風水天成”，反對開采作為石料。陳嘉庚婉言解釋無效，隻好暫時停工，等墓主們走後，仍繼續督工開鑿。為了遷移墳墓，陳嘉庚派人立牌標記，勸說限日遷移，並在廈門各報刊登啟事，聲明如不自動遷移則為代遷，並津貼遷葬費。同時在數裏外的山腰買一段空地，作為遷葬地點。這樣，終於克服了阻礙和困難，使建築工程得以順利進行。
在校務管理上，陳嘉庚和校長鄧萃英一開始便發生分歧。鄧萃英要求把開辦費和經常費悉歸學校主持人管理使用，並提出除建築校舍費用以外，其餘擬在東三省購買地皮，開墾農田，輾轉買賣，作為日後學校的財源，並表示自己可以直接去管理，或者托朋友們幫助管理。陳嘉庚認為把辦學經費拿去做投機買賣，是很冒險的行為，而且校長要在校內主持校務，哪有時間去東三省直接管理?至於托朋友去辦理，也是很不現實的，因此不同意鄧萃英的要求。鄧萃英於是決計匆匆北返。陳嘉庚想當初聘鄧為校長時，契約聲明必須辭去教育部的職務，但鄧並沒有辭卸，此後反又急於北返，當廈大校長不過掛名而已。而且鄧所聘來的教員多不合要求，對歐美文化毫不了解或完全不懂外文，其中竟有因貪髒受賄革職的知府，使陳嘉庚大失所望。在勸留無效之後，正巧有一批學生寫信責備鄧萃英，陳嘉庚看後簽列首名，鄧萃英便於5月辭職。
鄧萃英辭職後，陳嘉庚接連拍了幾封電報到新加坡，聘林文慶來接任校長。林文慶是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內科學士、外科碩士、香港大學名譽博士，以種植橡膠、提倡中華文化、醫術高明和營救過孫中山先生而蜚聲海外，他和陳嘉庚同批加入同盟會，民國初年曾被孫中山任命為民政部醫藥顧問。這時，林文慶剛接到孫中山從廣州發來的電報，召他回國讚襄外交。他把陳嘉庚聘為廈大校長的事打電報請孫中山代為決定，經孫中山複電讚成後，便於6月放棄優越的僑居生活，舉家歸國，接長廈大。
在林文慶主持下，廈大很快走上正軌。7月11日至14日，在廈門、福州、北京、廣州、新加坡和馬尼拉七處同時招考新生。9月開學，學生120名，新聘的教員多是留學歐美的教授，陣容可觀。1922年2月，第一批校舍落成，廈大便從集美遷到演武場校址上課。
為了貫徹倡辦大學的初衷，陳嘉庚在廈大開辦後特別注意三點：(一)對於自然科學的設備務求充實；(二)對於海產的研究務必努力；(三)對於海防的管理務求格外注意。經過師生員工數年的努力，廈門大學以“麵向華僑、麵向南洋、注重實用、注重研究”的特色聞名中外。它不僅圖書、儀器設備充實，而且知名學者眾多，如文學家陳衍、魯迅、林語堂、沈兼士、孫伏園、台靜農、餘謇；語言學家羅常培、周辯明；哲學朱謙之、張頤；史學家張星火良、顧頡剛、陳萬裏；教育學家孫貴定、朱君毅、杜佐周、薑琦、邱椿；化學家劉樹杞、丘崇彥、張資拱、劉橡；生物學家秉誌、陳子英、鍾心煊、吳兆發、林紹文、錢崇澍；數學家薑立夫等等，都是第一流的教授。廈大的研究成績為海內外所注目。其中生物係所采集的海星、水母、文昌魚，分別以“林文慶海星”“陳嘉庚水母”和“陳嘉庚魚”命名，成為國際生物學界承認的學名。當時人們評論說：“其能超然獨立，專心以從事研究者，在華北惟有南開，在華南惟有廈大而已。”因此，廈門大學被譽為“南方之強”。
這裏，還需要一提的是，當廈門大學聲譽日隆、陳嘉庚受到普遍讚揚的時候，有人不以為然，認為他之創辦廈門大學，無非同美國大財閥摩爾根創立哥倫比亞大學一樣。其實這是一個誤解。首先，摩爾根財團資助辦學的錢，占其總資產微乎其微，而陳嘉庚對廈大的認捐總額卻等於自己當時的全部財產。其次，摩爾根財團之所以辦學，在於使大學資本化，而陳嘉庚卻完全是“愛國愚誠所迫”。1920年5月1日，他在一封信中說：“不犧牲財產，無教育可言。民無教育，安能立國?”10月，他在一次籌辦廈大的會議上又說：“鄙人之所以盡出家產以興學者，其原因有二。(一)嚐觀歐美各國教育之所以發達，國家之所以富強，非由於政府，乃由於全體人民。中國欲富強，欲教育發達，何獨不然。(二)南洋實業，日益發達，……各國人僑居於斯，數首推中國，則中國欲發達實業，南洋實為重要之地。乃反視在南洋之華僑，……雖有回國者，亦不過擁巨資作安逸之富家翁，……故餘謂長此以往，華僑財愈富，具有害於中國尤深，因之乃每欲設法援救之。援救之方法無他，惟有身先作則，創辦數事，以警醒之。茲出家財之半，或十分之三四，恐仍不能動其心，故將所有家財盡出之，以辦教育，並親來中國經營，以冀將來事或成功，使其他華僑有所感動也”。也就是說，他傾資興辦廈大，一是關心國家振興，免於落全，二是以身作則，以感動僑胞，都來為祖國振興獻力。
正因為如此，陳嘉庚在創辦廈大過程中表現出與摩爾根財團之流的大資本家辦學全然不同的性格。他沒有利用廈大為自己增殖資本，反而為它作出了重大犧牲。他持家儉約，費用“年不過數千，逐月薪水，足以抵過”。當年到他家做過客的張國基先生回憶說：“陳嘉庚先生的家在星馬市郊丹戎加東，麵臨大海，風景十分秀麗。但是，……家庭布置卻相當簡樸。住家不是高樓大廈，而是普通平房。陳設亦極為樸素，全部家俱與平常人家所用無異，一點豪華的東西也看不到。同時，陳嘉庚先生對子女管教很嚴，不讓子女買奢華的物品，不許享受優裕生活。家雖然有兩部小汽車，兒女陳厥祥每天到城裏上學，他卻從不同意用小汽車接送，而讓厥祥自己去擠公共汽車”。陳嘉庚的第五子陳國慶回憶說：“父親是一個很節儉的人，平日身上現款不超過5元。……在他比較年輕的時候，有幾年他晚飯後不去怡和軒，偶然會帶妻兒到海邊遊玩，回家的路上順便吃一杯冰淇淋，這算是在外頭最奢侈的花費了。他一生隻看過一部電影，是在新加坡首都戲院看的，那是一部為籌賑會義演的片子。他一生隻帶妻兒到新世界看過一次拳擊比賽”。
他從不為傾資辦學而沽名釣譽，也反對別人為自己歌功頌德。當廈大新校舍落成的時候，校內同人曾建議把主樓(大禮堂兼辦公大樓)用陳嘉庚或陳敬賢的名字命名，他都極表反對，認為命名不應含有私意。後來主樓取名“群賢”，取“群賢畢至”之意。他辦廈大不是培養官僚、政客，所以開辦伊始，便反對把官場作風帶到學校。這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吾人之新精神，決不同執政府柄等輩敷衍畏難，方無背乎國民之職”。第二年，集美學校師生捐款準備建造“介眉亭”為他慶祝五十大壽。陳嘉庚知道後，認為這是“沽名釣譽，製造虛榮，必能影響廈大”，回信表示決不接受。象這樣傾資辦學的實業家，世上還找不出第二個來。
在創辦廈大期間，陳嘉庚還致力擴充集美學校，於1920年2月開辦水產科(1924年1月改稱水產部，1925年1月改稱高級水產航海部)，8月增辦商科(1924年1月改稱商業部)；1921年2月新設女子師範部。並親自主持建築了圖書館、科學館、醫院等，以及操場、西膳廳、俱樂部、消費公社等。
辦學之餘，他關心時局，挺身而出為消除社會黑暗而抗爭。1919年8月，他獲悉地方軍閥勾結同安縣鄉紳讚助種植鴉片牟利，立即邀集各界人士百餘人在青年會成立禁煙會，出任會長，親自出麵向廈門道尹陳培火昆、駐廈福建陸軍第二師師長臧致平提出抗議，趕印禁煙宣言十餘萬張，散發各鄉。接著，又到福州往見閩省督軍李厚基。李厚基為對付社會輿論，勉強發布禁煙告示，但毫無實際行動。於是陳嘉庚馳電北京、福州、南洋各地社團加以揭露。1920年，北洋政府不得不派員南下查禁，才有所收斂。1921年秋，陳嘉庚在前往廈門大學的路上，偶然看到廈門市政會貼出的“開彩”招賭的廣告，認為“將來貽害閩南非少”，立即往見各日報負責人，要求著論駁斥。次日，各日報毫無反響，陳嘉庚便親自作文投稿，並自印散發。文章發表後，受蒙騙的人紛紛退回彩票，市政會才不得不開會宣告取消。這兩件事，是陳嘉庚報效祖國的又一實際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