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塔鋼鐵工業取得初步成功，然而要保持穩定的增長並非易事。它不僅要受宗主國英國在政治經濟上的欺壓，而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鋼鐵工業迅速發展也對其構成很大威脅。更何況還有資金難籌和技術設備對外依賴這兩個自身弱點。確實，要使企業很好地生存下去，不容塔塔集團有絲毫懈怠。在獨立前的年月裏，塔塔鋼廠有過有利的機遇，有過資金嚴重不足的窘迫，也有過瀕臨破產的險境。在與殖民政府的關係中，既得到保護，又受到欺淩。塔塔憑著能力、毅力、魄力，善於抓住機遇，堅持現代化計劃，不惜代價籌措資金，竭力尋求殖民政府的保護，終於，趨利避害，轉危為安，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印度獨一無二的大型鋼鐵企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印度工業隻有有公司組織的大型工業才站穩了腳跟，他們是西部孟買等地的棉紡織廠，東部孟加拉的黃麻織造廠，中部比哈爾的煤礦，還有就是剛投產不久的塔塔鋼鐵企業，其他工業如軋棉、黃麻加工、碾米、造紙、皮革等等雖已出現，但規模小，機械化程度低，從現代工業角度說尚無足輕重。印度國內所需要的工業品嚴重依賴進口。印度工業的落後狀況主要是由於殖民政府推行“自由貿易”(Lassez fair)所致，它依仗其老牌資本主義工業國的實力和對印度宗主國的地位，竭力阻攔印度民族資本的發展，隻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或出自自身利益，或已無法阻攔，才讓印度資本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一戰爆發後，無論協約國還是同盟國，對印度的出口都中斷了，對外嚴重依賴的危害顯而易見；戰爭還使英國感到應在印度發展軍械工業，這樣，英殖民政府便有意讓印度資本發展工業。當然，促使殖民政府態度發生變化的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從財政角度考慮，英殖民政府早已經感到，第一，需要對進口的英國貨征收一定的關稅(雖然不想太冒犯英國內資本的利益)；第二，從19世紀七、八十年代起，德、法、俄、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陸續實行關稅壁壘政策，以抵製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東方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中，拒絕自由貿易而成為一個工業國，國際範圍以關稅壁壘保護本國工業的經濟思潮對印度也產生了很大影響，英殖民政府感到已很難維持“自由貿易”；第三，印度民族運動的不斷高漲更加促使政府不能不顧及印度公眾的要求。1916年英殖民政府設立工業委員會，要求它對印度工業發展中的所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如何利用印度工商業資本、政府應采取什麼措施去鼓勵它們的發展。1918年該委員會提交了報告，報告強調在印度發展工業的重要性，強調政府應推動印度工業的發展，以使印度實現工業自足。報告還為實現上述目的建議政府應在行政和技術等方麵采取措施，如成立省工業局，擁有可靠的科技專家的谘詢等。1917年殖民政府又成立軍械局，它既為適應戰爭需要，又可通過以下途徑幫助發展工業：軍械局直接向印度購買物品和原料；英國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得到的定貨單後轉給印度；幫助印度企業商行或個人進口必要的機器設備或引進專業人材；向印度企業家傳達信息和專家忠告。這樣，一戰期間，殖民政府給了印度工業相當多的扶持，最明顯地表現在紡織、鋼鐵、皮革、機械、化工、采礦、油脂、紙張、玻璃、化肥、水泥、製造業等行業上。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戰給印度民族資本帶來了發展工業的機會。當然，由於資金、技術、設備以及原料的困難，不是所有的印度資本都能充分利用這一機會。然而，塔塔鋼廠有它的優勢：它是英屬印度洋地區唯一的大鋼鐵企業，初建成功，具備良好的生產基礎和較為雄厚的資本，戰爭對鋼鐵的需求量猛增。塔塔鋼廠抓住這個機會，努力增加生產，鋼產量從1913年的31000噸增加到1918年的181000噸，5年內增長5倍。其中，1916年年增長率達50%。戰時，它向英國供應了1500英裏的鐵軌和近30萬噸的鋼材，成為英國近東戰場的鐵軌主要供應商。戰後，印度總督蔡姆斯福在1919年曾感慨道：“如果塔塔不為我們的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巴勒斯坦和東非戰場提供鋼鐵，很難想象我們將怎麼辦”。
雖然英殖民政府不準塔塔的鋼鐵以公開的市場價格出售，並大大壓低政府的購價而使塔塔蒙受6000萬盧比的損失，但塔塔鋼廠還是從戰時向英國的供應中獲得了可觀的收入。1912至1916年的5年裏，塔塔鋼鐵公司的利潤共計2350.9萬盧比，已經超過了其股份資本額。1917年以後的幾年裏，年利潤額高達1000萬盧比以上。
一戰對塔塔鋼鐵工業及塔塔家族初期的工業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當初英殖民政府擔保向塔塔每年購買2萬噸鐵軌，這隻是印度鐵路鋼軌所需的小部分，大部分仍由英國供應。英殖民政府並不願意塔塔有大的發展，也不相信塔塔有這種能力。殖民政府的鐵路局首席專員(Chief Commissioner of the Indian Railways)曾對查理斯·帕林輕蔑地議論塔塔廠道：“你的意思是說塔塔要製造達到英國規格標準的鋼軌?那我將把他們製造的每一磅鋼都吃下去!”戰爭的需要使英國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塔塔的鋼鐵，塔塔才有可能迅速擴大生產，從而在印度鋼鐵市場中擴大地盤。1917年塔塔提供了印度國內鋼消費量的一半；印度的鋼鐵進口量從1913年的約100萬噸，減少到16.5萬噸。發了戰爭橫財的塔塔又創辦了發電、油脂等新企業，向著經營多元化的工業財團方向發展。
塔塔集團沒有完全陶醉於戰時的成功，因為它知道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戰爭的特殊環境所促成的，因此戰爭一結束，1917年塔塔就擬定了現代化的擴建計劃，要建立新的雙聯煉鋼工藝，再購置一個高爐、增加中厚板軋機的生產能力以及增設薄板坯——小方坯軋機。塔塔準備通過這個現代化計劃將生產能力提高5倍。為保證新產品的市場及有利可圖，塔塔方麵與政府交涉，建議塔塔鋼廠和英國鋼鐵製造商們在印度瓜分市場，提出卡拉奇、旁遮普、孟買、馬德拉斯以及緬甸的鋼鐵市場歸英國；而孟加拉、比哈爾、奧裏薩、中央省、德裏的市場歸屬塔塔，還要求與英殖民政府簽署鋼鐵價格的協議。這些要求被英殖民政府借口如此會造成壟斷，有悖於自由競爭為由拒絕了。塔塔集團不得不推遲這個計劃。
計劃的推遲使擴建的困難越來越大。擴建需要一大筆資本用於向國外購置機器設備，而戰爭使機器設備的價格飛漲，機器在海運中又不幸遇“敵對行動”而喪失；令情況變得更糟的是，大戰結束後歐洲國家鋼鐵工業迅速恢複，重新向印度出口的鋼鐵不斷增加。而且從1921年起，進入印度的鋼鐵價格下跌，使印度市場上充斥了進口鋼，鋼鐵市場趨於飽和。日本是印度生鐵的主要海外消費者，一場地震破壞使生鐵跌價。此時，鋼鐵工業陷入全球性的蕭條，所有這些不測風雲把塔塔鋼廠推入了絕境。它的淨利潤從1920-21年度的1100萬盧比跌到1922-23年度的10萬盧比。1924年危機繼續加劇，有兩段描述道出了其深重程度。1924年有一天擔坦·塔塔(詹姆謝特吉的次子)曾對同事說起，“我已5天沒有睡覺了，我們的現金積餘隻有2萬盧比了”。有一次，一封電報從塔塔鋼廠發到孟買，說工廠發工資的錢都不夠了。R·D·塔塔和杜拉布·塔塔不得不全力以赴張羅資金。9月，塔塔鋼鐵公司眼看到了關閉的邊緣，杜拉布把自己的全部個人財產1000萬盧比和妻子的珠寶首飾作抵押向印度帝國銀行貸款1000萬盧比，以苦苦支撐。
然而，1924年底，塔塔鋼廠終於開始走出困境，起死回生，並穩定增長，這似乎是一個奇跡。塔塔是怎麼渡過難關的呢?
首先是塔塔采取多種途徑籌措資金。在1917年議定現代化擴建計劃時就決定發行8000萬盧比新股票(此數接近企業初建時股票值的4倍)，到1923年，這批股票出售。但是如前所述，這個計劃製定後，即遇到國際市場上機器設備價格上漲和世界鋼鐵工業蕭條，發行股票所得資金不夠用了。公司便到倫敦發行一批債券(1923年發行，1938年還清)、向政府借款500萬盧比，以塔塔家產作抵押從帝國銀行貸得1000萬盧比。同時還向一批印度大工業家、大金融家借貸，如孟買一有名金融家F·E·丁肖(F·E·Dinshaw)1924年借給公司900萬盧比，1924年年底又提供永久性現金貸款，款額達到1000萬盧比。
在籌措資金的同時，塔塔還努力節流。在鋼廠開張的13年裏，12年未發給股民紅利，這本是不義之舉。但是麵臨鋼廠生存和發展的緊要關頭，公司向股民坦陳實情，呼籲股民為民族利益暫作犧牲。R·D·塔塔對股民們說道：“我們好象是背靠大海建大牆的人，就我們自己而言，為它投入任何水泥都是愚笨絕頂的，但為了這座牆永遠牢固卻是必須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和你們不得不花這筆錢去建設這項偉大的工業。”杜拉布把自己家產作抵押獲取銀行貸款的舉動令人們想起他父親詹姆謝特吉為營救紡織廠而拿出家庭信托基金的往事，從而得到股民的信任和諒解。同時在這場爭生存的鬥爭中，廠方卻沒有裁減一個工人，節流了資金，也穩定了股民們和職工。
當然，最終使鋼廠轉危為安的是它的現代化計劃。籌劃資金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工廠的現代化。這幾年的現代化計劃共投資約1.80億盧比。作為鋼廠顧問工程師的美國專家帕林頂著壓力在最困難的時候仍堅持現代化的工程。在他的指導下，塔塔集團也深信，麵對西方國家鋼鐵工業的競爭，工廠的根本出路，也是擺脫困境的出路就是提高生產效率。1924年底，新的鐵軌條鋼軋機、薄板軋機開始運轉，標誌著現代化計劃的完成，難關也隨之而去，因為新設備投產後，產量穩步上升，勞動成本降低。1926年塔塔鋼鐵公司的一份絕密報告指出：“一切都歸功於新的雙聯煉鋼法”。到1926年底，公司還清了帝國銀行和政府的借款，並備有一筆相當數額的折舊金，第一批的優惠股股民分到了紅利。1924年以後塔塔鋼產量穩步上升。三、勞資和諧，謀求協調合作發展
“我們不宣稱自己比其他人更無私、更慷慨或更慈善，但我們認為我們實行公正合理的商業原則，股東們的利益和雇員們的健康與福利是我們財富的可靠基礎。”塔塔集團的創始人詹姆謝特吉如此坦言。正是在這樣的理念下，塔塔十分重視勞資關係的和諧。通過謀求勞工協調與合作來求得企業的發展。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資關係是指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階級關係，這是一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勞資關係如何，直接關係到資本主義企業的經濟效益和成敗。建立良好的勞資關係是資方在經營管理中必須重視的問題，也是經營管理的重要內容。塔塔集團對處理勞資關係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它在這方麵的良好記錄在印度是少有的。盈利、積累和擴大再生產，這是塔塔經營的目的，也是他力圖處理好同工人關係的出發點和目的。因為，財富和企業的利潤畢竟是勞動者所創造的，隻有處理好勞資關係，調動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企業才能充滿著生機與活力，才能贏得更多的利潤。
當然，塔塔集團較為和諧的勞資關係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這種關係既是工人爭取合法權益鬥爭的結果，也是資方在組織管理生產過程中為提高生產效益追求更大利潤而有意作出的讓步與妥協。因而這是塔塔勞資雙方鬥爭與妥協的產物。本章僅以建廠曆史長、規模大、職工多的塔塔鋼鐵公司為例來闡述塔塔集團勞資關係從衝突轉向合作的過程，以及資方在建立這種關係中所作出的努力和采取的政策與措施。
塔塔鋼鐵公司的勞資關係的發展經曆了一個長期的反複鬥爭，最後協調合作的過程，它受到了印度國內階級鬥爭、勞資衝突的製約與影響。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塔塔鋼鐵公司工人為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不時地向資方展開鬥爭，主要以罷工形式要求資方滿足他們的要求。資方對工人的鬥爭，基本上采取了強硬態度，主要以處罰、解雇，甚而假借政權力量壓製工人的正當要求。但有時資方在工人鬥爭的壓力下，也能作出一些妥協，滿足工人的部分要求；為了改善和加強企業經營管理，資方有時也會主動推出一些政策措施以調和勞資關係。印度獨立後，塔塔鋼廠工人在如何對待資方的態度上發生了分歧：部分工人及其工會組織采取溫和立場，願意通過與資方談判協商來解決矛盾。而塔塔資方對工人采取了改善管理、增加福利和強化規章製度相結合的策略。1958年以後，塔塔勞資雙方采取協商和製度化的方式解決它們之間的矛盾和問題，工人和廠方逐漸形成了一種在印度不多見的和諧與合作的關係。
塔塔鋼鐵公司建成後不久即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爭的刺激下，塔塔鋼鐵公司發展加快，生產興旺。此時，資方為穩定勞動力采取了一些措施，向工人提供了某些福利與方便，勞資關係處於一種平和狀態。一戰結束後，國際工人運動高漲，影響到印度的產業工人。印度國內的勞資矛盾加劇，激起了工人的鬥爭。一方麵資本家所獲取的利潤大大增加，另一方麵工人的實際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以塔塔的女皇紡織廠為例，它的利潤由1915年的186900鎊提高到1920年838099鎊，6年裏曾長3.5倍。塔塔的女皇紡織廠股東的紅利之高引人注目。在一份紀念該廠建立50周年的小冊子裏說，建廠最初20年的紅利每年是16%，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高達90%，1919年每價值500盧比的股票可得紅利350盧比。在資本家利潤不斷增長的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卻在急劇下降。印度工人的工資本來就被壓得很低，還要遭到罰款以及其他種種苛扣。戰後物價迅速上漲，工人生活條件惡化。1919年1月，印度最低生活費用比1914年7月上漲83%，同期從事工業生產的工人的工資隻提高了21.5%。生活費用的上漲超過了工資提高幅度61.5個百分點。塔塔鋼鐵公司所在地詹姆謝特浦爾的生活費用以1909-1913年平均數為100計，1920年上升到了191。印度工業中心的工人掀起了罷工浪潮。塔塔的工人為了爭取經濟權益參加了這一鬥爭。1920年初，塔塔鋼鐵公司的工人為改善生活條件派出工人代表同總經理交涉，要求增加50%的工資。總經理對工人的要求未作明確表態，說是要與其他董事商量後再作決定。這顯然是資方對工人的壓力所采取的拖延手法。時隔幾周，工人還未得到廠方的答複。2月24日工人自發舉行罷工。罷工者提出的要求有：所有雇員都提高工資，月工資在50盧比至300盧比之間的提高35%，在50及50盧比以下者提高50%；生病或工傷的工人發全工資；發給工傷事故致死的家屬一次性的撫恤金；每年享有一個月休假，休假期間工資照發，等等。2月28日，總經理從孟買到詹姆謝特浦爾，警告罷工工人：繼續罷工不會帶來什麼好處，勸說工人立即複工。這些警告遭到工人的拒絕。廠方欲摧垮罷工鬥爭，招聘了一批新工人，試圖用他們來頂替罷工者。3月15日新工人來到工廠，罷工工人阻攔他們上崗頂替時，勞資雙方發生了衝突。警察開槍，5名工人被打死。20餘名受傷。工人在罷工鬥爭的高潮中成立了詹姆謝特浦爾勞工協會。最後，杜拉布·塔塔到詹姆謝特浦爾處理罷工事件。3月20日他宣布：承認這個勞工協會，工人將普遍提高工資以及建立退休金公積金。
第一次罷工工人達到了部分目的，雖然工資增長的幅度仍不及物價上漲的幅度。工人有了一次經驗，為爭取自身權益鬥爭的積極性更高漲了。1921-1922年度公司贏得較大利潤。在工人敦促下，勞工協會向廠方要求工資總額增長33%；發放一個月的工資作為獎金；周計工資工人的工資不得低於每日0.5盧比；更好地改善女工的福利待遇、改善住房條件；工作10年就可享有退職金等要求。廠方以“不合理”為由予以拒絕，並警告說如果鋼廠無利潤時工人再罷工就將關閉工廠。廠方的蠻橫態度激起了工人的強烈不滿。激進的工人抨擊廠方，也對勞工協會無意發動罷工質疑。勞工協會表示，如工人要求罷工，工會將出來領導。1922年9月15日一個美國工程師在廠裏踢傷了一名穆斯林工人，成為又一次罷工的直接導火線。9月21日，約2萬工人舉行罷工。9月23日資方派B·J·帕德沙向罷工工人發出嚴重警告，宣布罷工者的工資將扣除10%，公司保留拒絕公司認為不合適的工人恢複原職的權利。工人沒有退卻，罷工陷入困境，工會呼籲公眾支持，並求助於全印工會大會書記達瓦·恰曼·拉爾。在他的調停下，10月24日工人複工。複工的條件是資方答應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討論工人的要求，並擔保工人複工後不受打擊。後來的事實證明這隻是廠方的一個計謀。工人停止罷工之後，廠方根本沒有進行這樣的討論，罷工者也遭到了報複，一批罷工領導人包括勞工協會的書記被除名，1000名工人被解雇，對勞工協會這個工人組織也不予以承認。這次罷工持續33天，工人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還在1920年鋼廠工人第一次罷工時，B·J·帕德沙就強調說，公司的股東人數大約為工人人數的一半，從並不比工人富裕多少的股東那裏擠出錢來付給工人是不妥當的，給工人頒發獎金是指望以此刺激生產增長，從而使公司受益，而在公司的利潤很不穩定，而且還有可能下降的時候，發給工人獎金是不利於公司的。他還指出，公司發現部分或者許多工人都根本不適合現代生產的要求，已不必象建廠初期那樣因產業工人缺乏而不得不對他們有所遷就。他主張不合格的工人應讓他們另找雇主。從這番話可以看出塔塔公司方麵並不認為工人的要求是合理的，更不認為滿足工人的正當要求改善勞資關係對提高生產力是有益的。他們與當時其他私人資本企業一樣，認為要增加生產，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對工人采取強硬態度，因此，第一次罷工對工人作了妥協，第二次罷工再也不作讓步了。
第二次罷工雖然被廠方瓦解了，但是勞資的矛盾並未緩和。資方的食言和報複更加激怒了工人，勞資關係進一步緊張。公司的有識之士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如當時任主管的基南(1932年第一任塔塔鋼鐵公司印度人總經理)，多年後曾指出，塔塔鋼鐵公司的董事會遠在工廠千裏之外的孟買，不知時代的潮流，公司為這種近視行為付出了高昂代價。
在20年代末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印度勞動力市場急劇縮小。一方麵資本家打著“合理化”的旗號，以減產、停產來裁減工人，另一方麵大批破產的農民擁入城市，進入業已萎縮的勞動力市場。這樣，勞動力的供求關係極不平衡，勞動力過剩，為資本家進一步壓製工人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資本家對在崗的工人通過不充分就業、縮短勞動時間等手段來減少其工資收入。1928年開始，印度工人掀起了新的罷工高潮。罷工中普遍成立了罷工委員會，提出一係列的經濟要求，如停止降低工資；提高每月收入不到30盧比的工人的工資；停止實行“合理化”措施。塔塔鋼鐵公司的工人也受到了經濟危機的打擊。1924年到1928年，廠方又解雇了2000名工人。同時公司推行的獎金製度把部分職工排除在外，使這部分工人失去了增加收入的機會。工人對廠方這種歧視政策，不時地舉行小規模的罷工和怠工。1928年在全印工人罷工高潮中，塔塔鋼鐵公司鐵軌廠的工人首先於3月16日舉行罷工，罷工很快發展到鋼板廠和其他各廠。5月8日，公司總經理發出通知，開除鋼板廠的所有罷工者。資方和工人的矛盾激化，形勢變得更加嚴峻。5月25日工人舉行總罷工。盡管勞工協會不支持總罷工，罷工工人最終還是獲得成功。5月30日，一個老工會領導人來到廠地，在群眾大會上發表講話反對罷工，被工人轟走。在工人鬥爭高潮中，一個被稱之為激進分子的馬尼克·胡米，漸漸掌握了這場鬥爭的部分領導權。6月1日，工人又進行第二次罷工。這次罷工中，工人內部發生了分歧，一些支持勞工協會的工人照常上班。公司抓住時機宣布6月2日封閉工廠以此來分化工人，有意擴大他們之間的分歧。7月，公司想早日結束罷工，施展了一些詭計。首先廠方雇一批“效忠”的工人來恢複生產。在這項計劃遭到失敗後，公司又讓一些董事和股東出麵警告工人，但也未能奏效。工人罷工仍在繼續。7月23日，薩克拉特瓦拉發出通告，實行100萬盧比獎金計劃，答應增長工人工資，但同時也重申裁員18%的決定。參與罷工的工人不為之所動，堅持鬥爭。8月13日，廠方發出最後通諜：如果罷工工人一周內不複工，廠方決不會滿足他們所提出的任何要求與條件，並且罷工者將遭到解雇。廠方的這一通牒也激怒了勞工協會，它也決定投入罷工。此時胡米和罷工委員會請來了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領袖、剛當選為全印工會大會主席的蘇巴斯·鮑斯。鮑斯到詹姆謝特浦爾後，被工人推舉為勞工協會主席，胡米任副主席。鮑斯與廠方談判了一周，終於於9月12日達成協議。協議的主要內容是：工人第二天複工；工資增長10%——20%，因工資額不等而異；設立退休公積金、每年有兩周含全工資的休假；每年有兩個宗教節日假；罷工期工資不發，但可以向廠方借款，以後分若幹次償還；獎金計劃照舊；公司在12個月內有權裁減多餘的工人，被裁減者作為備用隊伍，當原部門或其他部門有空缺時將被吸收，勞工協會再度被公司承認。工人贏得了不少權益，公司也堅持了自己的若幹條件。顯然這是一件勞資雙方相互妥協的協議。激進的胡米拒絕接受這些條件，又組織一個工會，叫勞工聯合會。胡米的支持者們抄了勞工協會的辦公室，攻擊其成員。塔塔鋼鐵公司的勞工運動分裂。胡米繼續領導他的工人與廠方鬥爭，如要求延長工人借款的償還期，要求公司方麵承認他的工會。公司對上述要求均表示同意。但是，公司的這種妥協是暫時的。工人因分裂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廠方趁機食言，不再履行所作的承諾，被解雇的工人大大超過雙方協議中的數目。塔塔鋼鐵生產不景氣，資方還采用各個擊破的手法把危機轉嫁給工人，在4年的時間裏，解雇了4000名工人。同時公司趁胡米在工人中威信下降之機，於1930年設計使其被判處3年監禁。這樣，胡米所領導的勞工聯合會就此瓦解。接著，公司又對勞工協會開刀，1932年初，公司解雇或調離了勞工協會的一些領導人，使勞工協會也不再起作用。這樣，這兩個工會都再難以開展活動，連群眾大會也因為公司雇傭打手的破壞而無法舉行。一向對塔塔集團懷有好感的聖雄·甘地對此表示了不滿，1934年他在塔塔鋼廠的一次群眾大會上說他“痛心地得知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問題是用棍棒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