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作用
前麵的引論中提到了關於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文化解釋，這恐怕是為了反駁馬克斯·韋伯的觀點而產生的。韋伯認為，清教和儒教雖然都是理性的但在二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清教的理性主義尋求運用理性來控製世界，儒教的理性主義則試圖以一種理性的方式去適應外部世界，儒教徒的這種思想是阻止現代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的主要因素，而對於日本韋伯更是幾乎沒有作出任何積極的評價。在戰後的廢墟上日本不僅建立起了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其經濟取得了西方國家所沒有的成就，創造了世界奇跡，於是“《論語》加算盤”、“儒教資本主義”“日本精神加西方技術”等各種關於日本奇跡的文化解釋應運而生。其宣揚者中既有日本人又有西方人，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都認為經濟發展是日本人的“國民性”和西方先進技術相結合的成果，其中“國民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即所謂“和魂洋才”。顯然這種理論無法令人信服。首先“國民性”存在與否尚屬學術界爭論的問題，其次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的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也同日本具有類似的傳統文化特征，其“國民性”大同小異，而為何各國境遇如此大不相同呢？當然我們也無法否認，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特征對其經濟發展的確是有影響的，當相似的思想文化特征作用於不同的經濟時，其結果也是大不相同的。下麵將集中闡述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思想文化特征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顯然這些作用並非必要的。
戰後日本的思想文化結構中既有傳統文化特征又有經曆了二戰後出現的新特點。就傳統文化特征來說，源於中國的儒家思想曾被認為是日本文化的核心部分，於是日本文化不過成了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而事實上並非如此。的確，日本文化中吸收了很多中國儒家思想的元素，然而究其原因日本人為什麼引進這些思想，則要涉及到日本的自然、社會特點。日本是一個島國，資源貧乏地域狹小，自然災害頻發，這樣的自然條件使得日本人不得不終日為生存而奔波，於是在其內心深處逐漸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生存意識。這種生存意識要求人們必須從屬於某一個集團才能生存下去，有了集團還要維係這個集團，於是集團內部的和諧，下對上的忠誠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節儉觀念、重智意識、實用思想等也應運而生。然而這些並未形成理論體係，外來的儒家文化則恰好基本適應了這些思想，於是為日本人所接受並奉為真理。需要指出的是，正因為是由於需要而引進，所以日本人對儒家思想並未照章全收，而是選擇了其中適合日本人思想氣質的部分，並在很多地方作了改動，形成了有別於中國儒家的日本儒教。比如，中國儒家認為人類美德應包括“仁”“義”“禮”“智”“信”，而處在首位的“仁”中最重要的則是“孝”。常言說，忠孝不能兩全。這時中國儒家常會把“孝”擺在首位。日本儒教雖吸收了這些思想，但為了適應日本社會的需要，“忠”被擺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而且其“忠”的含義也與中國不同。中國儒家的“忠”是指自己良心的誠實、真摯，“臣事君以忠”是以“君使臣以禮”為前提的，而日本儒教的“忠”則是說要完全獻身於主人，即為了效忠主人可以犧牲自己，是下對上無條件地忠誠。由此可見，日本傳統文化中的集團意識、忠誠心理、重智意識、勤儉觀念等特征是日本古代思想和中國儒家思想相結合的產物，既具有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共同特征，又有日本獨有的思想文化氣質。盡管日本曆來在思想上是一個比較保守排外的民族，但經曆了二戰的洗禮他們的思想文化結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近代化特征。比如，戰後麵對一片廢墟，崇尚武力的觀念變為了振興經濟的決心；天皇發表《人間宣言》承認自己也是人不是神以後，天皇主權觀念轉變為主權在民意識；與此相聯係的，戰時“滅私奉公”的軍國主義道德觀念也轉變為追求人欲、注重人性的倫理意識；戰爭使人變得清醒，國家主義的愚昧觀念轉變為臥薪嚐膽的求知意識。這些新特點和傳統文化一起構成了戰後日本社會思想文化的主要特征，對經濟的振興和騰飛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完全依靠市場調節的自由經濟在種種假定之下能夠獲得理論上的完美，然而現實畢竟嚴酷得多，在現實中那些假設很少能成立，有些甚至聽起來是荒謬的。盡管現代經濟學強調了政府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作用,但也隻是放寬了一點假設，結果仍然不盡如人意。正如劉易斯概括的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中作用的悖論：“如果沒有一個明智的政府的積極促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有經濟進步，另一方麵也有很多政府給經濟生活帶來災難的例子以至於要寫滿幾頁警惕政府參與經濟生活的話也是容易的。”更明確地說，“政府的失敗可能是由於他們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於他們做得太多”。（14）也正因為如此，完全按照經濟學教科書管理經濟並不一定能獲得良好的發展，因為現實中有太多我們無法預料到的偶然因素，而這時思想文化中某些特征卻有可能能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思想文化特征正是起到了這樣一種出人意料的作用，難怪有人把它們誇大為日本經濟發展的根源。
在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中，“委托—代理”模型為我們揭示了企業經營的一般規律。委托人和代理人作為博弈雙方要分別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於是委托人利用自己的殘差控製權（residual control）先行一步將代理人的反應函數納入自己的效用函數，從而用反向歸納法得出自己的最優行動策略，即給代理人的激勵程度。顯然這樣的博弈模型中存在著效用的損失，而且由於現實中信息不對稱，委托人不能獲得關於企業經營狀況的完全信息因而很難作出正確的決策，於是這意味著更大的效用損失。委托人要想對代理人的經營過程進行完全監督則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有時甚至是不可能達到的，但是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能實現合作，則二者的效用都會得到改進。然而在經濟學理論中，二者沒有理由實現長久的合作，但在現實中日本傳統文化的集團意識和忠誠心理加上振興經濟的決心卻使二者至少在不短的一段時期內實現了不可思議的合作。日本許多企業都是家族式的，上下一心為企業盡忠曾是上至經理下至員工們共同的信念。特別是在二戰剛剛結束全體國民齊心協力恢複經濟的特殊形勢下日本人更是拿著極少的工資幹著世界上日工作時間最長的工作，每個人都成了工作狂。顯然這並非“經濟人”假設所能完美解釋的。
日本能取得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很短時期內迅速積累了大量資本。誠然，這和生產的增長是分不開的，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高儲蓄率。經濟學教科書中關於儲蓄傾向的解釋大都和生命周期理論有關，然而這很難解釋日本乃至整個東亞居民從年輕到年老都有很高的儲蓄傾向的現象。文化方麵的解釋之一是節儉思想，這是農耕社會的特征之一也和日本人的生存意識有關。自然條件惡劣，社會經濟破敗不堪，又剛剛經過戰爭的洗禮，這一切使日本人的生存意識又一次複蘇，於是他們傾向於把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於儲蓄以防不測，這樣能給他們一種安全感，所以高儲蓄率也成為了一種必然。當然，在經濟上社會年齡構成以及日本超過退休年齡雇員工資打折扣的傳統做法等也會對高儲蓄率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但至少文化上的解釋也不能完全被否定。
此外，日本人的重智意識和善於吸收借鑒外來文化的傳統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教育的發展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一條重要經驗。教育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人才，而高素質的人力資本正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之一，教育投資是回報率最高的投資。以實用為準則吸收和改進國外先進技術也是日本經濟能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利用所謂“後發優勢”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並加以改進應用於本國生產既能夠擴展生產可能曲線又能促進產業升級，這也是發展中國家迅速發展追趕發達國家的重要經驗。可見當時日本的思想文化特征的確或多或少對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說是經濟發展列車的潤滑劑，但是把它作為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根源的說法顯然是誇大了思想文化的作用，甚至帶有某種民族主義的性質。這也是本文試圖說明的又一個問題。
啟示
在前麵的論述中，我們得出了兩個結論：第一，適當的戰略選擇和產業政策是日本經濟得以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第二，當時的思想文化特征對經濟發展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然而僅僅得出結論是遠遠不夠的，分析別人成功的經驗是要對我們的改革和發展有所啟示。閉門造車，盲目排外是不可取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任何好的經驗都是有其曆史局限性的，別人的經驗對我們不一定完全適用，以前的經驗現在也不一定完全適用。況且日本經濟曾經的高速增長也遠非完美，在奇跡光環背後隱藏著許多問題，進入90年代後日本經濟開始走向衰退，金融危機，消費不旺直至目前日元大幅貶值而經濟前景仍不容樂觀，一切的一切都和高速增長時期存留的問題有著直接的關係。因此我們必須即借鑒其經驗又吸取其教訓，這樣才能避免日本犯下的錯誤，實現經濟和社會持續的良性發展。
在文化方麵，中國和日本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思想文化特征大同小異，況且文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很難把握，可遇而不可求，因此我們主要借鑒的應該是日本在發展戰略選擇和產業政策方麵的經驗。建國之後的一段時期內，出於種種原因我們曾選擇了“趕超戰略”，不顧我國資本缺乏人口豐富的要素稟賦結構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並且相應的形成了一套以重工業為導向的價格扭曲、政府配置資源、管理生產的經濟體製。雖然我們在重工業方麵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們卻因此付出了更高的成本，工業增長的另一方麵是整個社會經濟的停滯不前，人民生活水平遲遲得不到提高。後來，特別是文革以後，我們認識到了這種不切實際的發展戰略的弊端，開始以比較優勢為導向逐步改革舊有的經濟體製的微觀經營部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農村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城市裏放權讓利增強企業活力，重建企業經營機製等方麵的重大改革都是在微觀激勵製度方麵。這樣的經濟體製使生產部門遵循比較優勢成為可能，同時也為生產部門發揮比較優勢提供了有效的激勵。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正是遵循了比較優勢戰略的結果，這和日本戰後經濟高速增長有極其相似之處。日本的成功還在於處理好了宏觀政策環境和微觀經營機製之間的關係，使二者相互協調，而且我們迄今為止的改革雖然在微觀經營機製上進行得比較徹底且行之有效，但在相應的宏觀之策環境上則顯得有些滯後，而且二者之間的協調方麵也存在著問題。因此如何改革宏觀政策環境使之與微觀改革相協調就成了我們的主要任務之一，日本產業政策選擇正好為我們提供了值得參考的經驗和需要吸取的教訓。
自從日本乃至東亞經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之後，許多人開始推崇這種滲透著儒教文化的東亞經濟模式，認為它能給經濟帶來極大的效率。的確，日本乃至東亞的經濟中都滲透著儒家人本思想，重視人的作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諧是生產經營的重要特征，從日本企業的管理模式中我們就可以深切地了解到這一點。日本企業作出某一項決定往往不是在正式的會議上，而是在私下裏。大家在下麵交換意見達成協議之後，正式會議上的表決則成了一種儀式，很少還會有人公開反對，因為每個人都極其注重企業內部的人際關係和諧。同樣，如果一項決定會觸及到某些人的利益，則很可能在私下裏就被否定。從現代管理學重視人和非正式製度的角度看，這樣的企業管理模式是有一定優點的，正如社會學中道德約束適用於小村落一樣，在小範圍內這樣的管理模式有時甚至是很有效的。然而如果把範圍從一個企業擴展到一個大國經濟，隨著生產的擴大這樣的“人治”或非正式製度管理顯然很難實現高效率，於是製度化理性化的管理機製就顯得更加有效了，這也是我們強調法治的重要原因。“人治”與人的意誌相聯係，盡管有時和能會“出奇製勝”，但必然會帶來很大的偶然性和隨意性，而相比之下法治雖然顯得有些死板，會帶來效率的損失卻更加客觀和公正，容易把握。正如當今流行的MBA培訓已經從培養具有決策能力的manager轉變為培養行使“執行”職能的exacutive一樣，正式製度管理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東亞儒家文化的特點之一便是注重人，所以推崇“人治”也成為一種必然，然而過分的“人治”也許正是日本經濟走向衰退的根源。銀行金融業經營不善導致大量“壞帳”和“尋租行為”的出現顯然和缺乏有效的法製化監管不無關係。這恐怕也是我們應該應該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建立穩定有效的法製化管理機製，發揮“理性化製度約束”的作用，微觀上輔以非製度管理手段，這樣才能創造出更大的效率，並使經濟獲得穩定良好的發展，避免發展背後潛伏的危機。
日本經濟曾經有過世人矚目的輝煌，而光環畢竟已經或正在逐漸退去，甚至有很多日本人承認這是自己第二次戰敗，因此我們當然也沒有必要把日本所謂的“經驗”奉若神明。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拋開其神秘的外衣，日本經濟發展中的確有我們值得借鑒之處，同時神話破滅的教訓也是發人深省的。所以正確看待日本戰後的高速增長及其根源顯然是必要的，這也正是本文最重要的寫作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