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日本，又是雄心勃勃。數十艘軍艦雲集釣魚島，一副“支那人敢與皇軍決一死戰嗎?”的架式。首相從靖國神社參拜出來，南下東南亞，自信十足。而軍費己躍居世界第二，遠洋艦隊的防線延至台灣海峽，又在積極尋求製造核潛艇。……與此同時，散布中國威脅論，企圖聯合西方及中國的鄰國們一起來扼製中國……。
日本的曆史是侵略與殘殺的曆史，日本的經濟是掠奪與榨取的經濟。但是，在我們有力量和決心去結束它的罪惡曆史之前，它不會自動消亡；在我們有實力索回被掠奪財富之前，日本還將靠中國人的血液繁盛。明確這一點，我們就不會忘記我們麵臨的危機和肩負的沉重的曆史使命。
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借鑒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是60到90年代間，東亞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可謂是群星璀璨，其中最為耀眼的恐怕就是從一片廢墟到現代化經濟大國的日本了。盡管9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開始滑坡，以至於現在的日元大幅貶值經濟發展前景卻仍不容樂觀，然而它持續了四十年的經濟繁榮的確是任何人也無法忽視的，它的經驗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創造了又一個世界奇跡。近年來世界經濟整體滑坡，而中國卻一枝獨秀，仍保持了較大的增長。盡管如此，我們的改革進入了“瓶頸”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何順利通過“瓶頸”保持快速的經濟發展是現在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日本的經驗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關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何以能實現經濟高速增長達到趕超發達經濟的目標，學術界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解釋。有一種觀點認為，奇跡的背後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的影響。顯然我們無法完全接受這種說法，因為發達經濟中更多的是不懂儒家思想的歐美國家。馬克斯·韋伯甚至極端地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根本無法在缺乏新教倫理的中國、日本乃至整個東亞取得很大的發展。（1）當然這是不足信的，因為東亞的奇跡已經做了最好的證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種“《論語》加算盤”的文化解釋似乎正是為了反駁馬克斯·韋伯的觀點而產生的，因此不免偏激，所以我們不能企盼從文化中找到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源，經濟問題還需要用經濟觀點來解釋。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戰後日本的思想文化對高速前進的經濟列車所起的潤滑劑的作用。於是就引出了本文所要說明的兩個問題，關於日本戰後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解釋以及當時的思想文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研究是為了借鑒經驗吸取教訓，因此論文的第三部分從前麵的分析中提出了日本戰後經濟高速增長對中國發展的幾點啟示。
比較優勢
關於戰後日本高速增長的經濟解釋同樣有很多，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林毅夫把它們歸納成三種類型。（2）第一種是以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為代表，他們認為高速增長的原因是因為實行了自由市場經濟，價格扭曲比較少，資源配置得當且效率高。然而從日本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我們顯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對經濟的積極幹預，尤其是從戰後到6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的“統製”特征是相當明顯的，因為在恢複時期日本工業極其薄弱，沒有政府的扶持會很快崩潰，顯然這種解釋把現實經濟過於理想化了。第二種解釋與此恰恰相反，以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Alice Amsolen和英國經濟學家Robert Wade為代表，他們認為日本乃至亞洲四小龍經濟的成功恰恰是政府有力地幹預市場，有意識地扭曲價格限製市場作用，利用產業政策扶持某些關鍵性戰略產業的結果。然而我們所知道的是，現實中有更多統製經濟發展受阻的例子。要素價格扭曲的市場顯然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尤其是對一個政府很難完全控製的大市場來說，而日本真正的高速增長期也是從六十年代逐步減少了政府對市場直接幹預後開始的。第三種解釋把日本的成功歸結為實行了外向型發展政策。的確，外向型是日本經濟的一大特征，同時也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是得益於對外開放。然而並不是隻要開放就能發展，正如中國開放的同時還要改革一樣，日本內部的戰略和政策的選擇也是同樣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單純的開放不僅不會帶來發展反而往往會使本國經濟一潰千裏，可見外向型也遠非經濟發展的充要條件。
以上三種假說都解釋了日本經濟增長中的一些問題，但又都不能完美地說明全部，所以這裏要引入另一種發展戰略——比較優勢戰略來作出更加符合邏輯解釋。（3）比較優勢戰略並沒有否定前麵三種假說，而是融三者於一體指出了三者背後更為本質地東西——比較優勢，它把這三種假說作為實現比較優勢的條件從而作出了一種並非全新但更加深刻合理的解釋。
這種比較優勢戰略是建立在國際分工理論的基礎之上的。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一書出版是西方傳統國際分工理論的開端。他認為判斷一國某種商品是否便宜的標準決定於一國在某種商品的生產成本方麵是否具有絕對優勢，“隻要甲國有此優勢，乙國無此優勢，乙國向甲國購買總是比自己製造有利”，（4）因此生產具有絕對優勢的商品，進口處於劣勢的商品所形成的國際分工能使各個貿易主體都得到更多的利益。當然，這樣的分工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然而斯密忽視了一個國家所有生產都處於絕對劣勢卻仍可以參加國家貿易的情形，因而無法作為國際貿易中的基本理論。於是大衛·李嘉圖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提出了更為科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即一國不必隻生產有絕對優勢的產品，而隻要生產自己產品結構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經過國家貿易就能使各貿易主體的利益都得到改進。這構成了西方傳統國際分工理論的核心。100年後，瑞典經濟學家厄裏·赫克歇爾和伯爾蒂爾·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稟賦學說，這種理論放棄了古典的勞動價值論，而把國際貿易發生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各國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導致的價格差異。它強調“不顧不同需求條件的影響，地區之間生產要素的稟賦差異有時會如此之大而決定了貿易的基本性質”，（5）從而“進口那些含有較大比例生產要素便宜的商品”。（6）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勞動力資源相對豐裕而資本相對缺乏，那麼它的生產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它的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因為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更好的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降低成本，從而在國際貿易中更具競爭力。
遵循比較優勢發展優勢產業的經濟發展道路即是比較優勢戰略。而發展比較優勢戰略首先要求對外開放，參與國際貿易；其次還要鼓勵自由競爭，讓市場發揮作用從而使價格準確地反映出本國的比較優勢所在，這樣才能更好的遵循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再次，由於企業自身無法全麵了解比較優勢，所以政府就要采取適當政策提供完全信息引導企業進入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並且適時促進產業升級。由此可見，前麵所提到的三種假說正是發展比較優勢戰略的條件，他們都部分地反映了戰後日本經濟的特點，從而我們也可以想象日本戰後經濟正是遵循著比較優勢戰略快速發展的。
戰爭剛剛結束時的日本的經濟和社會都處於崩潰的邊緣。民用財富的40%喪失了，尚存的機器設備也老朽不堪，1946年工業生產僅為戰前的6.6%。損失最大的是船舶，從630萬噸減至153萬噸，隻殘存24%。1945年大米產量也降至平均產量的60%。（7）戰後初期日本的生產要素稟賦狀態是：資本存量水平低，技術水平落後，土地麵積狹小，國內資源貧乏，原料資金不足，隻有勞動力過剩。日本經濟學家鶴田俊正指出：“在這種生產要素稟賦狀態下，隻要堅持以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等傳統的國際分工理論為基礎的工業化，日本就必然選擇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化道路”。（8）然而這似乎和當時日本的選擇有所不同，日本確立了“貿易立國”的思想之後，又經過“靜態國際分工論”和“動態國際分工論”的爭論，最終選擇了規模經濟利益大，吸收就業人口能力強，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學工業化道路，並對鋼鐵、機械、石油精煉、石油化工、汽車等弱小的基礎產業采取了一係列的保護扶持措施。（9）這在某種程度上有別於比較優勢戰略的選擇主要是由戰後日本麵臨的特殊的國際環境造成的。戰後美國處於政治考慮對日本大力援助，日本正是利用了這些援助資金和設備再加上廉價的勞動力才得以施行當時的“傾斜生產”政策。1949年美國停止了援助，日本經濟馬上陷入困境，這也正體現出了美國援助對日本“傾斜生產”的作用之大。不過對日本來說幸運的是，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所帶來的“特需”又給了日本巨大的發展機遇，使得日本得以把有限的資金用於回報率高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從而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積累了大量的資本而無需大幅地扭曲價格，避免了由此帶來的一係列“傾斜生產”的危害和成本。當然特殊的國際環境並不能解釋一切。事實上，50年代日本提出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時，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美國的1/4以上，（10）而且在從二戰結束到50年代的經濟恢複時期，甚至在實行“傾斜生產”的同時，日本也沒有放棄過勞動密集型產業，紡織、服裝等輕工業以及日本最為成功的大量使用勞動力的造船業也為日本迅速積累資本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可見戰後初期日本的政策選擇並不能構成比較優勢戰略的反例。日本高速發展中最重要的經驗不僅在於遵循比較優勢而且在於按照動態的比較優勢理論適時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任何一國的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都是變化的，因為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生產要素稟賦在內的一切經濟因素都會發生變化，這種生產要素稟賦的變化意味著一國某些產業產品的比較優勢或比較劣勢的消長替代，這樣後進國家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就使得它能具有動態的比較優勢從而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外向發展和國際分工模式。（11）進入60年代以後，日本已經完全恢複了經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美國的1/3以上，要素稟賦結構也與戰爭剛剛結束時有了很大的不同，資本存量獲得了極大的提高，同時勞動力價格即工人工資也有了明顯的增長，比較優勢由勞動力轉移到了資本。在這樣的要素稟賦結構下，政府適時幹預經濟，推動了產業結構向能源密集型和材料密集型的產業發展，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加大社會資本投資發展規模經濟，從而開啟了經濟高速增長之門。
一種外生的經濟發展戰略需要一定內生的經濟體製與之相適應。因此在日本當時的要素稟賦結構下，一旦確定了比較優勢戰略也就由發展比較優勢戰略的三個條件確定了一定的經濟體製，即在政府宏觀指導下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外向型經濟體製。在宏觀政策環境上盡量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讓市場價格反映生產要素的稀缺程度，從而為實行比較優勢戰略創造條件；在資源配置製度上主要由市場自行配置生產要素，從而使資源被合理分配到各個產業；在微觀經營機製上鼓勵企業間進行公平競爭，從而使企業不得不改進技術降低成本以增強自己的競爭力，五、六十年代盡管通產省限製新企業進入重化學工業和同類產品進口，但同時也要求原有企業間相互競爭。在理論上，由發展戰略和要素稟賦結構可以確定不移的決定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內生的經濟體製。經濟效益直接取決於發展戰略是否符合要素稟賦結構，宏觀經濟中所謂的內在穩定器（built-in stabilizers），即現代經濟中財政製度的自動調節性能，和微觀經濟中生產者之間經營者之間的激烈競爭所構成的內在調節機製會做好其他工作。然而在實際中這兩種調節機製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內在穩定器的作用在於減少經濟製度的任何波動的一部分,它不能百分之百地消除波動，消除它所留下來的波動的是斟酌使用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任務”，（12）微觀經濟中的競爭機製也同樣遠非完美，完全自由的競爭往往會導致混亂。另外，宏觀和微觀之間的“銜接”和溝通更是單靠自動調節難以解決的，因此政府在基本確定了的內生經濟體製的中的協調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當然我們也不會忘記，產業政策發揮其協調作用必須以完善的市場機製為前提，其對經濟的影響必須通過市場機製才能實現。戰後初期日本政府曾實行統製經濟製度，直接控製物資、資金和價格及外貿，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的恢複，同時也抑製了市場機製發揮作用，使企業生產效率難以提高，缺乏活力。到1952年4月，日本政府廢除了《臨時物資供求調整法》，結束了對工業製品及其生產的嚴格限製。同年7月還撤銷了統製經濟的最高管理機構“經濟安定本部”，代之以經濟企劃廳。至此，日本完成了統製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政府職能也轉變為協調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發展，彌補市場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也是以市場為導向的，是在價格機製的作用框架內執行的，政府一般並不直接幹預企業決策而是用非正式的勸說指導企業界。（13）而“政府多方麵進行直接幹預的產業部門，是運輸通信部門、服務產業部門、金融部門”這些對國民經濟發展有特殊意義的中間產品產業部門和最終產品基礎產業部門，因此，日本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幹預範圍也是有選擇的，並未因直接幹預而窒息市場機製的作用，而且在市場價格機製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協調。
到這裏我們已經基本可以明確日本戰後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源在於選擇了正確的發展戰略並且較好地協調了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關係。我們當然還可以提出促進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其它因素。比如，教育的發展，日本的大學數量幾乎相當於西歐各國大學數量之和；科技進步，日本人雖不善長或無心從事理論上的突破創新，但他們在吸收和改進外國先進技術方麵似乎的確有某種天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也得益於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車；高儲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促進了資本的迅速積累，等等。然而無論如何，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發展戰略符合當時的要素稟賦結構，發揮了比較優勢，這也是本文所要說明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