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鎮化方麵，實施“東提西拓”戰略，建設新城區，提升中心區，改造古城區，到2010年把茶陵建設成為城區麵積18平方公裏、常住人口16萬的中等城市（目前，我縣城區麵積7.6平方公裏，常住人口6萬人）；雲陽森林公園、南宋古城開發有序進行，逐漸成為湘贛邊界的旅遊休閑勝地。浣溪、平水發展成為交通樞紐型中心鎮，潞水、火田發展成為工業主導型中心鎮，高隴、界首發展成為邊境貿易型中心鎮。到“十一五”期末，全縣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20%以上。
在農業產業化方麵，發展煙葉3萬畝，列入全省種煙基地縣；好恰綠色油業公司、虎踞精幹麻廠、永光食品有限公司、明發鬆脂廠等龍頭企業帶動能力增強；油茶、苧麻、大蒜、鬆脂等產業基地建設得到鞏固；糧油、畜禽、竹木、水果等專業批發市場輻射麵擴大；農產品販運大戶、中介組織和營銷集團發展壯大，農產品加工轉化率和商品率全麵提高。
（四）改革開放整體推進
隨著中央統一部署的行政區劃改革全麵實施，行為規範、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製逐步形成，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職能與權限得到規範，縣級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相應增強。事業單位管理體製逐步理順，科技、教育、衛生、文化、體育同經濟結合，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智力勞動向商品轉化，公有公營向民有民營轉化。農村稅費改革繼續深化，農業稅全麵取消，農業綜合效益明顯提高。
招商引資向縱深推進，招商引資的主體由行政事業單位轉移到工商企業，招商引資的對象從吸引縣內外投資擴大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招商引資的領域從以興辦工業為主擴大到涵蓋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領域。“走出去”戰略開始實施，商品和勞務出口創彙實現“零”的突破。勞務輸出與“返鄉創鄉”緊密結合，輸出富餘勞動力，引回先進生產力。
（五）生活質量顯著提高
就業率提高，失業率減少，絕大多數勞動者都將獲得就業崗位，有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社會保障製度健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險逐步規範。農村醫療衛生狀況良好，城鄉居民醫療保健水平提高。居住條件改善，別墅、豪華型套房、經濟實用房將適應不同消費群體的需求。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超前消費、即期消費的欲望增強，小車、電腦走入尋常百姓家，自駕車旅遊、電子購物成為消費時尚。扶貧開發繼續推進，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並逐步過上小康生活。
總而言之，市場是“看不見的手”，政府是“看得見的手”，兩支手必須密切配合，才能演奏好經濟和社會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交響樂章。
中國社會革命的經濟學分析
1917年10月（公曆11月），俄國共產黨人通過發動工人和士兵進行武裝起義，用暴力推翻了二月革命後建立的臨時政府，建立了“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1927年，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發動農民革命，經過22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在1949年驅逐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
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把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塞入社會形態更替的理論框架，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規律來解釋這兩次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隨著曆史的推移和社會科學研究的進步，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社會形態更替理論引起的問題比它能夠解釋的問題還要多得多。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發生的蘇聯東歐巨變和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使眾多學者力圖對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進行徹底反思。不過，由於“唯物史觀”理論的影響，人們很難擺脫“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這一線性因果關係框架的束縛，所以這一反思至今沒有取得係統性成果。
本文運用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所應用的“經濟人選擇史觀”的基本原理，引入社會變遷過程中的五大“外生變量”，力圖對中國革命發生的原因及其結局作出客觀分析。這些分析是否做到了“客觀”，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敬請讀者給予評判。我要預先求助於讀者的寬宏大量，請您在閱讀本文時盡量平心靜氣，不要被那些不合常規的評述所激怒，以至於難以讀完全文。如果您實在不能接受筆者的評述，那麼不要緊，您先放下來，等2049年慶祝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再看看能不能接受它吧！
一、三大問題的輕重緩急
筆者把從戰國時期到鴉片戰爭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稱為“傳統社會”。解讀當代中國革命，必須從研究傳統社會入手。從宏觀上看，傳統中國的最大特點就是人口眾多、資源貧乏、農民窮困，所以曆朝曆代的後期都有解決百姓窮困這一大問題。在鴉片戰爭後，又產生了維護國家民族獨立以及順利發展工商業兩個大問題。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社會分為不同的利益階層，不同階層對問題的看法大不相同。所以對如何解決這三個問題，人們的看法並不一致。1840年以前中國本來就完全是自主獨立的，那時政治自立問題並不存在。隻是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的落後，才在鴉片戰爭中陷於被動挨打的地位，結果逐步喪失了政治自立的能力（形式上還保留完全獨立）。民族獨立（實際是指國家政治自立）處於邏輯的最高層，政治精英當然最關心這一問題。
但是如何從根本上解決政治自立問題呢？中國的政治精英早就認識到，發展工商經濟是中國強大自立的根本，於是洋務派官僚利用國家財力引進外國的機器設備在中國辦工廠，發起並實施了一場力圖自強的“洋務運動”。按照洋務運動加快發展工商業，文化精英和社會精英都可以從中直接受益，也存在具體實施的辦法（用法律術語說就是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洋務運動得到普遍擁護。這樣，國家政治自立和發展工商經濟這兩個問題在精英們看來完全是一致的，他們都力圖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基礎上通過漸進的發展來解決中國麵臨的兩大問題。但是精英們並沒有找出解決千年曆史遺留下來的廣大農民的貧困問題。實際上，解決農民貧困問題在現實中並沒有切實可行的途徑。但是對於廣大貧苦農民來說，不管有沒有現實的途徑，首要的都是解決自己的貧困問題，而工商經濟是否發展，對他們卻無關緊要。至於國家是否能夠實現政治自立，則更是無關痛癢。這樣，雖然籠統地說中國麵臨三大問題需要解決，但精英們與貧苦百姓所關心的問題，輕重緩急次序根本不同。百年中國的悲劇就在於，貧苦農民的生存問題，隻能走毛澤東的“平民主義道路”，用“劫富濟貧”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的“劫富濟貧”，不是現代社會對富人多征稅而補貼窮人，而是用暴力手段直接剝奪富人甚至從肉體上消滅富人，這就必然要破壞傳統社會秩序，與精英們力圖在秩序範圍內發展工商業的努力發生矛盾。既然窮人群體與精英群體所選擇的道路無法協調一致，這就必然產生摩擦、鬥爭以至於發展到最後的大決戰，結果1949年國民黨在大決戰中失敗，被迫退守台灣孤島。
中國革命出現貧苦農民完全勝利這樣一個結局，可以說古今中外都沒有過。何以出現這樣的結局？直接原因當然是國民黨鬥不過共產黨，根本原因則是“精英階層”的力量敵不過“貧民階層”的力量。幾十年來我們常說，1949年中國人民拋棄了反動、腐朽的國民黨政權。不過嚴格說來，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經過軍閥混戰、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國民黨政權從來沒有在廣大鄉村穩定地紮根，所以貧民階層從來就沒有受過國民黨政權的“恩惠”，沒有衷心擁護過國民黨政權。在退守台灣後的幾十年中，國民黨對台灣小社會的治理也頗有成效，事實說明，在幾十年中，我們對國民黨政權的定性並不準確。因為國民黨既不反動，也不腐朽。所以更正確些說，不是“中國人民”拋棄了國民黨政權，而是“人民”中的“貧民階層”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選擇了共產黨而沒有選擇國民黨，最後國民黨因決戰戰敗而退出了中國主要的政治舞台。
依靠貧民階層的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徹底打敗代表富人利益的國民黨，是因為中國貧苦農民的人數太多。貧苦農民何以太多？這就需要追溯中國的人口問題。
二、千年曆史遺產：人地矛盾危機
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是，人口生存需要食物，食物生產需要土地，而土地卻是有限的。當某一地區不再有可供開墾的土地時，人口增長就會引起勞動報酬遞減，導致生存狀況惡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和關中地區可開墾的土地已經基本開墾完畢，人民生活逐漸陷於貧困。貧窮人口太多，社會秩序就會趨於混亂。戰國時期的思想家韓非早就認識到這一點，他在《五蠹》中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貨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那些文明發展較早的地區，都是由於具有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因而能夠供養較多發人口。但是，人口增長終究會達到環境條件所能夠容許的限度，出現人口飽和。一般情況下，中心地區的人地矛盾可以通過向周邊地區移民得到緩解。但如果遇到嚴重天災（中國的自然條件，天災頻繁，並且波動幅度大），食物產量無法供養現存人口，那就不是向周邊移民所能夠解決的，這就必然出現農民起義和社會戰亂。曆史上由人口飽和和自然災害引發農民起義的事例，最明顯的就要數反莽的綠林、赤眉大起義了。王莽代漢前，西漢人口已處於嚴重飽和狀態（近6000萬）。大官僚王莽為百姓辦了不少好事，因而具有很高的社會威望。他代漢稱帝後的改革，也是有利於下層民眾的，所以應當得到下層民眾的擁護。但公元17年發生的大麵積的旱災卻引發了綠林、赤眉大起義，王莽本人在農民起義打擊下落了個身首異處的悲慘下場。王莽的活動及其結局說明，在古代社會中，天災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當人口飽和再
遇到大範圍天災（在中國主要是旱災）時，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止農民起義的爆發，再英明的統治者也無法挽救王朝衰亡的命運。
遠在春秋戰國時期，由於人多地少產生的所謂“民生問題”已經存在。從春秋戰國一直到明末清初，中國人口生生滅滅，周而複始的波動狀況沒有多大變化，有時降到一兩千萬（三國時期），有時達到六七千萬。經過一千三百多年，到明代仍然回複到西漢末年的六千來萬。這一情況說明，在氣候、動植物等自然資源不變的情況下（用經濟學術語就是“沒有外生變量的摻入”），中國土地最多也就是能供養六千來萬人。但是到清朝康雍乾時代，人口卻幾乎直線上升，鴉片戰爭前已經達到4億多人。這就使人感到不解：同是中國這一塊土地，清代（及以後）為什麼能夠突然供養多幾倍的人口呢？
美國費正清教授在其《美國與中國》、中國中山大學的何博傳教授在其《山坳上的中國》中，都談到了引起清代人口成倍增長的“外生變量”，這就是明代中期由新大陸引進的高產作物玉米和番薯的推廣。這兩種作物適應性強，丘陵地帶也能種植，在傳統生產條件下它可以利用更多的土地，結果同是中國這一塊地方就能夠供養更多的人口。
人口過度增長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它導致人們的生存條件更加惡化。不少曆史學家看到，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生，就是由農民生存條件嚴重惡化引起的，而與1840年以後資本主義向東方的擴張並沒有多大關係。由傳統中國遺留下來的人口問題，一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很好地解決。我們在對中國革命產生原因的探討中，人口問題是我們需要充分重視的一個因素。
三、傳統社會的階級和諧與衝突
傳統觀點認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封建社會兩大對立的階級，他們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最近有不少文章突破了這一教條化的觀點，認為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曆史上，根源於生產資料占有方麵的階級對立從來都不明顯，社會的對立在很大程度上產生於政治權力，其表現就是平民階層和精英階層的對立。
很明顯，這一突破並沒有跳出矛盾（鬥爭）是事物（曆史）發展動力的宏觀框架，這一框架要求在任何社會中都要找出所謂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解決過程，就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過程。這一理論在哲學上並不成立，用它指導現實則會產生十分有害的結果。
筆者認為，不論是把傳統社會的主要矛盾看成是根源於生產資料占有關係而產生的階級地位的對立和鬥爭，還是看成是由政治權力產生的平民階層和精英階層的對立和鬥爭，都不能涵蓋複雜的社會生活。恩格斯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其職能是鎮壓被統治者的反抗。許多人都熟悉這一理論，但卻沒有人能夠用這一理論令人信服地解釋當代重要的社會政治現象。實際上這一看法太過絕對，它本身就缺乏科學性，所以我們不可能利用它來客觀地認識國家和社會。
如果我們大膽拋開這些絕對化的、形而上學的理論，容易發現人類社會產生和運行的原理其實十分簡單。當原始時代人口十分稀少時，隻要采摘自然界現成的果實和獵取現成的野物即可維持正常生存。但是當人口增長使得現成的自然資源難以供養現有人口時，人們便設法讓自然界產生自己所需要的資源，結果創立了動物飼養業（畜牧業）和作物種植業（狹義農業）；隨著人口的繼續增長，人類所需要的食物更多，於是隻好減少“昂貴”的動物產品而增加“便宜”的植物產品，結果逐步過渡到定居農業。遠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和關中地區的糧食種植業就幾乎完全排擠了畜牧業而成為最主要的生產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