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從來不期待會發現產生於完全均衡狀態的第一次周期的確切日期，但是，為了避免循回推理，製定一個模型來描述這樣一種事件就是非常重要的；並且隻要曆史的和統計的描述允許，我們就從第一次能證實是均衡鄰近區的地方開始。於是，我們就獲得經濟數量體係的圖景，而這種圖景是從創新影響下的均衡或其鄰近區描述而得的，而這種創新，將提供除了外部因素之外的唯一可能的“力量”。讓我們想想在這個國家或者在英國所發生的而為人們標記為“鐵路繁榮”的任何這樣的繁榮，就可以弄清這一點。在這種場合的新事物，需要花許多年才能進入運行次序，並且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對工業和農業的區位，人口的聚集，副業和輔助行業的演進等等，施加充分的影響。在這個期間，就嚴密的邏輯而言，如果上述均衡是一個完整均衡的話，在商品和勞務流程中就很少或者沒有增加（事實上在消費品的產出中可能是一次減少）；與此同時，由於信貸開展的結果和其它途徑，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支出將會增加。對於這一點的實際補充是，在這個時期，支出通常比產出要擴充得多一些，並且經濟體係中沒有創新的領域，將使它們自己適應於這種狀況。這裏不可能運用關於時間序列活動的曆史解釋來表明，當我們把一段時間作為經濟繁榮的時期時，這對我們所意指的一切事情是解釋得何等充分。（同樣也沒有必要來表明，因為對於任何一個人隻要他曾經研究過在這個“評論”雜誌上發表過的圖解，他就必定是很清楚的。）經過一段孕育時期（當然我們必須把它區別於單個廠商的情況，在那裏我們也可以用孕育這個名詞來稱呼）之後，新的經濟結構的產品和勞務就可以到達它們的市場，取代其它這樣的產品和勞務，或者取代與它們相聯結的現在已變得陳舊過時的生產和企業經營的方法，並強製施行一種清算、調整和吸收的過程。即使沒有人曾經犯過任何過失，也沒有人曾經有過任何行為失檢，情況也將會是上述這樣的；雖然更沒有什麼困難我們就會了解到，過失和行為失檢的結果將會揭示出，在這一時期這個體係將竭力掙紮回到一個新的均衡鄰近區。就貨幣和信貸而言，誘發所有其它事物的根本要素就是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一旦出售新產品的進款流入時，以及隻要這些進款是用來償還銀行貸款的話，存款在嚴密的邏輯意義上就漸漸收縮到以前的均衡鄰近區的位置上，而實際上，多少是向這一位置靠攏。再者，如果要把那些由經驗告訴我們的通常與均衡鄰近區相聯係的所有的偶然現象，都插入到這個圖景中去，那是沒有什麼困難的，而這種圖景則是由一連串重大的事件所產生的並為人們所理解的結果。這不僅描繪了經濟周期下降階段的性質及其有機功能的比較真實的圖景，而且也提供了令人滿意地符合於統計的說明。
不管這種體係開始怎樣偏離於均衡點，雖然沒有邏輯上的必要性，但卻也常常引起派生現象，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於工商業者將按照他們所觀察到的變動速率而進行活動。這種誘發現象的綜合總體，是周期的群眾心理的中樞，並大大加劇它們的幅度，我們稱之為“次級波浪”。這種表述首先用於1911年，很容易使人誤解；隻是因為凱恩斯先生把它撿了起來，所以至今仍然采用著。但是，這種事情卻是非常重要的，以致於大多數研究經濟周期的人隻看到這一方麵而不及其它。這種情況除了可以說明在診斷和補救政策上的許多錯誤之外，也有助於解釋並且部分地證明大量的“理論”是合理的，這些理論即使沒有抓住本質現象，但當人們把它們看作是重迭於初次波浪上麵的次級波浪結構的組成部分的描述時，倒也是完全令人滿意的。
於是，周期運動的各個單位，必然位於均衡的各個鄰近區之間。在經濟變動的最簡單的模式裏，隻有兩個階段。但是，由於這種事實，那就是蕭條力量是從這個體係的“繁榮旅程”走向回程時而獲得更大的勢頭，特別是由於次級波浪的崩潰所引起的現象，這個體係經常超越在它的回程中所衝擊的均衡的第一個鄰近區，並且又走上“蕭條旅程”，從這裏它又被均衡韌帶的行動所強製，從而又把它帶到另一個鄰近區，從那裏下一個周期的繁榮又將開始。因此，我們通常把周期分為四個階段，即繁榮，衰退，蕭條，和複蘇。這幾乎是普遍公認了的，但有必要注意，為了要進行基本分析，我們不能自由地從我們喜歡的任何點，或任何階段開始去計算周期，比如從頂峰到頂峰，或從低窪到低窪，而是必須經常開始於複蘇之後，以及在繁榮之初。更者，我們還必須辨別這兩種情況（複蘇和繁榮），雖然由於兩者都是上升的這一事實，要辨別它們可能是困難的。不能做到這一點，特別是不能認清複蘇中的活動“力量”是完全不同於繁榮中的活動“力量”，就是造成錯誤分析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根本問題仍舊未得到回答。為什麼創新發揮作用，隻是蜂聚在某些時間裏，而不是以一種連續的方式進行分配，以致於能夠象勞動力供給的現行增加那樣，恰好是連續被吸收的，（這裏所指的創新是要與“發明”及試驗區別開的，因為發明和實驗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們本身對於經濟生活不產生任何影響——這正好說明，為什麼發明這個要素沒有得到馬歇爾的什麼重視。）為此我們又立即得到一種回答：一旦當社會上對於某些根本上是新的和未經試驗過的事物的各種各樣的反抗被克服之後，那就不僅重複做同樣的事情，而且也在不同的方向上做“類似的”事情，就要容易得多了，從而第一次的成功就往往產生一種蜂聚的現象（可以用汽車工業的出現為例來說明）。這的確是競爭性的資本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在托拉斯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裏還沒有完全消失，一般是用以擴散一種改良和收獲社會成果——在緊接著的蕭條階段。但是，要獲得充分的說服力，就需要更加大大深入到這一現象之中，它的根源延伸到遠遠超越現在所能達到的經濟領域的範圍。盡管如此，象本書作者曾經有過不幸的經驗那樣，即令是非常煞費苦心的陳述，想把他所要傳達的真實圖景傳達給批評者也曾經常常是失敗的；他寧願請求讀者把創新的蜂聚情景作為一種符合事實的前提條件或假設，如同在物理學中所作的假設一樣，不管其結果是可能被引證說明以支持或反對他們的客觀真理。盡管如此，可是他仍然感到有權對任何懷疑這種命題的人說：觀察你周圍的工業生活，並且你自己看看它是否並非如此。別的作家們曾經十分獨立地強調一種事實，那就是有可能從曆史上將每個經濟周期與一個特定工業或少數幾個工業聯係起來，這個工業或這幾個工業是在工業中處於領先地位，並且好象是運用這個火炬，到後來成為燎原之火，遍及於更加廣闊的地麵。投資貨物的波動，比起其它場所的波動要更加顯著得多的這一確有依據的事實，由於它可以用上述的假設條件來作解釋，因而是指向同一方向的。
我們還要指出，上述分析模式提供了關於經濟趨勢的解釋，這種解釋也是和決定趨勢的生產技術有關係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除了增長要素以外，影響我們時間序列的趨勢的因素，並不能同那種形成周期波動的影響因素區別開來，而隻不過是體現了後者的變動結局。對於這些“結局－趨勢”，象作者在他的著作中稱呼它們的那樣，是完全不能夠應用最小二乘方類型的正規方法。就推斷而言，自然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得到保證的。但是，它的確有某些一般的特征，可以用來把這種正規方法發展成為或多或少的粗略的近似法。關於四個階段的相對的或絕對的長度，即令不顧及它們將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的事實，也不可能得到一般的概括定論。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由於這種理由，單單提出周期頂峰的高度或周期低潮的深度的確沒有重大的意義，雖然我們將立即找到一種理由，來預斷某些蕭條將比其它的一些蕭條要嚴重得多。
“三種周期”體係分析
上麵的分析，不僅能說明這個事實，那就是一旦當均衡鄰近區已經“從下線”達到時，繁榮的波浪往往就一定出現，並常常是逐漸減弱而進入另一個新的均衡鄰近區；而且，就本文作者所能考慮到的，也能說明那些曾被證實與上升波動或下降波動相聯係的每一單個事實或特點，卻尚未證實是由於外部因素的作用所引起的。讀者最好將他所考慮到的這些特征列為一表，並且觀察它們是否適合於這裏提供的模式，用這樣的方法來檢驗我們上述的見解是否正確。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隻有一種波浪式的運動滲透到經濟生活中。恰恰相反，我們倒有理由認為，我們指的創新所包含的一些過程，比起其它過程來，必定要花費更長的時間才能充分顯示作用。舉例來說，一個國家的鐵路化或電氣化，可能要花費從半個世紀到整整一個世紀的時間，並且包含著這個國家在經濟結構和文化類型上的根本轉化，它改變人們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直到他們精神上的雄心壯誌；可是另外一些創新或創新組合，卻出現和消失在很短的年限裏。更者，長周期變動一般是以明顯的步驟而實現的，並且由此引起較短的波動和較長的根本性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認為隻存在一個單一的周期並認定它將表現出非常明顯的規律性，那是不太合乎常情的。事實上，那樣的一種認識也隻是一種非常大膽的假設，它隻有當我們的材料能明白無誤地要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才是恰當的。但是，由於情況不是這樣，即令除掉我們的材料很可能遭受外部的幹擾這一點不計之外，情況也不是這樣，因而更加現實的態度似乎就是要承認有很多的周期在同時運行，並且要直接麵對分析這些周期彼此幹擾的問題（而且也可能要撇開一些虛假的不規律性，這就是說，撇開那種隻是由於單個周期的假設所引起的不規律性）。因為，盡管如此，可是還有必要為了處理我們的時間序列，安排一個適當數量的各有顯著特點的周期波動，它們可能被看成是彼此重迭的，並且被看成是把它們的常態部位或均衡鄰近區域靠近這樣一些點，在那些點上這些波動要穿越而過為它們作基礎的下一個較高層次的周期的軌道。所以“三周期”體係就在這裏提了出來，作為一種相當有用的可行的假設。對於這一體係，除了描述性的功用外，我們也不提別的要求；但是，很顯然這種體係可以滿足一個條件，而這個條件也是這樣的一種方法有理由被要求去滿足的，那就是要賦於曆史的意義，這一點要比完成任何形式上的標準重要得多（象我們的資料所揭示出的外部因素的幹擾那樣，就概率意義而言，它們不是微小的、自變的或者“無數的”）。
從曆史上認識到工業體係在任何時候所實際發生的事情，以及它們所發生的方式，首先呈現出存在著經常所提到的為時54年到60年的“長波”。關於這一長波，過去偶爾也被有些人，特別是波斯皮托夫所認識到，甚至還被測度過，但是隻有康德拉季耶夫才對這一長波作了更加詳細的描述和分析，所以，人們把它稱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9世紀的經濟史學家不自覺地和獨立地證實了第一次長波的真實性，我們的資料也允許我們去進行觀察，這就是從1783年到1842年的這一長波。這些經濟史學家們也正好事先征實了我們關於這種現象的解釋，特別創用了“產業革命”這一名詞，它包含了我們所意指的每一件事情。這一名詞現在看來是不恰當的，而且也陳舊了，但是，它卻很好地描述了當時所發生的事情是如何的完全震動了不抱偏見的觀察者。1842年至1897年很容易解釋為世界上的蒸汽和鋼鐵時代，特別是解釋為世界上的鐵路化時代。這看來或許是膚淺的，但是它能夠詳細顯示出鐵路建設以及這種建設所附帶的、和它有關的、或相應而生的操作，就成為那個時候經濟變遷和經濟波動占主導地位的特征，也成為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的每一階段的主導特征。未來的曆史學家最終將比較容易地認識到，電氣、化學和汽車對於大約從1897年開始發生的第三個長周期的上升波和下降波的發端的重要性。自然，假如我們寧願采用一種更加通常的方式來表述同一件事情，我們就可能把這些過程稱為“投資”以及信用的擴張和收縮：這的確是這一機製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幸的是，這種描述雖說是更通常一些，但也更膚淺一些，而且容易為周期的各種貨幣理論大開粗糙和錯誤之門。任何一個令人滿意的對原因的分析，必須從引起那種借用擴張的事情開始；如同每一個令人滿意的對結局的分析，必須從考查用增加的貨幣資源進行了什麼工作開始一樣——此後我們立刻就會停止懷疑，為什麼在蕭條的時候，或在蕭條之前，單純增加信用便利將會證明是無效的，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實際情況那樣。不過，如果我們停留在投資過程，並且假定它有它自己的機製，我們就不僅不能掌握到事物的核心，而且也將難予逃脫這種鋌而走險的邏輯，就象下述結論的含意那樣：因而投資的增加及信用的擴張是和繁榮階段相聯係的，所以我們就能用擴張信用的方法來製造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