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周期
以下關於危機的理論，更正確地說，關於經濟重複變動的理論，甚至還不象已經闡述了的關於企業家職能，信用、資本、貨幣市場、利潤和利息等理論那樣，有一個對主題比較令人滿意的表述。一個令人滿意的理論，今天比起過去來，將會更加需要一種對於大量的日益增多的資料所進行的綜合處理，以及依據那些表明經濟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各種不同的指數而製訂出的許許多多的個別理論。我們在這方麵的工作還隻是一個骨架；我們自己所許諾的徹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們的工作計劃，象這樣的情況還要持續一段長的時期。盡管如此，但我們還是要把這一章發表出來，除了在文字敘述方麵以外，沒有作其它任何變更。這不僅是因為這一章在危機的考察中有其地位，而且也因為我們仍然堅持它是正確的；不僅是因為我們相信這一章包含的內容可以為本書對這一主題的論證作出貢獻，而且也因為這種貢獻表達了事物的實質。為此，我們準備在這一章的基礎上接受批評。
我們把我們所注意到的各種反對意見加以研究，就使我們更加堅定了我們的信念。這裏我們僅提出兩種意見。第一，一種批評說我們的理論隻是“危機的心理”。這種反對意見非常文雅，是由我們最為尊重的一個最有才能的權威提出來的。為了使讀者能了解它的真實意義，我們自己必須更加鮮明地闡述它的真實內容。“危機的心理”意味著十分明確的某些事物，是與“價值的心理”不相同的。例如，它意味著堅信我們在每一次危機中所注意到的，特別是在過去曾經注意到的，那種被嚇怕了的經濟世界的“悲、喜劇式的畸變”。因此，作為一種危機的理論，它意味著把科學的解釋依據於明顯的同時發生的或相應引起的現象（恐慌、悲觀主義，等等）；或者隻是在一種和緩程度上依據於先前對股票看漲的趨勢、創辦狂熱，如此等等。這種理論是枯燥乏味的，這樣的解釋說明不了任何問題。但這不是我們的見解。不隻是因為我們經常討論外在的行為，從而心理因素在我們的討論中隻能包含在每一種關於經濟事件的表述裏，即令是最客觀的表述，而且也因為我們解釋這種經濟波動的現象——不管現在是否發生——隻是用一種自動運行的客觀的一連串因果關係，那就是用新企業的出現對現有企業情況的影響來解釋，這一連串的因果關係產生於本書第二章所說明的諸般事實。
於是，又有洛伊提出的反對意見，認為我們的理論未能解釋危機的周期性。但我們不理解這一點。所謂周期性可能有兩種含義。第一，僅指每一次繁榮跟上一次蕭條，而每一次蕭條又跟上一次繁榮的事實。但這一點是我們的理論可以解釋的。或者第二，可能指周期的實際長度。但是這一點沒有理論可以從數量上來解釋，因為它明顯地要依靠個別情況的具體數據。不過我們的理論仍然給予一種一般性的回答：經過一段時間，直到新企業的產品能夠出現在市場之前，繁榮結束，蕭條開始。當創新的吸收過程結束時，新的繁榮就開始，而蕭條也就結束。
但是洛伊還意指一些別的事情，這些事情由埃米爾·萊德勒整理於下。我們的論點被說成是：“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它根本沒有試圖去解釋為什麼企業家實際上以周期性雲集的方式出現，他們在什麼條件下能夠出現，以及如果情況有利，他們是否經常出現和為什麼會經常出現。”現在有人或許認為，我們所未能確定地解釋的企業家們的雲集性的出現，連同它引起的現象，構成繁榮階段的唯一原因。但是說我們根本沒有試圖去解釋這一點——實際上我們的整個論點都在於解釋這一點——似乎是站不住腳的。企業家們所由以出現的條件——不管競爭性經濟的一般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已在第二章闡述過，並且可以簡要地和部分地描述為新的可能性的存在，這種新的可能性，從私人經濟的角度來看是更為有利的——這樣一種條件是必須經常完成的；由於人們的主觀限製條件和必需的外界環境的影響，這些可能性也隻能有限地達到；還要加上一種經濟情況，它是能夠相當可靠地估算出來的。假如人們堅持我們關於企業家概念所包含的假設條件的話，那麼，為什麼企業家們出現在這些條件和情況下，就象任何人眼見有利就立刻抓住機會這一事實那樣，是比較易於理解了。
現在，我們並沒有任何批評意圖，而僅僅是為了使這些觀點更加明確，我們打算將我們的理論與迄今在這一領域中作過最充分努力的斯皮托夫的理論加以比較——在徹底性與完備性方麵是難與後者相比較的。依照從尤格拉那裏得出來的觀點，經濟的波浪式變動，而不是危機本身，似乎是需要解釋的基本問題；看來這個觀點對兩者都是一樣的。我們同意這個觀點——我們不僅在本章，而且在第二章，就已經確立了這個觀點——那就是變動著的狀態（斯皮托夫稱之為“Wechscllagen”）是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發展所采取的方式。因此，我們也同意如下的觀點，那就是完全發達的資本主義隻能在曆史上追溯到這種變動狀態明白無誤地首次出現的時代（依照斯皮托夫的觀點，在英格蘭隻是從1821年開始，在德國則是19世紀40年代開始）。再者，我們同意鋼鐵消費數字是經濟情況的最好指標；也就是斯皮托夫發現並計算出的這個指標——在這方麵我們沒有作出什麼努力——我們承認這是從我們的理論觀點出發的正確指標。我們同意這種因果聯係首先開始於以資本購買的生產資料，而繁榮首先實現於工業廠商（工廠、礦山、船舶、鐵路等等）的生產中。最後，我們同意這個觀點，正如斯皮托夫所表達的，繁榮的出現是因為“較多的資本被投放了”，在新的企業中固定了下來，並且這種衝擊接著就傳遍於原材料、勞動、設備等等市場上。我們也可以同樣來理解資本，從它在這裏具有重要性這個意義來說；例外的情形隻是，創造購買力在我們的論點中起著根本的作用，而在斯皮托夫的論點中則不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隻應該補充說明一點，那就是資本投資不是在時間上均勻分布的，而是在間隔裏大批、大批出現的。很明顯，這顯然是一個非常根本的事實，對此我們提出了一種為斯皮托夫所不曾提出過的解釋。我們接受斯皮托夫關於“標準周期（musterkreislauf）的概念。我們的差別，在於對那種使繁榮中斷並引起蕭條發生的環境，有不同的解釋。在斯皮托夫看來，這種環境就是一方麵相對於現有資本，而另一方麵又相對於有效需求的資本品的生產過剩。作為對這些實際事態的描述，我們也可以接受這個觀點。但是，斯皮托夫的理論隻停留在這個要素上，並且試圖使我們懂得，何種環境誘使工廠設備、建築材料等等的生產者周期地生產超出當時市場所能吸收的數量。而我們的理論卻在於試圖解釋以本章所描述的方式出現的事態，這可以概括如下。考慮到在第二章中已經確認了的情況，那就是通常新企業並不產生於老企業之中，而是出現在它之外，並以競爭的方式把它消除；所以，新企業的出現就大批、大批地給予老廠商以及給予既成經濟狀況以影響，這種影響就是改變一切條件，從而就需要有一個特殊的適應過程。我們之間的差別，將會通過更詳細的討論而進一步縮小。
不可能使我們原來的說明更加簡短而又無懈可擊。但是，我們還是對它作了進一步的削減以使這個基本思想顯得更為明確。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將給論點的層次加上標號。
１．我們的問題是：我們曾描述過的整個發展過程會不停頓地延續嗎？它類似於一棵樹的漸進的有機成長嗎？經驗給予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實是，經濟體係並不是連續地和平滑地向前運動。大多數不同種類的逆運動、退步、事變的出現，阻塞著發展的道路；在經濟價值體係中也存在著對它產生幹擾的崩潰瓦解。這是為什麼呢？在這裏我們遇到了新的問題。
如果經濟體係對於發展的光滑線的偏高程度很小的話，那麼它們便幾乎不能構成一個特別要求理論家注意的問題。在一個沒有發展的經濟中，個人或許會遇到對它十分嚴重的倒黴事情，而理論又沒有理由深入到這些現象之中去。同樣地，破壞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事件，如果很少，如果可以被設想為孤立的不幸遭遇，那麼就不需要一般的調查研究。但是，我們在這裏論及的逆運動和退步卻是經常的，經常到好象在初次接觸這個問題的時候必然的周期性便會顯示出來。如果不是從邏輯上考慮，那麼實際上這就使得對這類現象的抽象，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進行的。
更有甚者，如果情況是這樣，當一個挫折被克服之後，早先的發展又從它被打斷之前所已達到的那一點重新開始，那麼這個挫折的意義從原則上講就不是很大的了。我們或許可以說，即使我們不能解釋這些幹擾事件本身，或者幹脆把他們抽象掉，我們卻已經考慮到所有這些有關發展的基本事實。然而，情況卻不是這樣。逆運動不僅阻礙發展，而且還使發展歸於終結。大量的價值被消滅；經濟體係中首腦人物計劃的根本條件和前提被改變。這個經濟體係，在其重新向前發展之前，需要重整旗鼓；其價值體係也需要重新組織。並且，重新開始的發展是一個新的過程，而不簡單是舊過程的繼續。經驗告訴我們，真實情況是，它或多或少地朝著一個與早先相類似的方向運動，但是這個“計劃”的連續性卻被打斷了。新的發展過程產生於不同的情況，並且部分地產生於不同人的行動；許多舊的期望與價值被永遠埋葬，而完全新型的東西出現了。從經驗上說，也許存在於各類挫折之間的所有這些局部發展的主幹線，正好與整個發展的大致輪廓相吻合，然而從理論上說，我們不能僅僅考慮整個過程的輪廓線。企業家不能夠越過挫折階段並將他們的計劃原封不動地帶入下一個發展階段；而且科學的解釋也不能這樣做，除非它完全脫離與事實的接觸。
現在我們必須考察這樣一類現象，這一類現象與其它發展現象相對照顯得十分鮮明，而且與其它發展現象顯然處於某種對立地位。一開始，就存在下述的可能性。第一，危機可能是或可能不是一種一致現象。我們從經驗中得知的並且描述為危機的發展過程的特殊崩潰現象，似乎總是被即使是天真的人們看作是一種而且是同一種現象的各種形式。盡管如此，可是危機的這種同一性確實並不持久。相反，它主要隻是存在於對經濟體係與個人產生的影響的相似性上，並且存在於有些事件習慣於出現在多數危機場合的這一事實中。但是這種影響與這種事件，倒是和經濟生活中大多數各種類型的外在與內在的幹擾一道出現，而且不足以證明危機總歸是同一的現象。實際上，危機的不同種類和不同原因是可以識別的。沒有理由讓我們事先就作出這樣的假定，那就是，危機彼此之間相同的地方，較諸作為我們出發點的基本要素，要多一些，也就是說，危機是使先前的經濟發展過程停步的所有事件。
第二，不管是相同的或相異的現象，危機可能，也許不可能，作純粹經濟的解釋。當然，毫無疑問，危機在本質上屬於經濟範疇。但是，沒有絲毫把握斷定，他們是屬於經濟體係的性質，或者甚至在它們必然地產生於經濟因素的自身作用的這種意義下，屬於任何一種體係。相反，危機的真正原因極有可能存在於純粹的經濟範圍之外，換言之，危機是外界給予它們幹擾的結果。危機的次數，甚至經常宣稱的危機規律性，都不能成為定論，因為可以很容易地設想，這些幹擾必定經常出現在實際生活裏。簡單地說，危機是經濟生活使其自身適應新的情況的過程。
考慮到第一點，我們開頭就可以談到一件事。如果我們說到危機是涉及在任何地方遇到大規模的幹擾，那麼除了幹擾的事實外，就不存在一般的屬性。目前，也可以在這一廣泛意義上設想危機。經濟過程也可以相應地分為不同的三類：循環流轉過程、發展過程、阻礙後者未受幹擾的進程的過程。這種排列絕非遠離現實。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清楚地區別這三類相互分離的現象。但隻有更加詳細的分析，才能表明它們當中的一類是否歸於其他兩類中的一類。
不存在幹擾的普遍特征，已為危機曆史所證明。這些幹擾已經在經濟實體中的每一個可以設想的地方爆發，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發。它們有時出現在供給一方，有時出現在需求一方：在前一種場合，有時出現在技術生產中，有時出現在市場或者信貸關係中；在後一種場合，有時體現需求方向的變化（例如時裝的變化），有時體現消費者購買力的變化。對絕大部分的各種工業集團來說，所受的幹擾不盡相同，但是第一個工業行業受到的幹擾較多，然後是另一個行業。有時危機以對資本家產生特殊影響的信用製度的崩潰為特征，有時則是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受損失最多。企業家也會以極其不同的方式被卷入進來。
乍一看，在表現出來的形式上去尋求危機的共同要素，似乎更有希望。實際上，正是這種要素導向這樣一種流行的和科學的信念：危機總是同一的並且是同樣的現象。然而，我們容易看到，這些可以從表麵上得到的外在特征，除了是幹擾發展的一種要素外，對所有危機來說，就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本質的。舉例來說，恐慌（Panic）的要素就是非常明顯的。它是早期危機（crisis）的突出特征。但是也存在沒有危機的恐慌。並且更進一步地說，也存在沒有真正恐慌的危機。恐慌的強度，無論如何與危機的重要性，不存在必然的聯係。最後，恐慌大多是危機爆發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這對諸如“投機狂熱”、“生產過剩”等標語口號，也都是適用的。一旦危機爆發並且改變了整個經濟形勢，那麼大量的投機就變得沒有意義，並且幾乎生產出來的商品的每一數量都顯得過大，盡管在危機爆發之前這兩者都完全適合於當時的情況。同樣地，個別商行的倒閉，生產的各個部門之間缺乏適當的聯係，生產與消費的不一致性，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要素，都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在此種意義上不可能有判定危機的滿意標準，這可以由下述事實看出：盡管根據這一主題的描述文獻，一定次數的危機必定複現，但是除此而外，危機的個別內容細節就不再是互相符合的了。
現在我們轉入另一個問題：是否所有危機沒有一點是純粹的經濟現象，也就是說，是否危機以及所有形成它們的原因和結果都能通過對經濟體係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釋因素而弄明白。很清楚，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也不一定必然是如此。我們可以立即承認，例如戰爭爆發可以引起足夠大的幹擾以至形成我們所說的危機。當然，這絕不是規律。例如，十九世紀的大規模戰爭大都並未立即導至危機。但是那種情況是可以想象的。我們假定，一個積極與其它國家進行貿易，且其經濟製度被設想為在我們的含義上達到充分發展的海島國家，被一支敵國艦隊割斷了與外部世界的聯係。進口與出口同樣受到阻礙，價格與價值體係被擾亂，債務不能保持，信用的錨鏈被拉斷——所有這些都是可以設想的，都已經實際上出現，並且的確代表一種危機。這種危機不能單純從經濟上得到解釋，因為原因、戰爭都是經濟製度以外的要素。由於經濟範疇內這種外在實體的作用，危機便產生出來並且同時得到解釋。這些外部的因素屢次地解釋危機。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壞收成，這樣的收成明顯地會引起危機，並且眾所周知，甚至已成為危機通論的基礎。
但是，即使不象戰爭或氣象條件那樣顯著地從外部作用於經濟體係的各種環境，也必須從純理論的角度看作是外部幹擾原因的結果，從而在原則上看作是偶然的。舉例來說，保護關稅的突然廢除也可能引起一場危機。這樣一種商業措施當然是一種經濟事件。但是我們不能夠精確地斷定它的外貌，我們隻可能考查它的結果。從經濟生活的規律的觀點出發，它基本上是來自外界的一種影響。這樣，就存在並非我們所謂的純粹經濟現象的危機。正因為它們不是純粹經濟現象的危機，所以，我們從純粹經濟的觀點不能一般地談到關於它們的原因。對我們來說，它們必定會被當作不幸的偶然事件。
現在問題產生了：是否存在著任何我們所說的純粹經濟危機呢？是否存在著沒有我們剛才舉例所說的外界刺激而出現的危機呢？事實上，這種觀點是可以理解的，並且實際上已被確認：危機總是外部環境的結果。但是，毫無疑問，它是非常似是而非的。如果它是正確的，那麼就不存在關於真正的危機的經濟理論，並且我們將無所作為而隻能簡單地證實這些事實，或者至多試圖對危機的那些外在原因，加以分類。
在回答我們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擺脫一種特殊的危機。如果一個國家的工業由另一個國家提供財政資助，如果繁榮的波浪衝擊後者，而後者比前者對資本提供了更為有利的用途，那麼，就存在著一種從先前投資中收回資本的趨勢。如果這種事件很快地並且輕率地發生，那麼它就顯然能夠在先前的國家裏造成危機。這一實例應該表明，一個經濟地區的純粹經濟原因可以引起另一個地區的危機。這種現象是屢次和廣泛地被認識到的。很明顯，這不僅可以發生於兩個不同國家之間，而且也可以發生於一個國家的不同部分之間，並且在一定情況之下，還可以發生於一個經濟區域內不同工業部門之間。當危機一旦在一個地方爆發的時候，它通常要涉及其它地方。現在的問題是，這種現象是純粹經濟的，屬於我們正在尋求的那一種嗎？回答是否定的。其它地區的經濟狀況是任何給定經濟體係的材料數據；並且在解釋該體係內的現象時，隻能夠充當非經濟要素的角色。對於正在考察中的經濟體係，它們是偶然事件；並且，如果試圖為這種危機找到一條普遍規律，那將是徒勞的。
最後，在拋棄了危機的所有外來原因之後，我們還找到了屬於純經濟性質的其它原因，意思是說，這些原因產生於經濟體係之內，但盡管如此，它們卻未呈現出一個新的理論問題。每一種新的聯合，用我們的老話說，都有招致失敗的明顯危險。盡管工業的所有部門鑄成致命錯誤的情況極少，但是它們還是發生了，並且，如果存在問題的企業具有足夠的重要性，那麼危機的大多數症狀便可由它們而產生。然而，話說回來，這類事件隻不過是小小災難，可以在每個場合作個別解釋；但從作為經濟過程本質要素或因素的結果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並不是經濟過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們考慮到這種幹擾的一係列可能的原因，那麼當我們對所有項目進行抽象時，是否還剩下什麼就很值得懷疑；並且，因此而除了說，如果由於外部或內部的偶然事件的結果，任何具有足夠重要性的事情出了毛病，危機就這樣發生了，那麼關於危機的因果關係，我們也就不能多說什麼。曆史並不與這個理論相矛盾。因為幾乎每一種曆史場合都存在很多偶然事件，這些偶然事件可以認為對實際發生的危機負有責任，而沒有任何明顯的荒唐悖理之處，從而使得任何尋求更加普遍的和根本的原因的必要性，並沒有象我們當中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樣明顯。順便要注意的是，盡管我們可以決定這個問題，但曆史上大多數大規模危機的個別背景，對於解釋每一種場合所觀察到的實際發生的事情，較諸進入一般性理論的任何事情更為重要——假定這種理論是可能的——因而這種理論除了是作為對任何一種實際情況中的診斷或補救方針的一種貢獻外，我們再也不能從它那裏得到更多的東西。如果工商業者幾乎總是試圖用手頭掌握的特殊情況來解釋危機，那他們也不都是錯誤的。經驗主義者對於試圖建立一種缺乏基礎的一般性理論的對抗態度，也不都是錯誤的——盡管它不是這種場合所需要的對抗，而隻是對兩種完全不同的工作任務的一個明確的區別。
這個決定性的發現，這個解決了我們的問題並同時將我們的討論轉移到略有不同的境地的發現，確立了如下事實：無論如何存在著一類危機，它們是繁榮與衰退交迭時期的波浪式運動的要素，或者無論如何也是有規律的，即使不一定是必要的事變，而這一類要素自從資本主義時代開始就滲入到經濟生活之中。這個現象產生於一大批各種各樣的和各不相同的事實，它們可以用來解釋各種挫折和崩潰的情況。經濟生活的巨大突變正是我們必須首先解釋的。一旦我們抓住了這個問題，為了理論分析的目的，我們不僅有理由假定，而且被迫假定不存在所有其它由工業生活所招至的外部的與內部的幹擾，以便於從理論的角度分離出唯一有意義的問題。雖然是這樣做，但是我們決不應該忘記，我們所拋棄的那些東西並不是由於它們不甚重要；同時我們的理論，如果限製在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的狹窄範圍內，那麼必定與所有更廣大範圍的分析的努力不相稱，而這種努力是旨在為完全理解事物的現實過程，提供一種工具。
現在這個問題可以概括如下：為什麼我們意指的經濟發展，不是象一棵樹的生長那樣均勻地向前發展，而是跳躍式地向前發展，為什麼它呈現出那種特有的上升與下降呢？
２．回答不可能簡短，也不可能是足夠精確的：這完全是因為新的組合，不是象人們依據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樣，從時間上均勻分布的——按照這樣一種方式，讓人們能夠選擇等距離的時間間隔，在每一個間隔裏可以安置實現一個新的組合——而是，如果一旦出現，那就會成組或成群地不連續地出現。
現在，（ａ）將要解釋這個答案，（ｂ）然後解釋這種成組方式的出現，（ｃ）再據而分析這一事實的結果以及由它們引起的因果關係的過程（見本章⒊）。第三點包含一個新問題，不對此問題加以解決，這一理論就不是完全的。盡管我們接受尤格拉的論點，即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榮——這意味著衰退隻不過是經濟體係對於繁榮的反響，或者是對於繁榮所帶給這個體係的新情況的適應，這樣，對衰退的解釋也就根源於對繁榮的解釋——然而，從繁榮走向衰退的方式本身卻是一個單獨的事物，正如讀者所能立即看出的斯皮托夫與我們之間在這一點上存在的差異一樣。人們還可以立即看到，這個問題已由我們的論點——在不存在困難與不存在新的事實或理論工具的幫助之下——予以回答了。
（ａ）如果我們所謂的新企業真是彼此獨立地出現，那麼，就不會存在象特殊的、可區別的、顯著的和有規律複發的現象那樣的繁榮和衰退了。因此，它們的出現一般就會是連續的；它們將會在時間上均勻分布。並且在循環流轉中受它們影響的各種變化都相對地小，因此，幹擾僅僅具有局部重要性，且從整個經濟體係來說是易於被克服的。於是將會不存在循環流轉的重大幹擾，從而就根本不存在增長的幹擾。應該注意，這適用於有關把那種要素當作危機原因的任何危機理論，特別是一切“比例失調”理論；這種現象是從來不會讓人們弄明白的，如果不論原因如何，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原因不能這樣來發揮作用，從而讓其結果得以被連續地和普遍地吸收。
即使這樣，還是存在繁榮之時與不景氣之時。黃金或其它通貨膨脹將會仍然加速經濟增長，通貨緊縮將會阻礙它；政治和社會事件以及經濟立法都將會施加它們各自的影響。例如，象世界大戰這樣的事件，以及被迫為適應戰爭需要而對經濟體係進行的調整，在戰爭結束之後的必要清理，對所有經濟關係的幹擾，戰爭的蹂躪與社會的動亂，對重要市場的破壞，對所有數據的改變，等等，都將會告訴人們危機和不景氣是個什麼樣子，即使人們對它們還不了解。但是，上述這些將不是我們在這裏所考慮的那種繁榮和蕭條。這類事件不是有規律的，也不是產生於經濟體係自身的活動那種意義上的必然性，而是正象已經足夠強調的那樣，它們必須通過特殊的外在原因來加以解釋。我們應該特別記住一種總是促成，並部分解釋繁榮的有利情況，這也就是每一時期的蕭條所造成的事態。眾所周知，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存在著大宗失業者，存在著原材料、機械、房屋等等堆集的庫存品，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待售，通常還存在著異常低的利率。如同在說明斯皮托夫與米切爾時舉例那樣，這些事實確實幾乎在每一次考查這種現象中都起作用。但是很清楚，我們絕不能依靠這些結果來解釋這種現象，如果我們希望避免首先從繁榮中得出蕭條，然後又從蕭條中得出繁榮的話。因此在這裏，由於隻有關於事物的原理的問題——並不是關於徹底闡述那些在繁榮或危機中具體起作用的情況（壞收成、戰爭謠傳，等等）的問題——我們將完全忽略這些結果。
有三種情況增強了新企業成群出現的效果，但是它們卻不是與它相等同的那些真正原因。第一，我們在第二章中的觀點允許我們期望：大量新的聯合將不會產生於老的廠商或者立即取而代之，而是與它們並行出現並與它們相競爭——經驗也已證明了這一點。盡管在解釋波浪式運動幅度時它顯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從我們的理論角度出發，這既不是一種新的要素，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要素；對於繁榮與不景氣的存在它也不是關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