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企業家的需求大批出現的事實，表明整個商業界購買力的極大增加。這就開始了第二性的繁榮，這一繁榮將傳遍整個經濟體係並且成為普遍繁榮現象的傳遞工具——隻有這樣才能完全理解它，否則便不可能得到滿意的解釋。因為新的購買力大量從企業家們手中轉移到生產資料所有者，轉移到“再生產消費”（斯皮托夫）用品的生產者，轉移到工人，然後滲入每一個經濟渠道，從而所有現存的消費用品最終都會以不斷上升的價格出售。於是零售商大量訂貨，製造商擴大業務，而且為此目的，越來越多的不合式的和通常往往已被拋棄了的生產手段又被重新使用起來。僅僅由於這個原因，各個地方的生產和貿易都暫時獲利，如同在通貨膨脹時期，比如當戰爭開銷是用紙幣支付，從而暫時獲利一樣。許多事物漂浮在“次級波”上，而並不具有任何來自真正驅動力的新的或直接的衝擊，最後，投機性預期會獲得因果意義。繁榮征兆本身，最終將以眾所周知的方式，成為繁榮的因素。對於商業指數理論以及對於理解整個商業情況，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唯有第一級波與第二級波之間的區別才是實質性的；並且我們還要注意，後者可以徑直追溯到前者，而且根據一種以我們的基本原理為基礎而推敲出來的理論，任何在周期運動中觀察到的事物都將會找到它的確定的位置。但是在一種象當前這樣的闡述中，不可能對這種事情做得公正，因此便產生了一個遠離現實的印象，而這在實際上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從我們的論點得出的結論是，在繁榮的開始以及在蕭條的過程中，誤差必定起著重大的作用。大多數危機理論實際上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利用這個要素。可是，誤差不會在超過所需要的程度上正常出現；神誌清醒的人們，隻有在或多或少仔細地考查了事實的基礎上，才進入生產過程。盡管估計不周會發生到危及個別企業生存的程度，在特殊場合或許要危及整個工業，然而通常這卻不足以危及整個經濟體係。這種一般性錯誤究竟是如何能產生的，從而使整個體係都受到影響，並且，作為不景氣的一個獨立的原因，而不隻是作為不景氣的結果，又將如何得到解釋？一旦不景氣由於其它理由而來臨，它自然會擾亂許多先前相當合理的計劃，並且會造成否則就很容易克服的錯誤變得危險。最初的錯誤需要特別的解釋，否則就什麼都不能解釋。我們的分析則可以提供這種解釋。如果繁榮時期的特征不僅僅是如此增加了的商業活動，而且是實現新的和未經試驗的組合，那麼，正如第二章已經提到的那樣，我們會立即可以明白，誤差在那裏必定起著特殊的作用，起一種從性質上來看不同於在循環流轉中的作用。盡管如此，可是在這裏將不會找到“誤差理論”（errortheory）。相反，為了擺脫任何一種這樣的印象，我們將隔離這個要素。它的確是一種支持和加強的情況，而不是理解這個原理所必需的基本原因。即使沒有人做過任何從他自己的觀點出發都不可能認為是“虛假的”工作；即使不存在技術的或商業的“差錯”，或“投機狂熱”，或毫無根據的樂觀和悲觀；即使每個人都賦有廣闊的先見之明，但仍然會存在周期運動——盡管采取比較溫和的方式。如同我們將要看到的，繁榮所必然創造的客觀情況，將獨一無二地解釋這個事物的性質。
（ｂ）為什麼企業家的出現不是連續的，也就是說，隻是在每一個適當選定的時間間隔內出現，而且是成群地出現？這完全因為一個或者少數幾個企業家的出現可以促使其他企業家出現，於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業家以不斷增加的數目出現。
這意味著，第一，由於第二章已經解釋了的原因，實現新的組合是困難的，並且隻是具有某種特性的人才能接觸到。關於這個問題，最好是通過設想一個較早時期的例子，或者設想一個非常類似於處在經濟尚未發展階段的經濟狀況，也就是處於高級停滯階段的經濟狀況的例子。隻有少數人具備這種領導才能，而且隻有少數人在這樣一種狀況裏，也就是在一種本身尚未成為繁榮的狀況裏，能夠沿著這個方向獲得成功。可是，如果一個人或少數人成功地前進，那麼許多困難便會消失。於是其他人便會步這些先驅者的後塵，就象在此刻所能達到的成功的鼓舞下，他們將要明確地去進行那樣。他們的成功，通過不斷完全克服第二章所分析的障礙，將再次使得上述進程變得更加容易，因為更多的人跟蹤而來，直到最後創新為人們所熟悉，並且成為一種自由選擇的事情。
第二，因為，象我們已經看到的，作為企業家的資格或要求條件，同其它特性一樣，是依照誤差法則在純一種族群體中分布的，所以，在這方麵滿足累退標準的個人數目將會不斷增加。因此，忽略一些例外情況——在黑人人口中少數歐洲人的存在便是一例——連續地日益減輕這項任務，那麼，更多的人能夠和將會成為企業家，於是，在一個企業家成功的出現之後，不僅伴隨以簡單地出現其他企業家，而且出現的數目不斷增加，盡管他們日益更不合資格或更不合乎要求條件。這就是實際情況，而對它的證言我們隻不過加以解釋。在仍然存在競爭和大量獨立的人們的企業中，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創新的單獨出現——壓倒多數地在工商業中特地創造出來的——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現存的工商業如何以變化不同的速度和完整度來掌握它，首先是少數單位，後來是不斷增多的單位。我們已經遇到了這個與消除企業利潤過程相關的現象。這裏，我們又將對它進行考慮，盡管是從另一個角度。
第三，這解釋了企業家成群出現的現象，一種首先在創業者出現的企業部門確實達到了消除企業家利潤的地步。實際情況也揭露了，每一個正常的繁榮開始於一個或少數幾個企業部門（鐵路建設，電力、化學工業等等），並且從它所開始產生的企業的創新中獲得特征。但是創業者不僅在他們首先出現的生產部門裏為他人消除了障礙，而且由於這些障礙的性質，事實上也在其它部門裏消除了障礙。許多事情可由後者所摹仿；這樣的例子也可以對他們產生作用；許多成就也直接適用於其它部門，例如國外市場的開發，且不論不久就要出現的、具有第二位重要性的情況——上升著的價格等等。因此，第一批領導人物在他們最直接行動的範圍之外發生作用，於是企業家團體將更進一步地增加，經濟體係較之在另外的情況下，將更為迅速地和更為完全地被拉入到技術的和商業的重新組織過程，而這一過程將構成繁榮時期的涵義。
第四，發展過程越是變得為人們所熟悉，並且變得對一切有關方麵隻是一個計算問題，障礙隨著時間的進程越是變得微弱，那麼，激發創新所需要的“領導”就越少。這樣，企業家成群的出現就變得越是不顯著，周期運動也就變得越是溫和。很清楚，我們解釋的這種結果也明顯地為現實所證實。經濟生活的日益托拉斯化在同一的方向發生作用，即使在今天，和它的銷售及金融上的要求的大規模聯合仍舊仰賴於市場情況，而這一現象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通過競爭來決定，這樣，創新的普遍有利的延遲到蕭條時期，特別是在建築業，——有如美國的鐵路政策——就偶爾地成為可能。可是，隻要能發揮作用，這個要素也就能證實我們的解釋。
第五，新組合的成群的出現，很容易並且必然要對繁榮時期的根本特征作出解釋。它能夠解釋，為什麼增加資本投資正是未來繁榮的第一個征兆，為什麼生產生產資料的企業第一個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興奮，尤其重要的是，為什麼鐵的消費增加。它能夠解釋繁榮時期新的購買力的大量出現，以及由此而來的價格的特征性上升，而對於這些問題，單靠引用增加了的需求或增加了的成本都不能作出解釋。更有進者，它能夠解釋失業的下降與工資的上升，利率的上升，貨運的增加，對銀行收支和銀行儲備的日益抽緊，等等；並且，象我們已經說過的，還能解釋第二性波或次級波的放出——繁榮傳遍及於整個經濟體係。
３．（ｃ）企業家成批的出現是繁榮產生的唯一原因，它對經濟體製的影響在性質上不同於企業家按時間均勻分布的連續出現對經濟體製所產生的影響，隻要它不象後者那樣，意指一種連續的，並且甚至是不可察覺的，對均衡位置的幹擾，而是一種跳躍式的幹擾，一種具有不同數量級的幹擾。當由企業家們的連續出現而引起的幹擾可以被連續吸收，企業家成批或成群的出現則需要一種特殊的、可識別的吸收過程，一種合並新事物並使經濟體係與之相適應的過程，一種清理的過程，或者象我們過去常說的那樣，一種探索以達到新的靜止狀態的途徑。這個過程是周期性蕭條的本質，因此，依據我們的觀點，它可以被定義為經濟體係奮力走向新的均衡狀態，適應於由繁榮的幹擾所改變了的境況。
這個問題的本質並不在於下述事實，即僅僅關心自己企業製訂計劃的各個企業家，完全不考慮他人成批地接踵而來，因此，遭到失敗。從個別企業的角度認為是正確的行為，其成果有可能被多數人的同樣行為的普遍作用所剝奪或抵悄，這一點當然是真實的。當我們解釋生產者在他們各自努力獲取最大利潤的過程中，是如何發動了趨向於消除整個體係的剩餘價值的機製並使其運轉的時候，我們就認識到了這方麵的最重要的事例。同樣，普遍作用在這裏也可能使那些對個別人正確的東西變成為謬誤，並且，這種要素實際上將在大多數的危機中起作用，因為，盡管處於這個企業家之後的這種蜂擁而至的情況，是他事先所知悉的，並且也不能對他攻其不備，然而對情況的規模和發展速度卻可能常常估計錯誤。可是，由繁榮引起的幹擾的本質，卻並不在於它時常擾亂企業家的打算這一事實，而是在於下述三種情況：
第一，新的企業家基於新的購買力對生產資料的需求——著名的在繁榮時期“爭奪生產資料的競爭”，引自萊德勒的話——提高了這些物品的價格。實際上，這種趨勢已被下述事實所減弱：至少有些新的企業不會與老的企業並行出現，而是從老的當中產生；並且老的企業也不會光生產而不要利潤，而是仍然要賺取一些“準地租”。可是，我們能夠對這種經營的性質作出最好的說明，如果我們假設所有的創新都體現在新建立的行業中，都單獨由新開辟的購買力提供資金，並且發生在一些完全屬於循環流轉的，並且無利潤可得的，因而由於成本增加而開始虧本生產的行業之旁。現實生活與這種構想相抵觸的情況，比我們所想象的要少。實際上，僅僅是籠罩於繁榮時期的氣氛就掩蓋了這一事實，那就是在繁榮開始以後不久，並且隻要它隻是以增加的需求來表達，那麼這一繁榮對許多生產者來說便意味著苦難，盡管當產品價格開始上升的時候它又將減輕。這種苦難，正象在第二章所解釋的那樣，是將生產資料從老行業撤出並用於新用途的過程的一種形式。
第二，新產品在幾年以後或更快地找到市場，並與老的產品競爭；先前創造的購買力的商品補充——從理論上說抵消購買力而有餘——進入到循環流轉。另一方麵，這個過程的結果實際上為前一節所述原因所緩和；更進一步，由於如下事實而緩和，也就是由於某些投資在程序上遠離最終產品，因而這種補充隻能逐步地出現。但是，這還沒有接觸到過程的本質。在繁榮的開始時期，老行業的成本上升；以後，隻要消費者的需求變得對創新有利，那麼同創新競爭的那些行業的收入便首先減少，然後所有老行業的收入都減少。且不論創新帶來贏利（次要地）的可能性如何，他們的虧本生產便隻能受到僅僅暫時有效的緩衝器“準地租”的牽製。正因為老行業大都底子較厚，並且看來特別值得享受信用待遇，從而他們的虧本生產並不會立即導致崩潰。他們的部分破產會影響新企業的成功。這種破產受到下述與我們的解釋框架極相符合的事實的緩衝：這種繁榮首先從來不是普遍的，而是集中於工業的一個部門或幾個部門，從而讓其它領域不受到幹擾，並且後來僅僅以一種不同的和次要的方式影響其它領域。正象企業家成群地（enmasse）出現那樣；他們的產品也是成批地出現，由於企業家們不是各做各樣，而是做非常相類似的事情，因而他們的產品幾乎同時出現在市場上。在新產品出現之前必須經曆的那段平均時間——盡管實際上很自然地要依賴於許多其它要素——可以從根本上解釋繁榮時期的長短。新產品的出現引起價格的下跌，這一下跌從自己這一方麵來說終止了繁榮，或許會導致危機，或必然要導致蕭條，於是所有其餘的事情接踵而生。
第三，新企業這種結果的出現導致信貸緊縮，因為企業家現在正處於——具有充分的積極性——償清債務的地位；同時因為其他借入者沒有插手進來，這就導致新近創造的購買力的消失，恰好正當這種購買力的商品補充物出現之時，於是它能以循環流轉的方式不斷重複生產。這個論點需要細心維護。首先，這種通貨緊縮必須和其它兩種情形區別開來。新產品的出現一定會引起通貨緊縮，這不僅逆向著繁榮時期的價格水平，而且也逆向著前段蕭條時期的價格水平，即使支付手段在企業家償還欠債的過程中沒有完全消失，因為很明顯，新產品的價格之和在正常情況下要大於這些欠債的總額。這也本應該，盡管在較小的程度上，產生和欠債清理一樣的效果；但是我們現在隻考慮欠債減少的效果。通貨緊縮還出現於已經存在的或者為銀行界所預期的不景氣之中，因為銀行主動努力限製信貸。這個因素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並且常常引起真正的危機；但它是附帶的，而不是這個過程所固有的。這裏，我們還是不考慮這個因素，盡管我們既不否定這個因素的存在，也不否定它的重要性，而隻是考慮它的最初的因果作用。於是，更進一步，我們的公式包含兩個抽象概念，它們將使那些實質性的東西顯得更為清晰，但卻排除了具有極大的現實重要性的緩衝影響。首先，它忽略了如下事實：新產品一般僅僅包含生產過程的投資折舊額的一小部分份額，因此，當新企業準備投入生產時，在繁榮時期的總費用中，隻有一部分，並且大都隻是一小部分，便以可銷售的形式來到市場；所以新創造出來的購買力也隻是逐漸地離開流通，部分地也隻是在繁榮的後一段時期當更多的信貸追求者（creditseekers）被帶入到貨幣市場的時候。通過儲蓄對新的購買力的重新吸收，並不改變通貨緊縮過程中的任何東西——但是許多國家、自治區以及農業抵押銀行一旦遇上正在減縮的企業方麵的需求，那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除了企業家負債的逐漸消失外，我們還必須記住，當利息滲入到循環流轉的現代經濟體係時，信貸甚至有可能永久在流通中保存，隻要現在有年複一年生產的商品與之相對應——這是進一步緩衝這個過程的第二個因素。然而，由於所有那些原因，通貨緊縮的趨勢還是有效的，並且出現成功的企業對欠債進行清理的情況。因此，當繁榮已經充分發展的時候，通貨緊縮即使以一種非常溫和的形式，也一定會自動地由於客觀情況的必然性而出現。這個理論導致了長期的物價水平在發展過程中必定下跌的結論，事實上已經被19世紀的物價曆史對此作出了值得注意的證明。未曾被革命性的貨幣製度變動所擾亂的兩個時期，即從拿破侖戰爭至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時期，以及1873－1895年時期，實際上展現了我們從理論上所預料的特征，即每一個周期性低潮都比以前更深，同時，消除了周期波動的物價曲線是向下傾斜移動的。
最後，還必須解釋，為什麼其他尋求信貸的企業家沒有經常地進入清理債務的境地。這有兩個原因，並且在實際上還可加上其它的原因，這些其它的原因可被描述為或是我們稱為基本要素的結果，或是偶然性的，或是由於外界產生的影響，並且在這種意義下或是次要的、非本質的、附屬的。首先一個原因是，如果在那種呈現繁榮的工業的成功的刺激之下，許多新的企業湧現出來，以至於在充分發揮作用的時候，生產大量的、通過價格下跌和成本上升——這種下跌和上升，即使在我們考察中的工業服從於所謂報酬遞增規律的情況下，也仍然會出現——消除了企業利潤的產品，那麼，沿著這個方向進一步向前的衝擊力就會消耗殆盡。實際上，即使在有競爭的社會裏，消除利潤也僅僅是近似的，並且這一過程既不排斥某些利潤的保存，也不排斥損失的立即出現。對企業家在其它工業裏得以出現的限製，以及對發展的次級浪潮所引起的現象的限製，可以類似地加以確定。當達到限製的時候，這種繁榮的衝擊力便被耗盡。第二個原因則解釋為什麼新的繁榮並不徑直地隨之而來：因為一批企業家的行動同時改變了經濟體係的各項事實，破壞了它的均衡，因而引起了經濟體係中顯然不規則的運動，而這是我們所設想的一種向新的均衡位置的掙紮和鬥爭。這使精確計算一般成為不可能，而特別是對規劃新的企業。實際上，僅僅是後一要素——那種源於繁榮的新創造而特有的不確定性——常常是可以立即觀察到的；第一個命名的限製大都僅表現在個別地方。可是，他們兩者，第一，便會被許多個人的先見所預料的那種相應而生的現象，弄得含糊不清。有些人會較其他人更快地開始感覺到緊張，如同銀行的情況；有些人又感覺到成本以及其它要素上升，如同許多老企業的情況；並且由此而相應地發生反應——在大多數情況下反應確實為時過晚，但是當時他們，尤其是較弱小者，確實是以受恐慌衝擊的方式發生反應的。第二，他們又會被偶然發生的事件弄得含糊不清，這些事件雖然總是會出現的，然而這些事件卻是在繁榮所產生的從不曾有的不確定性中獲得重要意義。這便解釋了為什麼有經驗的人，在幾乎每一次危機中，都設想他可以引證偶然發生的事件，例如說，不利的政治謠傳，作為原因，以及為什麼推動力實際上經常由這些而產生。第三，他們還被來自外部的幹涉行為弄得含糊不清，中央銀行對這種韁繩的有意識的拉動通常是幹涉行為中最為重要的。
４．如果讀者對於所論述的東西加以深思，並且基於實際素材或者基於危機和經濟周期的任何理論的論點，加以檢驗，那麼，他必定會懂得繁榮（現正在被解釋中）是如何從自身創造出一種客觀的情形，而這種客觀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屬物和偶然的要素，也將使繁榮結束，輕易地導致危機，必然地導致蕭條，並從而導致相對穩定性的暫時狀態以及發展的消失。這種蕭條，我們可以稱之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過程；至於以下述一係列事件為特征的危機爆發——恐慌、信貸製度崩潰、破產擴散以及其更進一步的結果——我們則可以稱之為“清理的非正常過程”。為了完成和重複一些觀點，我們現在對這個過程有幾件事情要說一下，但這隻是對正常過程而言，因為非正常過程並未表現出有什麼根本問題。
以上所述，直接導致對蕭條時期所有基本的和次要的特征的理解，這些特征現在表現為單一因果聯係的組成部分。繁榮本身必然引起許多行業經營虧損，引起通貨緊縮之外的物價下跌，此外，還通過信貸收縮引起通貨緊縮——在一係列事件進程中所有處於次級增加的現象。更有進者，資本投資和企業活動的減少，由此而出現的生產資料生產工業的停滯，斯皮托夫指數（鋼鐵消費）以及相類似標記的下跌，例如美國鋼鐵公司未滿額的定單，都可從這裏獲得解釋。隨著生產資料需求的下降，利率——如果保險係數被消除——以及就業量也都會下降。隨著貨幣收入的下降，這種下降可以從原因上追溯到通貨緊縮，即使這種需求由於破產等等而增加，但對所有其它商品的需求最終仍將下降，並且，這個過程已經透入到整個經濟體係之中。蕭條的圖景至此宣告完成。
可是，有兩個原因使得這些特征不能夠按照它們在因果關係上所處的地位，依時間次序表現出來。第一個原因是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它們不僅被個人的行為所預料，而且是在極不相等的程度上被預料的。這尤其發生在專門投機起著巨大作用的市場上。這樣，股票市場有時遠在一個真正的轉折點到來之前，就表現出投機的初步危機，這個危機於是又被克服，並為仍然屬於同一繁榮時期（1873年和1907年）的更進一步的上升運動，創造條件。但是還有一些別的事情卻更加重要得多。正如實際上一種產品價格的上升，常常預期那種不過是作為原因的成本的增高一樣，因而一個相類似的現象在這裏出現。隻要當繁榮達到其外部極點之前，考慮到這個過程的必然結果，那麼，在剛才所說的意義上所指的資本投資的減少，企業家活動的同樣減少，以及例如生產資料工業的停滯，可能都會出現；但是並不一定它們應該這樣。相反，如果這些症兆在繁榮終止之前照例地出現，那麼，這便是因為它們處於那種相當迅速地能預測什麼將要到來的因素的影響之下。但是，第二，各種各樣的情況將導致在事情發生的實際過程中，次要因素常常顯得比主要因素突出。例如，出借者對利率的上升表現出焦慮，並且僅僅到了不景氣的晚期，那種作為事物最本質特征而通常在正常過程中很早就顯示了出來的影響，才會表現出來。對勞動需求的減少應當是這種變化的一個極早的症兆，但是，正如由於照例存在著失業工人，因而工資不會在繁榮時期立即提高一樣，工資和就業數額由於一係列眾所周知的障礙存在，因而通常也不會象人們所期待的那樣迅速下降。工商企業界努力保護自己以防價格下跌，並且在競爭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這種完全“自由”實際上哪兒也不存在——，當銀行提供其資助的時候，它與暫時的成功相抗拒，這樣便使最高價格水平常常遲於轉折點。這是危機調查的基本工作所應得到的所有這些要點。但是，無需進一步的證實，這裏足以說明，所有這些並不改變事情的實質，隻不過我們在上麵所提及的發生在其它領域的相類似的現象，卻支持著反對價格理論的論點。
不景氣時期事物的發展過程呈現了不確定性和不規則性的景象，這種不確定性和不規則性是我們從尋找一種新的均衡的角度，或是從適應於已經相當迅速和相當可觀地改變了的一般情況，來進行解釋的。這種不確定性和不規則性倒是易於理解的。日常的資料圍繞每一行業而改變。但是這種改變的程度和性質，隻能通過經驗而了解。有了新的競爭者：老主顧和過往商人沒有出現；對新的經濟事實的正確態度必須找到；不可估計的事件——對信貸的不可置疑的拒絕——可能出現於任何時候。“純工商業者”麵對存在於常規之外的問題，麵對他並不習以為常的問題，麵對這些問題，他造成錯誤，而這些錯誤將成為進一步出現麻煩的重要次級原因。投機是一個進一步的原因，通過投機者所經曆的苦惱，同時也通過投機者對價格進一步下跌的預測，使得所有這些眾所周知的要素互相激發而增長。沒有一個地方能看清楚最後的結果；而與危機無關的弱點則在任何地方都會顯示出來。企業的收縮與企業的擴展，最終將會證明是反應的正確方式，而不可能是在當時提出的對這一問題或那一問題值得相信的理由。情況的這種複雜性以及不明確性，在我們看來，理論毫無根據地利用它們來解釋不景氣的原因，將真正成為實際事件的一個重要因素。
包含在新的調整過程中數據和價值的不確定性，以及有規律地和不可預料地明顯出現的損失，造成不景氣時期的獨特氣氛。產生票據交易看法的以及在繁榮時期從商業上和社會上表現得特別顯著的投機要素，尤其遇到困難。對許多人，特別是對投機階層以及部分依賴於需求的奢侈品生產者，情況在實質上比它們所表現出來的還要壞——對於它們，似乎所有這些事物的末日已經來到。從主觀上來說，特別是如果生產者抵製不可避免的價格下跌，那麼轉折點出現在生產者麵前，就象是迄今為止的潛在的生產過剩的爆發以及作為其結果的不景氣一樣。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的缺乏銷路，更嚴重的是那些還將要繼續生產出來的商品的缺乏銷路，這些在僅夠償付成本的價格之下所引起的銀根緊縮，甚至可能是無力支付等等進一步的眾所周知的現象，是如此的典型，以致於每一種經濟周期理論都必須對它作出解釋。正如讀者所看到的，我們的理論也是這樣的，但它並不把這種典型的事實作為基本的和獨立的原因。這種生產過剩被我們已經注意到並作了解釋的繁榮的扭曲所加重了。一方麵這種環境條件，以及另一方麵在不景氣過程中出現在許多工業中的有效供給和有效需求之間的脫節，使得有可能用各種不協調的理論來描述不景氣的外部形式。每一種這樣的理論的要旨，都在於試圖解釋不協調的出現，以及據認為不協調存在其中的有關的特殊數量。對我們來說，數量與商品價格之間的不協調，這在許多地方是由於經濟體係中失掉均衡而產生的，正象生產過剩一樣是一種中間現象，而不是一個基本原因。與此相聯係，在各個工業的收入之間可能存在著不協調，但在不同經濟階層的收入之間卻不存在不協調，因為企業家利潤與他人的可能受到幹擾的收入之間，不存在正常的比例關係；並且除了以貨幣形式固定的收入之外，其它收入則具有以同一速度移動的趨勢，有損於或有利於固定收入而相應獲利或受損，但讓總的消費者需求不受幹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