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表現在企業該如何處理好與商業夥伴的關係上。企業處在殘酷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中，相互間的理解支持和合作顯得尤為重要。如果企業受物質利益的驅使，采取不道德的手段進行經營，以損害其他廠商和消費者利益的行為來賺取不正當利益，必然使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商業中的欺詐行為盛行，許多從事正當經營的企業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也采取不正當的手段進行經營，在這種惡性競爭的環境中，企業人人自危，自身合法的利益得不到保護，最終導致市場秩序紊亂，行業風氣敗壞，同時也助長了社會中的不良風氣和社會道德的墮落。另外，企業間的惡性競爭造成了社會生產總體質量的下降，最終受害的還是廣大消費者。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裏仁》），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企業與企業之間是一種共生共榮的關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隻有雙方互利互惠，進行合作基礎之上的良性競爭，才可實現雙贏或多贏局麵。
第三，還表現在管理者需處理好企業盈利和顧客利益之間的關係上。企業贏利是以一定的市場占有率和擁有一定規模的消費者群為基礎的，離開了顧客，企業的經濟效益就無從談起。而隻有企業以誠信為本，以“義”當先，不欺騙消費者，真正做到一切為消費者著想，以消費者需求為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出發點，企業的產品、價格、質量、外觀以至售後服務才會為消費者所認可，所信任，企業才能真正獲利。
鬆下公司總裁鬆下幸之助先生名言有：“服務第一，銷售第二，銷售就是服務，是經營者必須有的體會，而服務是以質為重，並不以量取勝”。鬆下的話充分說明，企業生產經營的首要目的是服務於社會，服務於消費者。從儒家角度看，就是“義”第一位、“利”第二位的“以義統利”思想的體現。
總之，企業經營者必須具備長遠的眼光和高尚的品德，要看到企業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更要認識到企業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組織，同時還是一種社會組織，企業經營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獲得利潤，同時它還擔負著為社會創造財富、改善人民生活質量的責任。因此，企業管理者必須樹立高尚的經營理念並把它落實到具體的經營行為中去，要本著對社會，人民負責的態度，自覺遵守市場規範和國家法律，並以合乎道義的經營行為促進一個合理有序的市場環境與穩定的、道德的社會環境的形成，這樣，才算真正把儒家的義利觀落到了實處。
二、人為為人：關於管理本質的智慧
現代管理理論關於管理學本質的命題是非常豐富的，提出了諸如“管理就是協調”、“管理就是對人的管理”、“管理就是運用心智的活動”等諸多命題。這些命題分別從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關係、管理的對象、管理的行為特征等不同角度對管理的本質進行了探討。而儒家管理則從管理主體與管理客體之間辯證關係的角度揭示了管理的本質，即“人為為人”。“人為”是說人的行為、作為，這裏的“人”就是指管理者，“人為”就是管理者的所作所為。“為人”是“人為”要達到的目的，而這裏的“人”主要是指被管理者。就管理行為而言，管理活動要始終兼顧到被管理者。“人為為人”是儒家管理行為本質的高度概括，是“激勵與服務”積極行為的綜合體現，強調人自身行為的激勵與修養。儒家認為，每個管理者首先要注意自身的修養。《論語·季氏》有這麼一句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可見以德服人，以自身的良好修養和高貴品德來感染人，它既是管理者自身人格魅力的自然綻放，也是管理者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孔子反複強調這種身正行端在引導人們杜惡、實現人際關係和群體關係的和諧中的巨大影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正己正人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在孟子那裏得到了不遺餘力的張揚。孟子說過：“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孟子·離婁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孟子·離婁上》），“其身正而天下規之”（《孟子·離婁上》）。
從中國管理思想發展的曆史來看，“為政以德”（《論語·為政》）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思想的最早體現，管理所具有的巨大感召力，源於“為政以德”的管理者的身體力行，“慎終，追遠”（《論語·學而》），方能“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