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價值判斷與本質規定及其現代價值
智庫
作者：閆學軍
摘 要：儒家管理智慧是儒家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內涵十分豐富。本文基於西方管理理論，僅就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價值判斷與本質規定進行分析、歸納。在全球化日益加深，東西文化交彙整合之際，對儒家管理文化進行回望、拾萃、提煉和現代整合，對於豐富中國的管理文化，促進中國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無疑具有較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關鍵詞：儒家管理思想 價值判斷 本質規定 以義統利 人為為人
儒家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涵蓋許多方麵。本文基於西方管理理論，從管理的價值判斷和本質規定兩個方麵對儒家管理思想進行歸納、提煉、整合。本文認為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價值判斷是以義統利，管理的本質規定是人為為人。
一、以義統利：關於管理價值的智慧
在現代管理理論中，對於管理中計劃、組織、控製、領導、決策等活動的價值判斷正確與否決定著管理活動中各級目標的實現，也決定著各級管理活動的成敗。換句話說，如果一種關於管理活動的價值判斷是正確的，就能導致預期目標的達成，這種管理活動就是成功的，也說明這種管理活動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失敗的，沒有價值的。
管理活動中的價值判斷既包括戰術層麵的，也包括戰略層麵的。戰術層麵的價值判斷是指具體的、局部的管理活動的價值判斷，它可以是一次決策、一項計劃等。戰略層麵的價值判斷是指關於企業發展的整體、宏觀、長遠的管理活動的價值判斷。它可以包括企業發展的長遠規劃、企業的核心價值觀、企業發展的總體目標等等。而儒家關於管理價值的智慧是戰略性的，是整體的、宏觀的、理念層麵的，它集中體現在組織的核心價值觀上，即“以義統利”的儒家管理價值觀。
“以義統利”就是“義先利後”，“見利思義”（《論語·憲問》）。儒家在處理義與利的關係方麵，要求將義放在首位，事不得已，甚至不惜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孔子將義看成是人立身之根本，主張“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君子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認為有道德的人應該“謀道而不謀食”（《論語·衛靈公》），“憂道而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孟子也主張先義後利，非義不取，他強調“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孟子·萬章上》）。在義與利相斥的道路上，孟子走得更遠，他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離婁上》）“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孟子·離婁上》）等等。儒學重義，自無疑問，但這並不是說，儒者隻重義不要利。孔孟都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裏仁》），都主張富民、惠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孔子對於符合義的利是持積極肯定態度的，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可見，儒家並沒有棄個人利益於不顧，而是承認和肯定人們通過正當途徑追求物質利益的行為具有合理性。當然，在義與利發生矛盾的時候，儒家堅決主張要舍利而取義的，孔子的“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的“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都講的是這個道理。
儒家的這種“以義統利”的管理價值觀，運用於現代企業管理中，作為企業經營的核心原則，對於企業的長遠發展，仍具有重要的啟迪與借鑒作用。
首先，這種作用表現在企業應如何處理企業盈利和社會發展的關係上。現代企業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其經營行為帶有創利的目的，這是無可非議的。企業如果沒有利潤，就無法維持生存和擴大再生產，經營活動就失去了意義。但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企業的盈利必須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為社會發展做貢獻，不能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做出一些危害社會的事情，如汙染環境等，因為社會是企業的利益之源和企業賴以生存、發展的土壤，社會環境如何，與企業能否健康生存發展息息相關。企業與社會的關係就如同自我與他人、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一樣，求義則兩利，求利棄義則兩敗。從根本上說，一個企業的發展與壯大不在於是否擁有雄厚的資本積累，也不在於能否獲得一時的高額利潤，而在於擁有一個富有、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