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出版印刷事業上有一重大的貢獻，就是元成宗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王禎創造了木活字，並且發明了轉輪排字架，提高了印刷工效。
到了明代，統治者為了加強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很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想方設法促使書籍出版事業不斷前進。整個明代二百七十多年，是圖書出版事業大發展的時期。
明初，南京國子監將杭州及江南各地的宋元書版集中起來繼續印刷出版，號稱“南監本”。杭州不少刻書的技術工人也隨西湖書院的書版到了南京，南京即代替杭州成為當時全國最主要的出版中心。十六世紀中期，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一帶大量出版插圖本的小說、戲曲書籍。鄰近的安徽徽州及福建建陽等傳統雕版地區的熟練技工，也紛紛來到南京。南京又成為木刻彩色套印的中心。出版的繁榮促進了圖書貿易的興盛，當時南京的三山街和內橋一帶，書坊林立，圖書的銷售量很大。
明代官刻本開始有內府刻本，由司禮監的宦官掌管。司禮監經廠庫設提督總管其事，所刻的書多為製誥律令及經史文集等，稱為“司禮監本”，又稱“經廠本”。多為大字巨冊，版式寬闊，行格疏朗，大黑雙邊，正文、小注斷句處都加圈，用上好潔白棉紙和佳墨精印，裝幀華美，但多數校勘不精，錯訛較多。明代中央政府各部門都刻書，欽天監、太醫院也刻有本專業的圖書。明代政府編纂的《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類書。全書輯錄古籍七八千種，計2.2937萬卷，約3.7億字，裝成1.1095萬冊，全部工筆手寫，精美絕倫。
明代地方官刻本也很普遍。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府縣、儒學、書院、監運司等，都刻印了不少書籍。各藩王府也刻書，稱為“藩府本”或“藩刻本”。藩府所刻的書，多以中央賞賜的宋元善本作為底本，加上他們具有優厚的物質條件，而且藩王本人也有一定的學識，因此所刻書中有不少為明代官刻本中的上品。
明代私刻本主要分布在江、浙兩省。不少私刻的主人都是大藏書家，他們都很注重采用善本並精加校勘，所以書籍質量較好。
明代書坊刻印的書，品種繁多，大多以供應人民大眾日常所需的實用書為主，也翻刻了不少宋元舊書，唐宋人的文集則出有新版；還出現一些專刻小說、戲曲的書鋪。明代中後期，有些書坊將編輯、出版、發行合為一體，根據市場需要出版群眾急需的圖書，不僅增強了書坊本身的競爭力，也促進了出版事業的發展。最著名的是常熟毛晉的汲古閣。他聘請有學識的編輯（經部13人、史部17人）參加編校工作，還雇用20名印刷工人。三十年間刻書約600多種，出版10.9萬多頁，校刻3000萬字以上。有不少宋代刻本，靠汲古閣翻刻才得以流傳下來。所刻的書大部分有毛晉寫的跋語，介紹書的作者、版本情況及優點，因此，汲古閣本受到人們稱譽，銷行很廣。
明代刻書的內容多種多樣。儒家經典方麵，洪武年間頒布了欽定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文字學方麵有欽定的《洪武正韻》。經、史由南、北國子監雕版印行。成化、正德之間書坊刊行的類書增多。嘉靖以後，在文學複古運動的影響下，翻刻宋元舊書的風氣日益興盛。唐宋人的文集都有了新版。萬曆以後，傳奇、戲曲小說刊行日多，這方麵的新著作不斷問世。新編的類書、叢書日漸增多。類書、叢書的編刊，最初多是對古書的節錄，如《說郛》、《寶顏堂秘籍》、《格致叢書》；後來便發展為古書的彙編了，如《津逮秘書》等等。由於各種文學流派的不斷出現，刻本個人文集、詩文選集也層出不窮。地方誌的編纂與刊行比宋元時代更加發達，刊印了許多方誌書。佛經方麵有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刊刻的南藏，永樂八年（一四一○年）刻的北藏，至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年）又雕刻了續藏410卷。道經方麵有正統年間刻印的道藏和萬曆年間刻印的續道藏。
明版書留存下來的較多，國內外現存約有二、三萬種之多。
在明代的出版物中，版畫、套印和“短版”、“拱版”已廣泛使用。木版彩印由元代發明的兩色套印發展為明代的五色套印。“餖版”是把有色圖畫分別每色製成一版，分色分版，逐色依次套印，有的要套印六七十次以上。“拱版”是用凸凹兩塊刻版嵌合起來，使紙麵的花案拱起。明崇禎年間胡正言刻印的《十竹齋畫譜》和《箋譜》就是使用這些技術的工藝精品。
明版書不但沿用傳統的雕版印刷，而且采用木活字和銅活字印刷。
明代，特別是晚明的印刷術對往後四百年中國的書籍出版印刷影響很大。明代創製的橫細豎粗的字體（誤稱宋體，其實是明體）至今一直是鉛字印刷的標準字體，盡管近代使用的印刷機已經大不一樣了。裝訂由包背裝改成線裝，至今沿用不廢。
總之，明一代書籍出版是很有成績的。但是曆來明版書名譽不好，一般讀書人都褒宋貶明。主要是明版書量多而質不精，書坊刻印書籍多為牟利，粗製濫造，校讎不講究，訛錯百出，有的甚至任意竄改，麵目全非。這些做法頗受後人指責。但是對明版書一概否定也欠公平。粗中有細，在大量明版書中也能找出少量精品，有人讚賞說：“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
清代統治者很懂得利用出版來為政治服務。康熙、雍正、乾隆、嘉慶等幾朝帝王，打著“稽古右文”的旗號，組織大批知識分子編輯各種卷帙浩繁的辭書、類書、叢書，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四庫全書》等，在中國出版史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同時又大興文字獄，對知識分子的反清思想及著作，采取了嚴厲鎮壓的手段。即使在這樣嚴密控製的文化政策中，清代的圖書出版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清代前期的官刻圖書主要集中在內府刻印。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在武英殿設立了專門的刻書機構，派翰林院詞臣管理，刻印的書稱為“武英殿本”（簡稱“殿本”）。“殿本”以欽定的書為主，也有清代和前人的學術著作及曆代文學作品、史學典籍、經學名著等。殿本校勘精細，紙墨上乘，字體秀美疏朗，裝訂典雅端莊，以康熙、乾隆時期刻印的書籍最精。但是“殿本”書中亦有粗劣之作，如“二十四史”就受到近現代出版家張元濟的指責。地方官刻主要是印地方誌，其它書籍刻印不多。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曾國藩於南京創辦金陵書局，此後有十幾個省亦於省會設立官書局，著名的有杭州浙江官書局、武昌崇文書局、廣州廣雅書局。各地官書局刻書約1000種，稱“局刻本”。
清代私刻書籍，曾盛行用精楷寫刻，後稱這類書為軟體字寫刻本。當時有許多書均由名家精心繕寫刻印，形式精美，形成一代特色。清代考據、校勘和輯佚學大興，一些學者和藏書家多精於校勘，所刻的書數量多，門類廣，質量也好，在清代雕版書籍中最有價值。清代私刻書中還有許多叢書，收了不少輯佚書。
清代坊刻業更為興盛，刻書的數量很多。所刻書大多為民間所用的課本、日用雜字、通俗小說、戲曲唱本等；也翻刻一些古書，但精本不多。
康熙時由陳夢雷率領一批專家、學者編纂一部工程浩大的巨著《古今圖書集成》，從康熙四十年（一七○一年）動手編選到康熙四十五年繕寫完成，曆時五載。全書1萬卷，另有目錄40卷，分為32典，6109部，約1億字。但由於康熙皇帝逝世而未能刊行。雍正帝又任命蔣廷錫為總纂組織重編，經過三年完工。由內府用銅活字排印，共印成64部。這是中國古代出版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金屬活字版印刷工程。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開館修纂的《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於乾隆四十六年抄寫出第一部，到乾隆五十二年共抄寫出7部，共曆時十五年之久。著名學者紀昀、陸錫熊被任命為總編纂，前後共有360多名學者、專家參加編輯工作，參加繕寫工作的達3800餘人。《四庫全書》收書3461種，約7.93萬卷，3.6萬冊，6700餘函，規模之大超過以往任何一部大書。其中很多書籍都來自民間的藏書。凡各省進呈的書籍都必須經過編輯詳加審查，凡有“違礙”、“詆觸”或“謬於是非”之處，一律刪改或銷毀，共銷毀書籍8000多種，毀書版6.8萬多塊，至於竄改文句，更比比皆是。從整理古籍的要求上說，這是一次極嚴重的破壞行為。但《四庫全書》畢竟把分散各地的大批書籍集中起來，加工整理編輯成書，對於保存文化，傳播文化功不可沒。
清代專營發行的書店相當普遍，以北京和蘇州兩地最多。乾隆後期，北京琉璃廠書店的興盛名聞全國。道光年間，有首歌謠描述琉璃廠書業之盛況：“都門當歲首，街衢多寂靜。惟琉璃廠外二裏長，終朝車馬時馳騁。廠東門，秦碑漢帖如雲屯，廠西門，書籍箋索家家新。”可見當年書市的熱鬧景象。
中國曆史到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之後，長期封鎖的大門被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轟開了，從此開始由封建社會一步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在鴉片戰爭十一年之後爆發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它的政權雖然壽命不長，但它對出版工作卻作出了貢獻，不容忽視。
太平天國的創始人還在發動起義時就重視抓出版工作，利用雕刻印刷品來宣傳革命思想。他們對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儒家思想深惡痛絕，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明確提出了反對孔孟的口號，把儒家經典著作視為“妖書”，毫不留情予以燒毀。同時大量出版宣傳革命的讀物。其中流行最廣的是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覺世訓》、《原道醒世訓》。這些書反孔孟是有革命意義的，但它是用基督教布道書的精神來寫的，宗教迷信的色彩很濃厚。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由於政局出現相對穩定的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版事業也曾一度繁榮昌盛。政府當局為了發展出版事業，在首都天京城內設立了雕刻書版的“鐫刻營”。其中有一支由撰寫、編輯和印刷各項人員組成的龐大的出版隊伍。
在這時期刻印出版的書籍主要有：《太平詔書》、《天命詔旨書》、《天朝田畝製度》、《太平禮製》、《太平軍目》、《太平天規》、《天條書》等，此外還刻印出版了基督教的《聖經》。
太平天國後期的出版物以洪仁玕的《資政新編》為代表。其次還可列舉出《英傑歸真》、《欽定軍次實錄》、《太平天日》等。
太平天國出版的書籍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們都是用通俗易懂的文體、詩體編寫的，所以很受群眾歡迎。連清朝統治階層裏的文人也驚呼：太平天國出版的書“汗牛充棟，人人學習”。（張德堅《賊情彙纂》）
太平天國的出版事業雖然好景不長，但在中國出版史上卻占著光輝的一頁。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中外反動勢力進一步勾結，而人民的反抗鬥爭仍在繼續，因而出現了革命與反革命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麵。反映在文化出版事業上就表現為西方傳教士帶來近代的印刷機器和新技術，建立書刊出版發行機構，傳播宗教信條，愚弄群眾，加強文化侵略；另一方麵洋務派為了宣傳富國強兵的需要，也熱心舉辦出版機構，翻譯出版西方的科技（以軍工為主）書籍；而後維新的改良派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也不甘落後，努力開辟自己的出版陣地，積極辦刊辦報，著書立說，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揭開了中國近代出版史的帷幕。
西方列強為了奴化中國的需要，除了進行政治、經濟的侵略以外，同時展開對華的文化侵略。早期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著手建立學校、醫院和出版機構，後來從事書籍的翻譯和出版工作。
這個時期外國人在華創辦的出版機構首先是美華書館。這是美國長老會主辦的，它的前身是花華聖經書房，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設立於澳門，後遷寧波。鹹豐十年（一八六○年）遷上海後改名美華書館。它用漢文、滿文和外文出版《聖經》和傳教書刊，並印行商業簿冊和學校教科書，還翻譯出版醫學和科技書籍。該館所屬印刷廠雇用200名華工，是當時外人在華開設的規模最大、設備最全的活字排版印刷廠。在它存在的五十年間，共印行書籍40萬冊以上。直到商務印書館成立後，才打破這家書館對書刊出版的壟斷局麵。
其次是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創辦的墨海書館。它原先設在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雅加達的舊稱），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上海開埠後才遷來上海。書館備有中、英文鉛字。但那時的印刷機器不好使用，因此，除《聖經》和一些宗教宣傳品，還有書館自己編輯的《六合叢談》使用活字排印外，其餘大多數出版物還是用雕版印刷。一八六○年美華書館遷至上海後，倫敦教會就決定停止墨海書館的業務。
第三家外人創辦的較有影響的出版機構是英華書院。它原設在馬來亞的馬六甲，一八四三年遷至香港，以出版中文《聖經》和宗教傳單為主，同時也出版一些教學用書。一八七○年教會決定將它停業，售與曾在該書院工作過的中國人黃勝和王韜。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黃、王以該書院為基礎，在香港成立“中華印務總局”，成為中國民辦的第一家近代出版社。
在此期間外國教會所辦的小型出版印刷機構還有不少。例如福州衛理公會創辦的羅紮裏奧·馬卡爾出版公司，寧波的傳教士協會出版社和三聖教會出版社，青浦縣天主堂創辦的土山灣印書館。最後這家出版社存在時間較長，它的業務也是宗教宣傳加上學校課本，還出了不少中、英、法、拉丁文讀物，後期還出版各種地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西方列強侵略的深入，基督教的出版社又有新的發展，上海又增加了中國衛理公會出版社，格致書院，益知書會，別發（凱利和沃爾什）圖書公司，教會圖書公司等。此外在全國各大城市，如南京、廣州、武漢、九江、長沙、汕頭、福州、台南等凡外國侵略勢力所達到之處，都有教會出版社的設立。這類出版機構中，影響最大的是一八七二年在上海成立的廣學會（同文學會），它先後編譯出版了2000多種書籍。
基督教會創辦的出版社的主要任務，是出版宣揚基督教文明的傳道讀物，同時他們為炫耀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而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輸入閉關自守的中國，從而喚醒了一批又一批開明的先進人士產生了改革自新的思想。
在西方教會大辦出版社的同時，中國的洋務派也開始興辦翻譯出版事業。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洋務派在北京創辦同文館（實際上是學校兼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務是培養科技、外語人才，同時也經營出版事業。最初分英、法、俄三個館。該館設有印刷所，譯印數、理、化、曆史、語文等方麵的書籍。
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李鴻章又在上海興辦與北京同樣性質的同文館（又稱廣方言報）。以後廣州也開設廣州同文館，任務都相似。
洋務派的翻譯出版機構中壽命最長、出書最多的要算江南製造局（該局是曾國藩、李鴻章在上海興辦的新式軍事企業）翻譯館。該局所翻譯出版的書大多與“製造”有關，門類繁多：舉凡理、化、醫學、博物、算學測量、天文行船、水陸兵法、工藝、造船以至公法等應有盡有。在一八六七到一八七九年十二年內共出版翻譯西書98種，235本。銷售總數3111部，共8.3454萬本。
繼洋務派之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也積極舉辦書刊出版機構，以便宣傳他們的改良主義思想。
在康、梁以前最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容閎發表了《西學東漸記》。以後有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的代表作品出版問世。
維新派的倡導者創辦了大同譯書局，出版了大批宣傳改良主義思想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大同書》、《彼得大帝變法考》和《日本變法考》等書，這些著作都力圖為維新改良奠下理論基礎。
與康有為齊名的維新派另一領導人物梁啟超首創大同譯書局，由康廣仁擔任經理。梁啟超還編輯了《西政叢書》並主編《時務報》。他的主要著作是《變法通議》、《古院議考》、《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闡明維新思想，論證變法的必要。
維新派的著名出版物中還有譚嗣同的《仁學》和嚴複翻譯的一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名著：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諾莎的《群學肄言》、穆勒的《名學》、孟德斯鳩的《法意》等。
從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一到二十四年），在短短的三年內，維新派在全國舉辦的學校、報館、書局共300多處，他們發動的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了，但他們傳播的啟蒙思想的影響卻是不會消失的。
為了宣傳革命的需要，資產階級革命派也很重視出版工作，出版了許多刊物和書籍。一九○一至一九○五年，在國內外創辦的報刊就有數十種。這些報刊和書籍，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抨擊清朝的專製腐朽統治，傳播革命思想。
二十世紀初葉他們的出版中心在上海，其次在日本東京。書籍主要是翻譯出版了《美國獨立戰爭》、《法國革命戰史》、《歐洲最近政治史》以及哲學、社會政治經濟、曆史著作200多種，小說20多種。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創辦了《星期評論》和《建設》雜誌。《建設》上發表了他的《建國方略》（部分），還發表了李大釗的“五一”運動史和戴傳賢翻譯的考茨基的《馬克思資本論解釋》。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另一著名人物章炳麟（字太炎）既是卓越的革命宣傳家，又是多產的學術作家。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九年，他所寫的文章編為《章氏叢書》（共13種48卷）出版。以後又出版《章氏叢書續編》和《章氏叢書三編》。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出版物中宣傳革命的小冊子流行極廣。最有名的是鄒容的《革命軍》。它先後翻印10多次，發行數超過100萬冊。其次是陳天華用“一字一淚，一語一血”寫出來的《猛回頭》，也是很受群眾歡迎的讀物，初版5000冊，“不及兼旬，銷罄無餘”。也翻印10餘次，可見影響之大。據統計，這類宣傳革命的小冊子共印130多種，風行全國，人人爭看。
資產階級革命派辦的出版機構有：上海的鏡今書局、東大陸圖書譯局、國學社等；湖南有華興會創辦的作民譯社，湖北有樂群印刷社等。
十九世紀末，中國社會充滿了侵略與反侵略，改良與革命，新學與舊學的尖銳複雜的鬥爭，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近代民營的出版企業也開始活躍起來。
從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上海書業商會”公布的材料看，僅入會的出版企業就有22家。這些新興的出版企業大多壽命不長，倏生倏滅。唯有商務印書館情況不同，由小變大，愈辦愈興旺。可以說到商務成立之後，近代民營的出版業才出現蓬勃發展的新局麵，進而上海才逐漸成為近代中國出版業的中心。
商務印書館創立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即甲午戰爭後三年，戊戌政變前一年。創辦人是夏瑞芳（字粹方）、鮑鹹恩、鮑鹹昌、高鳳池四人。他們都是上海外國人辦的報社印刷廠的排字工人，因不願受外人剝削，於是彼此商量，湊集股本4萬元，租間小屋辦了個小小的印刷廠。開業時除承印商業簿冊表報外，也出版學校教科書和工具書，後來出版範圍越來越大，舉凡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的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以及古典名著和外國翻譯名著，門類繁多，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綜合性的出版機構。
商務的全盛時代設有編譯所、發行所、製度完備的管理處，還擁有藏書豐富的東方圖書館，印刷設備齊全、印刷技術一流的印刷廠。除上海總館外，在全國各地還設有85處分館，職工共有3600多人。
光緒二十八年商務聘請學識淵博的張元濟（菊生）擔任編譯所所長。這時正趕上社會上維新思潮蓬勃發展，興西學、辦新式學堂對新式教科書的需要十分迫切。商務看準這勢頭，立即組織人力編印中、小學的各科教材。當時社會上學英文也形成風氣，商務及時出版了《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等英語啟蒙讀物。
為了迎合提倡西學的需要，商務出版了嚴複翻譯的《天演論》等6種西方學術名著和林紓翻譯的外國小說170多種，一時都成為熱門讀物，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效應。嚴譯的著作曾在維新派的出版社出版過，後轉給商務重新出版，影響更大。嚴譯的《天演論》、林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和《黑奴籲天錄》，在知識界中幾乎無人不知，競相爭讀。
總之，商務的出版工作是以提倡西學、反對舊學，擁護新式學校、讚成科學，反對封建迷信為指導思想，因此對中國近代的新文化建設是有功勞的。沈雁冰（茅盾）對它的評價是“維新大業，數出版前驅，堪稱巨擘”。
商務從一八九七年開業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七十年中，共出書1.5116萬種。其中好書不勝枚舉。人們特別念念不忘的是各種辭書和中外字典，還有幾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萬有文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