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延三千年的出版活動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一般公認有五千年的曆史。書籍是文化積累和傳播的主要載體。文字是書籍構成的先決條件，沒有文字就沒有書籍產生的可能。
先民們憑自己的聰明才智開始由圖畫刻劃符號逐漸進而創造出文字。最早的文字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符號，人們稱它為甲骨文。這種甲骨文的作品當然還稱不上確切意義上的書籍，但它已經是人們有意識地使用文字來記錄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例，以便日後稽查。它開始起了積累知識和傳播知識的功能。從這意義上說，它是書籍的萌芽，也可以稱之為幼年期的書籍。
以後又進而演化為銅刻的銘文，石刻的碑文，相應地可以稱之為銅刻的書和石刻的書。嚴格地說，這些隻能算是書的前史，算不得正式的書籍。要等到寫在竹簡、木牘上的簡策出現，才是真正的書籍出世之日。
書籍產生的曆史與書籍出版的曆史是有聯係的，但又不是一回事。
什麼是出版？照日本人布川角左衛門主編的《簡明出版百科詞典》所定的界說是：“用印刷或其它機械方法將文字、圖畫、攝影等作品複製成各種形式的出版物，並提供給眾多讀者的一係列活動，總稱為出版。”根據這個定義，中國的出版史隻能從雕版印刷算起，就是說從唐初算起，唐以前的簡冊、帛書和手抄的紙本書都得劃在出版活動之外。這樣一來，中國的出版史就要縮短一千多年。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版的定義應當放寬，雕版印刷以外的簡冊、帛書和手抄的紙本書都應包括在出版活動之內。因為後者雖然數量有限，但它們畢竟也起了保存和傳播文化的作用。要不然，春秋、戰國和秦漢時代的經典文獻如何能流傳到現代？當然應該把雕版印刷發明以前的書籍傳抄活動和雕版印刷發明以後的書籍出版活動劃一條線：前者是書籍出版的前史，後者才是真正的書籍出版史。
再詳細一點劃分，中國的出版史可分為四個階段：先秦到西漢是簡策帛書階段，也是第一階段；西漢發明紙以後，手抄的紙本書逐漸代替了簡策和帛書，這是第二階段；雕版印刷發明之後，刻版書逐漸代替手抄本而成為書籍出版的主要形式，這是第三階段；從十九世紀初引進西方新的近代印刷技術開始進入第四階段。
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書籍是寫在竹簡、木牘上的簡書，古籍上就有“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墨子·明鬼》）、“先王寄理於竹帛”（《韓非子·安危》）等記載。當時人們將竹木劈成狹長的細片，經過刮削整治後在上麵寫字，單支的叫做“簡”，若幹簡編連起來叫做“策”（亦寫作“冊”），這就是後代迄今稱一本書為一冊書的起源。簡策在中國使用起源很早。《尚書·多士》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明殷商的祖先已有編連的簡策。考古發現的簡策實物中，主要是戰國秦漢時期的簡，數量最多的是漢簡。簡策通常用絲繩或麻繩編連，也有用熟牛皮條編連的。簡的書寫用毛筆和墨，在簡上寫錯了字可用刀削去，因此古人常以“刀筆”並提。簡策笨重，書寫不便，隨著社會對書籍需要的增多，又出現了用縑帛書寫的書籍。帛質輕且軟，易於書寫且易於攜帶。帛書的形態通常是卷成一束束的，一束就是一卷，便於閱讀和保藏。後來書的分卷就從那時的束（卷）沿用而來。帛書多已亡佚，隻遺留下一些殘片。一九七三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挖掘出大批帛書、帛畫，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寶貴的材料。這批出土帛書的形式不隻是卷軸式一種，還有折疊式的。
簡策和帛書的產生是中國古代書籍出版的初始時期。
中國上古時期，學術統於王官，一切文獻典籍，都歸統治者專有，它隻供貴族及其子孫世代傳習，平民百姓無權查詢和受用。春秋末年，私家講學的風氣逐漸興起，出現了私人著書、編書和藏書，孔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打破了由史官壟斷文獻典籍的局麵，成為私人著書立說的創始者。他整理編定了《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書，作為教材。這六部書除《樂》外，都借助於儒家師徒的傳抄授受流傳下來。
戰國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及其大量著作。科學技術方麵，出現了中國最早的醫書《內經》，還有天文、曆法、農業、畜牧、曆史、地理等著作，文學方麵有屈原的《離騷》等名篇問世。由是“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
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焚書坑儒”，使得秦以前的書籍除了農、醫等科技書以外，有很大一部分（主要是儒家經典）失傳。但呂不韋組織門客編寫的學術巨著《呂氏春秋》有幸保存了下來。漢代開國後，政府重視書籍的收集、保藏和整理工作，幾次下令征集民間藏書，並設置專門抄寫書籍的職官。西漢時已知道造紙，但是紙質粗劣，不便抄寫。到公元一○五年，東漢和帝時的宦官蔡倫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對造紙原料和製紙技術加以改良、提高，使紙的質量大大改善，並逐漸推廣到各地。
自從紙發明之後，簡策和帛書逐漸為紙寫書所代替，簡策笨重不便，縑帛價錢昂貴。紙不僅便宜得多，而且抄寫起來也省事。紙逐漸取代了竹簡和縑帛的用途，書籍的出版就有了更大的發展。兩漢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書籍出版的範圍越來越廣，不僅在人文科學方麵，而且在自然科學方麵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舉例而言，史學方麵出版了西漢時司馬遷的《史記》，東漢時班固的《漢書》，魏晉時陳壽的《三國誌》和南北朝時範曄的《後漢書》。哲學方麵出版了西漢思想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東漢時思想家王充的《論衡》。辭書方麵漢代還出版了一批解釋古書詞語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爾雅》和《說文解字》。文學方麵出版了這個時期許多著名作家，如漢代的賈誼、揚雄、司馬相如，三國時的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東晉時的陶淵明等人的賦、散文和詩歌作品。文學理論方麵出版了梁朝劉勰的《文心雕龍》，還有蕭統編的文學總集《昭明文選》。此外，農業方麵出版了漢代農學家汜勝之的《汜勝之書》和北魏時傑出的農業科學家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天文學、數學方麵首先出版了張衡的《靈憲》、《渾天儀圖注》和《算網論》，還出版了漢代中國第一部天文曆算著作《周髀》；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算學著作《九章算術》，成書於公元一世紀。醫學方麵出版了東漢著名醫學家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16卷（此書後經人整理成《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地理學方麵出版了北魏地理學家、散文家酈道元的《水經注》和散文家楊之的《洛陽伽藍記》。
這時期，書籍開始成為商品，還出現了以售書為業的書肆。西漢著名文學家揚雄（公元前五三——公元十八年）所著的《法言·吾子》中說：“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可見二千年前中國就已有了書籍貿易。說得比《法言》更具體的，是《後漢書·王充傳》：（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記，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王充生活於公元二七——九六年，從這一記載中可知當時城市裏的書肆已較為普遍，書籍品種已有不少。當時還出現了以抄書為業的人。魏晉南北朝時，抄寫宗教經典的人很多，稱為“經生”。
隨著封建社會文化的發達，人民群眾對於書籍的需要量日益增多，單靠手工抄寫書本，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這就促使人們尋求增加書籍產量的方法。經過長時期的摸索和實踐，終於發明了雕版印刷術。
印刷術的發明也是源遠流長。新石器時代的印紋陶器可算是最原始的印製器物（含木板打印工藝）。戰國時代的印璽（圖章、戳子，又叫印信）不管是鑄的、刻的都是反文，印出來才是正文。晉和北魏刻石碑已有陰文反寫的習慣，這些都給雕版印刷術帶來有力的啟發。而六朝以後的拓碑應當說是印刷術的先驅。
雕版印刷術究竟起源於何時，這是學術界多年來聚訟紛紜的問題。但從現有的物證來看，認為雕版印刷術是七世紀唐貞觀年間開始出現的說法比較可信。
從前人們都認為唐懿宗鹹通九年（八六八年）的《金剛經》是最早的印刷品，因而斷定初唐盛唐時尚無印刷術。七十年代考古的新發掘突破了這種看法。一九七五年陝西西安唐墓出土文物中發現漢文陀羅尼經咒，據專家鑒定，是盛唐時代之物。一九七四年在西安西郊出土文物中發現一種外文印本陀羅尼經咒，據同時出土的文物推斷，當是初唐之物，即七世紀初的印刷品（這兩件經咒的圖版首次見於一九九○年上海學林出版社和香港中華書局合作出版的《隋唐文化》），它比鹹通九年的《金剛經》早二百多年。一九六六年南朝鮮發現木版印刷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經專家鑒定是武則天長安四年（七○四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年（七五一年）間刊印的。由此足證中國在一千二百年前已有雕版印刷的發明。
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使中國的書籍出版事業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雖然唐初已發明雕版印刷術，但使用不廣。整個隋唐兩代書籍的出版主要還是靠手工抄寫。
隋文帝很重視文化出版事業。他曾下令借用民間書籍抄錄儲存，得3萬餘卷。隋煬帝雖是有名的暴君，但在征集書籍方麵仍然繼承乃父的傳統。秘閣藏書竟達8.9萬多卷。
隋唐時代寫本書的裝幀形式是紙的卷軸。隋朝末年，特別是到了唐代，卷子書的發展進入繁榮時期，這從甘肅敦煌的發掘可以作證。敦煌遺書包括佛、道、儒家的經典、文字學、曆史、醫學以及詩、詞、曲、日曆等等，它的文字有漢文、西夏文、藏文、梵文和古代中亞細亞各民族的文字。敦煌遺書多是卷軸裝，故被稱為“敦煌卷子”。
隨著文化的不斷發展，卷子書已不能適應需要，於是它就被冊葉書所代替。唐末出現了“經折裝”和“旋風裝”的書裝形式。這種折疊書籍的折縫容易破裂，是個很大的缺點。到了五代和北宋，為彌補以上缺陷，就改成一葉一版的形式，把散葉裝訂成書，這就完成了冊葉書。
在中國曆史上，隋朝雖然年代短促，但在書籍出版上成就不小。重要著作有：音韻學家陸法言的《切韻》，醫學家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經學家、天文學家劉焯和劉炫的《皇極曆》、《稽極曆書》和《論語述議》等。此外還出版了比二劉稍晚的經學家陸德明的《經典釋文》30卷和《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
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朝代。特別是初唐的“貞觀之治”和盛唐的“開元之治”，社會經濟出現空前的繁榮，政治上也很強盛。在這基礎上創造了光輝的文化，書籍出版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旺盛。
前麵已經講過，初唐已發明雕版印刷術，但沒有推廣使用，留下的印刷品很少，到中唐才逐漸多起來。到晚唐時，在森林資源豐富的四川、淮南、江南一帶已成為全國刻本印書的中心。總之，唐代雖有雕版書的出現，但還沒有代替手抄本而成為書籍出版的主要手段。可以說，唐代是手抄本到刻印本的過渡時期。盡管是手抄，唐代的出版事業發展還是很快的。文史、類書以及自然科學等各方麵著作的出版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唐太宗時編纂出版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6部。唐中宗時史學家劉知幾撰寫的《史通》20卷出版了，這是中國第一部係統的史學批評和史學理論著作。
文學著作有代表性的是詩歌和散文。最著名的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杜牧和李商隱等都有專集出版。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和柳宗元的主要著作《昌黎先生集》和《河東先生集》，也都由當時的門人和朋友編輯出版。
類書是采輯各種古籍中有關資料，把它們分門別類地編列起來，供人查閱原文的工具書。唐代出版了有名的四部類書：《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和《白氏六帖事類集》。
唐代的自然科學成就以醫學最突出，名醫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共30卷，是一部傑出的醫學著作。唐玄宗時官方編製的《開元廣濟方》，經唐玄宗下令大量抄寫散發各地，很受歡迎。
初唐算學博士王孝通編纂出版了《緝古算經》一卷。中國最早的一部係統記載茶葉的專書《茶經》，是唐朝“茶聖”陸羽所著，全書3卷，分10篇。
其它方麵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地理總誌和地圖。其中有唐憲宗時宰相李吉甫撰寫的《元和郡縣圖誌》40卷，這是現存最古的一部輿地總結。懿宗時樊綽著《蠻書》10卷，是研究雲南少數民族曆史的珍貴資料。
唐代地理學家賈耽，德宗時居相位十三年。在任時曾主持各族往來朝貢事宜。他愛好地理學，常向邊疆少數民族使臣及出使各國的使臣調查各地風土人情的情況，搜集各方資料，撰成《海內華夷圖》、《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等。
此外，法律方麵有唐玄宗時編纂的《唐六典》。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頒行的《永徽律》是中國現存最古的一部法典。唐初長孫無忌奉命主撰的《唐律疏議》，是中國現存最古最係統的封建時期的法律著作。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大發展，對出版事業不能不發生影響。最重大的事件是玄奘去印度遊學並取回大批佛經。他一回長安，便埋頭譯經，共譯出經論75部，1335卷。這批譯作給出版書目添上了一筆巨大的財富。同時，玄奘還撰述了《大唐西域記》一書，至今為人們所珍視。
總之，唐代初期雖發明了雕版印刷術，但使用範圍有限，除經咒、佛像、曆書、紙牌、報紙外，其餘的書籍很少刻印本傳世。晚唐時期雕版印書稍多一點，但留下的遺物微乎其微。
五代（九○七——九六○年）是雕版印刷開始進入興盛的時期，刻書出版事業比唐代大有發展。刻書地區除長江流域外，又有北方的青州、南方的福州，以及西北的瓜州、沙州。刻書者也由民間進入上層統治階層，在民間及寺院刻書業繼續向前發展的同時，出現了私人刻書和政府刻書。後唐時期，經宰相馮道、李愚等奏請，由政府主持，開始雕版印刷儒家經典著作。這無疑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標誌著中國書籍出版和文字傳播方式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將由印刷方式代替過去的手抄、刻石等笨拙的方式。
初期印刷術不免簡陋，到了宋代（九六○——一二七九年）才迅速發達起來，成為先進的技術。宋代卓越的雕版印刷技術成為後代的楷模。北宋前期畢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畢的這一發明比德國穀登堡的活版印刷術的發明早四百多年，足證中國印刷術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
北宋開寶四年（九七一年），政府派人到成都監雕《大藏經》。這部大書包括佛教經典1076部，5048卷，共刻版13萬塊，曆時十三年，世稱《開寶藏》。北宋初期，政府還組織編纂出版了4部著名的大書：《太平禦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各1000卷，《太平廣記》500卷。九八八——九九四年，政府又命國子監重行校刻《易》、《書》、《詩》、“九經”，開雕《史記》等四史及《說文解字》等許多書籍。南宋政府在臨安（杭州）建都不久，就下令把各地方官署所刻書版集中到國子監繼續印行，並新刻印了許多過去沒有刻本的書籍。
宋代政府主辦的出版事業很興盛，中央出版書籍的機構除國子監外，崇文院、秘書監、司天監等也都出版書籍。地方的出版機構很多，各官署、州學、軍學、郡學、縣學和書院等都出版書籍。國子監出版的書籍允許民間出版業租版印行，但要繳納“賃版錢”。地方租版印造的書籍，還規定必須在書前印明工料費和賃版費，以防書商隨意抬高書價。對於民間出版的書籍，也采取了保護版權的措施，經出版者向政府申請即可得到保護。如發現有他人翻版，就“追版劈毀，斷罪施行”。有的宋版書上刻有“已申上司，不許複版”等字樣的“牌記”，可以說是書籍“版權頁”的起源。
宋代的民營出版業發展迅速，刻書地點幾乎遍及全國。北宋初期以四川最盛，福建出版的數量最多，杭州、開封出版的質量較高。南宋時期，杭州的出版業更加興盛，其中較著名的如詩人陳起、陳思父子開設的書籍鋪，就出版了許多唐詩和南宋詩人的作品，以及唐宋人說部書、唐人集和宋人小集等。這些書都很有名，後人稱為“書棚本”。福建刻書業主要集中於建陽和福州兩地，前者以坊肆刻書著稱，後者以寺院刻藏而聞名。建安餘氏出版家族在兩宋書坊刻書中最為突出。餘氏刻書家可考者有餘仁仲、餘恭禮、餘唐卿、餘騰夫、餘彥國等多人。早在十二世紀，餘仁仲萬卷堂所刻的經書就為餘氏贏得聲譽，他所刻的經書，“點畫完好，紙色極佳”。
宋代出版物的種類之多，幾乎包括當時所有各個知識部門：舉凡儒家經典、哲學、曆史、地理、醫藥、農業、手工業、天文算法、詩文集、詞集、小說、民間文學以及佛、道經藏，應有盡有。
宋代出版的史學著作世人矚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以及一係列《通鑒》體著作。宋代是理學盛行的時代，理學著作自成體係。它的開創人周敦頤的主要著作《太極圖說》和《通書》，理學的真正奠基者程顥、程頤兄弟的《二程全書》和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四書集注》、《周易本義》、《太極圖說解》和《通書解說》等先後出版。
宋代是文學繁榮發達的時代，詩文作品萬紫千紅，尤其以詞更負盛名。詩、詞、散文作家的代表人物歐陽修、王安石、晏殊、三蘇（蘇洵、蘇軾、蘇轍）、李清照、陸遊、辛棄疾等人的作品紛紛結集出版，風行於世。
科技著作中最受人稱譽的是沈括的《夢溪筆談》，這是一部綜合性的百科全書。
農業書中有部奇書值得一提，這就是南宋時天台（浙江天台縣）人陳）（字景沂）編輯的《全芳備祖》前集27卷，後集31卷。有人譽之為“世界最早的植物學辭典”。
此外，農學、醫藥學、建築學以及地方誌之類的書也出版了不少。由此足證宋代出版事業發達的盛況。
宋代出版業的中心（杭州、開封、四川、福建等）也就是當時經濟、文化比較繁榮發達、雕版技術水平比較高和紙張的產量比較多的地方。宋代的造紙工業有很大的發展，當時一般書籍的用紙都達到了薄、軟、輕、韌、細的水平，這對書籍印刷質量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版書的特色是字體大而多樣化，刻印技術精良，校對講究，錯誤較少，紙質堅潤，墨黑如漆，裝幀美觀，為後世人所稱道。宋代的書籍裝幀主要是蝴蝶裝，有少數是旋風裝和經折裝，北宋早期還有卷軸形式的紙書，到南宋時又出現了包背裝。
整個宋代三百多年，估計出版的書當有數萬部之多。可惜曆經戰亂，大都毀滅散佚無存。至今國內外所存不過千部左右。
與兩宋先後同時代的北方的遼和金，也出版了一些版本精致的書籍。如遼代的《大藏》（《契丹藏經》）。金代的中都（今北京）、南京（今開封）、平陽（今山西臨汾）、寧晉（今河北寧晉縣）出版事業都很發達。金代私人書坊很多，從事刻印出版古醫書、農書和各種文藝書。金版書不及宋版書之盛，但遠勝遼、夏。現存金版《大藏版》（或稱《趙藏經》）已成國寶。
金版書字體或仿顏（真卿），或仿歐（陽詢），古秀遒勁，刻工精良，足與宋版媲美。
元朝的統治者本是北方少數民族，素以尚武著稱，先時對文化事業並不重視。但在建立了元政權之後，先後采用了尊經崇儒、興學立教等一係列文治措施，使得元代刻書出版業比前代不但沒有倒退，在某些方麵還有所前進和發展。
元代官府刻書出版機構，中央有秘書監的興文署、藝文監的廣成局、太史院的印曆局及太醫院的廣惠局和醫學提舉司。官刻本以興文署的刻本最著名，其中最早、最好的刻本是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刻的《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地方官刻以大德至元間九路所刻十七史最為著名。在元朝地方刻書中，書院刻本更有影響。而私人刻書比宋朝也不遜色，他們刻書非常認真，刻本往往優於宋版。元代的坊刻比官刻、家刻規模更大，福建建陽縣沿襲宋代刻書風氣，仍是書坊聚集的地方，刻書最多。山西平水原是北方金國的刻書中心，元代繼承下來，並有發展，所刻書籍仍稱“平水版”。
元代刻書的內容，除當時士大夫所誦讀的經、史書籍而外，纂圖互注本的經書和子書、類書、字書、韻書，以及各種經書的新注、史書的節本、科舉應試的參考書、模範文章選集等刻印數量可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私家及書坊所刻醫書開始增多，僅建陽餘氏勤有堂就刻了《太平惠民和濟局方》、《新編婦人大全良方》、《普濟本事方》等多種醫書，燕山竇氏活濟堂乃是專門刻印醫書的書鋪。元人的詩文集及戲曲小說當時刊刻的也很多，但留存下來的不多。據清代錢大昕《補元史藝文誌》的不完全統計，元代刻印、流通的圖書，共3142種。曆時不到百年的元朝，能刻印如此之多的圖書，其成就不能不說是很可觀的了。
元版書的字體多用趙體。趙體字秀媚柔軟，比宋體字圓潤。元代出書數量不及宋代，但刻印技藝繼承了宋代遺風，有的書版由書法家親筆謄寫，趙孟等人就做過這種事，其作品可謂精美絕倫。元代雕版印刷術發明了朱墨兩色套印。元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年）中興路刊印的《金剛經注》是最早的兩色套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