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商務之後，也以出版教科書著稱的文明書局創立於光緒二十八年。文明書局在出版上的貢獻除了教科書之外，還刊行大量的筆記，如《說庫》，收入筆記170種，《清代筆記叢刊》分8函，160種。這些都是學術研究上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規模小於商務，但其聲望與商務相當的中華書局創辦於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可以說它是辛亥革命的產兒。它的創辦人是陸費逵、戴克敦、陳寅，編輯所的負責人是舒新城。中華書局也以出版發行教科書起家，後來也出版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學術著作和文學藝術類書籍，和商務同樣是綜合性的出版機構。中華出版的學術著作中影響較大的有盧梭《民約論》的全譯本，《新文化叢書》（其中包括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社會科學叢書》等。
中華從創辦之日起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的三十七年中，共出版各類圖書5700種以上。其中教科書400餘種，居出版界之首。此外在出版工具書和整理重印古籍方麵也作出顯著成績。刊行大型古籍叢書《四部備要》，翻印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編纂《中華大字典》和《辭海》，至今仍為讀書界所讚賞。
繼商務、文明、中華之後的世界書局、中國圖書公司，也是以出版教科書為主要業務的出版機構。後來中國圖書公司並入商務，文明書局並入有正書局，於是形成了商務、中華、世界三大出版企業鼎足而立的局麵。
中國近代的出版發行企業之所以高度集中在上海，這同中國當時所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況是分不開的。上海一方麵是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中國的最大基地，同時中國的民族工商業也以上海為重要基地乘機脫穎而出，經濟的發達促進了文化的繁榮，推動了出版事業的成長和發展，中國的民族工商業的出版家對文化事業是作出了貢獻的。
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起，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出版事業也相應地開始了大的轉變，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出版業出現了新麵貌，這個顯著的變化是從期刊開始的，而期刊中最受歡迎、影響最大的首推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先是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一年後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陳獨秀應北京大學之聘北上任該校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也跟他由上海遷到北京。遷北京後每期編輯工作由陳獨秀、胡適、錢玄同、沈尹默、陶孟和、劉半農六人輪流主持。李大釗、魯迅、周作人等都是主要撰稿人。於是《新青年》成了宣傳新文化的堅強陣地。它一開始就提出科學和民主的口號，向封建傳統的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展開猛烈的進攻。同時大力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就是這個雜誌的熱心讀者。他後來回憶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他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說：“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
一九一八年陳獨秀和《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同人又創辦了《每周評論》，主要發表政論，揭露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狼狽為奸的黑暗政治，它和《新青年》起了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的作用，成為當時很有影響的革命輿論的又一陣地。
在《新青年》的帶動之下，湧現出一批宣傳新文化、新思潮的新型的雜誌。首先是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發起創辦的《新潮》月刊，響應《新青年》的號召，提倡白話文和鼓勵新文藝的創作。
在這時期毛澤東在湖南長沙主辦的《湘江評論》，周恩來在天津主辦的《覺悟》，都是在這種新思潮影響之下誕生的。像這樣的刊物很多地方都有，但這兩種是其中的佼佼者。
除了新出版的刊物之外，舊刊物也都在舊貌換新顏。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該刊在“五四”運動前為“鴛鴦蝴蝶派”的刊物，用的是文言文，寫的是才子佳人的故事，庸俗不堪。從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改由鄭振鐸、沈雁冰主編，提倡用白話文寫新文學，麵目煥然一新。
《新青年》的導向不僅影響了刊物，而且影響書籍的出版。胡適、陳獨秀等人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結集出版的《胡適文存》、《獨秀文存》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熱門書。
上海的一些出版業，首先是商務、中華這些大的出版單位，為適應新思潮的勢頭，各種教科書都不斷進行改革，丟了舊的，換了新的內容，白話文、標點符號都被采用進去。宣傳新文化、新思潮的書籍越出越多。用白話文寫作和翻譯的學術著作和文藝作品逐漸取代了嚴複和林紓的文言文譯作。胡適、郭沫若、冰心等新詩人的詩集一本一本出版，占領了舊詩壇的位置。魯迅的《阿Q正傳》等成為知識青年的必讀書。標點本古典白話小說《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開始登上大雅之堂，風行一時。這就是“五四”運動之後出版界出現的新麵貌。
《新青年》雜誌還有一個大的功績，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便開始發表李大釗、陳獨秀等先進人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使它成為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但它畢竟是個統一戰線性質的刊物，不宜過多發表這方麵的文章。因此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李達又在上海主辦了一個大型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
馬克思的名字介紹到中國始見於一八九九年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月刊四月號上，初譯為馬客仕。一九○二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文章裏提到“麥喀士，日耳曼國社會主義之泰鬥也”。一九○六年，資產階級革命派朱執信在《民報》上寫文章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共產黨宣言》的要點。但這時對馬克思的宣傳介紹還沒有引起人們的熱烈反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真正引起人們的關注還是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正如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第一個擁護馬克思主義，宣傳十月革命的人是李大釗。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在李大釗領導之下成立的。研究會的首要任務是組織翻譯馬列主義著作的班子。上海也在陳獨秀領導下成立了有陳望道、李漢俊、李達等人參加的翻譯班子。南北兩個翻譯班子都擬訂了翻譯計劃。但由於情況經常變化，計劃不能按預期實現。在這期間陳望道克服了不少困難，終於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中文全譯本，於一九二○年八月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非常重視對宣傳和出版工作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下先後建立的出版發行機構有：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長江書店等。
在當時反動軍閥的壓迫下，上海、廣州、武漢等大城市出版的進步書籍一出版就橫遭查禁，累及出版機構屢被封閉，工作十分困難。雖然如此，革命的出版事業還是在鬥爭中得到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以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讀物的出版始於“五四”運動時期，盛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時期出版的經典著作除了《共產黨宣言》外，還有《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宣傳馬列主義的通俗讀物主要有：《共產主義ABC》、《資本論入門》（李漢俊譯）、《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以上是李達譯）等。據不完全統計，這類書籍共出版了160多種。承擔出版任務的除中共直接領導的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和新青年社三家之外，還有不少進步書店也積極參加出版工作。
在“五四”運動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上海的私營出版企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商務、中華、世界幾家大戶競相編寫出版教科書、辭典、工具書和整理出版卷帙浩繁的書籍。但是一些規模不大的書店（出版社），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以熱心出版革命的和進步的新書而引人矚目。其中突出的是出版魯迅著作的北新書局，出版《胡適文存》、《獨秀文存》、《嚐試集》以及新式標點的古典白話小說的亞東圖書館，出版創造社作家郭沫若、鬱達夫等的作品的泰東書局。
在中小書店中開明書店是後起之秀。它的創辦人章錫琛原任商務印書館《婦女雜誌》的主編。後因故辭職退出商務，另辦《新女性》雜誌，很受社會歡迎，辦雜誌立住腳跟之後就開始出書。在開明出版的第一批圖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夏丐尊翻譯的《愛的教育》。這部書原來是商務庫房中的滯銷品，版權轉到開明後，經豐子愷裝幀設計，麵目一新，加上宣傳推廣很賣力氣，書出版後立即吸引來成千上萬的青年讀者，發行量越來越大，不斷再版，到一九四九年已印到100版以上。以後又出版了林語堂編著的《開明英語讀本》，因為有編法新穎和圖文並茂的特點而壓倒了商務出版的長期獨占鼇頭的《英語模範讀本》（周越然編著），從此開明在讀書界的聲譽日隆。開明還出版了以茅盾的《子夜》帶頭的一批很有影響的新文藝著作，在開明的眾多出版物中還有兩部書不能不提一筆。一部是朱起鳳的《辭通》，一部是多卷本《二十五史》的影印本。本來這樣的書隻有人力財力雄厚像商務、中華這樣的大書店才敢承擔出版任務，而開明竟然拿了下來，而且能保證出書的高質量，足證其主持人的魄力。
在舊中國，人民毫無出版自由可言。曆來的反動統治者總是千方百計地想法來摧殘進步的出版事業。在現代則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而變本加厲。蔣介石在南京建立起反動政權之後，立即組織控製輿論和出版自由的機構，發布一個又一個反革命的禁令，除了禁書之外，還查封革命的、進步的書店和拘捕有關人員。中國共產黨的出版事業不得不轉入地下。
在蔣政權實行文化圍剿的白色恐怖中，上海有的出版社仍然堅持出版革命書刊，如創造社和太陽社等。左聯和社聯的出版工作仍很活躍，在這些工作中魯迅的功勞最大。魯迅對進步的青年作家關懷備至，為他們的著作作序和推薦出版，嘔心瀝血。他還親自編輯瞿秋白烈士的遺著《海上述林》，克服了無數困難才得以出版，連這部書的廣告都是魯迅的手筆。
在三十年代的艱難環境中，上海有三家在中共的直接間接影響之下的書店成為出版界的明星。這就是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它們都以出版宣傳馬列主義的著作來促進革命和推動社會進步為共同的目標，但是每家的出版物又各具特色。
生活書店是由辦《生活》周刊發展起來的。《生活》原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機關刊物，沒有政治色彩。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它在政治上傾向進步，積極宣傳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它的正義的呼聲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發行量一期比一期多，最多時突破15萬份。《生活》舉辦的讀者服務部信譽很高。因此由辦刊物進而開辦書店。一九三二年七月生活書店成立於上海。《生活》周刊和生活書店都是由革命的新聞出版事業的先驅者鄒韜奮親手主辦的。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後由上海遷武漢，後又遷重慶，並在桂林、貴陽等地開設多處分店。抗戰勝利後，生活書店與讀書生活出版社、新知書店在香港合並成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生活書店從成立到抗戰爆發的五年間，共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哲學、社會科學以及文學藝術等400多種圖書。同時還出版了《生活》周刊、《文學》、《世界知識》、《太白》、《譯文》和《婦女生活》月刊等多種期刊。生活出版的書刊以鮮明的進步傾向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影響極大，不少青年是讀了生活的書刊而投奔延安，走上革命的道路的。
新知書店成立於一九三五年八月，由錢俊瑞、徐雪寒等主持全麵工作。從成立到“八一三”上海抗戰的二年期間，出版了社會科學方麵的書籍20多種，其中突出的是介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和現實經濟問題的著作。“八一三”上海抗戰後，它同讀書生活出版社一起由上海遷武漢。
讀書生活出版社（後改名讀書出版社）於一九三六年由李公樸創辦，後由黃洛峰任經理。該社的突出貢獻是在抗戰初期的相當困難的條件下居然出版了郭大力、王亞南合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全三卷，在當時的讀書界引起轟動的效應。此外還出版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通俗哲學著作，也是廣大青年愛讀的熱門書，先後印過30多版。
進步的出版社除生活、讀書、新知三家之外，還有創辦更早，於一九二八年由陳望道主辦的大江書鋪（後並入開明書店）。大江出版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進步書刊，翻譯當時蘇聯先進的文藝理論，成為中共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文藝宣傳的一個重要陣地。它出版的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是一部很有學術價值的名著。
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寇向中國大舉進攻，占領了中國的大片領土，中國出現了全民抗戰的新局麵。當時全國分成三種地區：敵偽統治的淪陷區，國民黨統治區（簡稱國統區），敵後抗日根據地。這三種地區的出版工作情況不大相同。在淪陷區裏，新聞出版幾乎完全被敵偽所壟斷，那裏所出版的書刊全是漢奸文人的劣作，要想出點稍稍進步的書籍實在太難。即使在如此險惡的條件之下，秘密活動於上海的中共地下革命出版工作者依然冒著生命危險，千方百計想辦法辦報出書。最重大的成績是在極短的時間內以高速度編印出版了二十卷本《魯迅全集》。
在抗戰初期，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這個時期，國民黨當局對國民黨統治區內進步的出版社和出版物的控製稍有放鬆，後者因此也有了較多的活動餘地。除生活、讀書和新知由上海內遷武漢之外，一九三八年中共長江局決定在武漢成立中國出版社，由凱豐領導，陳柱天負責。這幾家中共領導的出版機構利用當時的有利時機，公開出版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宣傳抗戰的書籍。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所辦的《群眾》半月刊和《新華日報》都先後公開出版。
但是好景不長，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凶惡麵目日益暴露。反共高潮一個接一個，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變”達到高峰。反動當局又重新搬演十年內戰時期“圍剿”進步文化的故技，其殘暴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蔣政權的禁書法令越來越多，並指令各級權力機關派人四處搜查、封禁革命書刊。據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一九四一年七月公布的材料證實，僅一次被他們查禁、扣檢、停發的書籍就達961種。據另一份統計材料證實，從一九二九到一九四一年的十二年時間內，反動當局先後查禁的書刊竟達2781種。但這還隻是公開查禁的一小部分，密令查封、銷毀的還不包括在內。
抗戰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書店無不受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查封和迫害。
一九三九年國民黨反動派在掀起第一個反共高潮前，首先對生活書店開刀，一下就封閉了該店的16處分店。一九四○年又有56個分支店被封閉，隻剩下6個分支店。到皖南事變後，6個分支店又被封閉5個，最後隻留下重慶一個分店。
新知、讀書以及其它的進步書店無一幸免，都遭受同樣的摧殘。
周恩來對生活等三書店的工作十分關心，曾指示他們派人到抗日根據地去開展出版發行工作。三書店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曾兩次派人到晉東南和延安開設華北書店。延安的華北書店後改名為韜奮書店。
在廣大的抗日根據地（後改稱解放區），由於民主政權的建立，人民享有真正的出版自由，革命的出版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即使在戰爭環境裏，出版工作者還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政府的領導下，克服了層層困難，初步形成了書刊的出版發行網。
還在十年內戰時期，雖然處於異常困難的戰爭環境裏，中國共產黨對新聞出版工作一直十分重視，書刊的出版工作始終堅持進行。《紅色中華》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最先創辦的、影響較大的刊物。此外還辦過《鬥爭》、《青年實話》、《時刻準備著》等刊物。一般圖書和教學用書一共出過近百種。
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為全國抗日革命戰爭的指揮中心，成了一切革命者向往的聖地。於是延安也成為革命的新聞出版中心。中共中央成立了出版發行部，領導並大力支持革命出版工作的開展，為在這裏辦報辦出版社提供了優越的政治條件。當時有大批知識分子和學者、專家忍受不了反動統治者的迫害，甘冒生命危險克服敵人的層層阻撓，從四麵八方紛紛奔向延安。在延安的作家、翻譯家也不乏其人。這些都是辦報辦出版社的有利條件。但是另一方麵也存在不利條件。延安處於陝北這樣的窮山溝裏，物質條件本來就差，再加上國內外敵人的重重封鎖，辦新聞出版事業所需要的印刷機器和物資來源短缺，非常困難。
為此中共中央不惜花費大量錢財，派人到淪陷的上海去購置印刷設備，而且要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秘密運進邊區。終於在清涼山（後來的《解放日報》所在地）的石窯洞裏，中央印刷廠建立起來了。又在延安附近的安塞建立了一個小型的造紙廠，生產就地取材的馬蘭紙。這樣一來總算有了辦報出書的最簡陋的條件了。
最早的出版發行機構新華書店於一九三七年成立於延安。一九三九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兼任出版發行部部長，王林任副部長，調曆史學家尹達來負責編輯部工作。根據當時用人精簡的原則，出版機構人員很少，隻有二十來人。實際上隻好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新華書店和解放社。凡是馬列經典著作、毛澤東等黨的主要領導人的著作以及黨的政策文件等，都用解放社名義出版，其餘的書籍都用新華書店的名義出版。
當時的出版工作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進行，首先是做好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出版。馬恩著作的一些重要單行本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拿破侖第三政變記》、《哥達綱領批判》等都出了新的譯本。列寧的著作除出版了許多單行本之外，還把多卷本的俄文版《列寧選集》全部翻譯過來，分成19卷出版。《斯大林文集》共出了5卷。此外還出了自己編輯的《馬恩論中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和《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總之延安時代出版的馬列經典著作，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超過了前此十多年的成就。
毛澤東的重要著作《論詩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都及時出了單行本。延安的版本一出版，各地（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敵占區）在可能條件下立即翻印。延安的出版對全國的出版就是這樣起了指導作用。《毛澤東選集》四卷本（加上續編應為五卷本）由於中共中央的委托，一九四六年最先在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出版。解放社出版的最有影響的政策文件是《整風文獻》。曆史著作最有影響的是楊鬆主編的《近代中國革命問題》，陳昌浩編著的《近代世界革命史》、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
延安出版的報刊也很活躍。報紙主要的是《解放日報》和《邊區群眾報》。期刊比報紙多，有《解放》、《中國文化》、《中國青年》、《中國工人》、《中國婦女》、《軍政雜誌》等。
當時延安的書籍出版除新華書店、解放社之外，其餘青年係統、工人係統、婦女係統、軍事係統都出版各自的專業書籍。科技著作和學校教科書主要由陝甘寧邊區教育廳負責出版發行。
延安的出版工作情況大概如此。其餘全國19個抗日根據地（解放區）也都以延安為榜樣，都在中共黨委領導下積極辦報出書，普遍開設新華書店和新華印刷廠。首要任務是翻印延安出版的重要書籍，同時也組織出版本地區作者的新著，其中以文藝作品為多。特別是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翻開了新文藝運動史的新篇章。在革命根據地，在解放區，甚至在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的一些大中城市，新型的戲曲、詩歌、小說的佳作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而出，膾炙人口的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馬烽的《呂梁英雄傳》，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柳青的《種穀記》，歐陽山的《高幹大》等，數不勝數。這些總稱為解放區文藝的佳作將寫進現代的中國文學史。
以上隻是對中國三千年書籍出版史的粗略的概括。新中國的出版事業，是在繼承中國曆代書籍出版業、特別是近現代革命的進步的出版事業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形勢下，成長壯大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