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精神癱瘓的人，陪護—個體能癱瘓的人
文娛
作者：蘇曉康
1993年，蘇曉康的夫人在美國發生車禍，從此癱瘓，這使他從一個精神上強大有力的作家，變成了一個“精神癱瘓者”。
為了《離魂曆劫自序》增訂再版，我重讀了當年的日記，再舔了舊日的傷口。我們1993年發生車禍，1997年書寫出版，其間隻隔了4年。初版迄今，15年過去了，每次讀它，我都會淚水漣漣；傅莉讀它，不是在讀回憶錄，而是重讀她自己的前半生。這種近乎痛苦的閱讀，可能造成某種心理障礙，使得我拒絕“重返現場”，毋寧耽溺於眼前的鬆散。
此刻隔了15年去重讀那次書寫，依然可以感覺到無以替代的摧肝斷腸。書寫隻有貼近現場，才能記錄情感的鮮活度。時效猶如保鮮膜。記憶是極其短暫的。
這次重讀、增訂的另一種意外收獲是，1993、1994年我在悲痛欲絕之中，呼天告地地搶救傅莉，感覺是混沌的、自我是麻木的；1995年春天西醫治療接近尾聲，我開始恐懼傅莉的終身殘廢，至1997年終於被迫麵對殘廢的事實，安身立命的荒蕪感逐漸升起，逼我走向孤獨。我的徹底變異，發生在那3年當中：求神求佛、疏離外界、跟兒子衝突；人整個兒換了一個，其痛苦實在不比前兩年輕。
這也顯示，隻有隔開了距離，你才讀得出另一種真實。同時也讓我找到了15年來逃避的根源——我幾乎看不到在情感灼痛的背後，還有精神的、心理的坍塌。連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故事其實是：一個精神癱瘓的人，陪護著一個體能癱瘓的人。
坍塌：化為悠長的認命
1993年夏末，在水牛城附近那場車禍中昏迷的傅莉，最初曾被醫生診斷為可能成為植物人，而我則遲至2004年才獲知這個可怕的細節；其間隔了11年。
也就是說，當時所有朋友瞞住我一個人。今天回想起來，與其說那時大家怕我垮掉，不如說整個群體也難以麵對這樁慘劇。當時，作家鄭義曾起草一封旅美華人知識界致氣功師嚴新的呼救信。這兩件事都顯示，這個車禍已成為一種集體焦慮，但是至今無人對此寫過一個字，又說明或者昏厥仍在繼續；或者已被遺忘。我的書寫隻有能力敘述個人焦慮，鮮少旁及更廣闊的集體焦慮；這也許並非是情感自私，而是—種精神癱瘓。
這本書關於個人焦慮的敘述，如“黑洞”、“靈媒”等章節，涉及了存在、信仰、神秘主義、超越性等等課題，但無意間更淺顯地展示了一個精神癱瘓的病例。你可以說那是車禍後難免的驚悚、崩塌、憂鬱症等等，但是當我在歲月流逝中慢慢找回自我—對自己的感受、審視、反芻，慢慢跳出悔恨，那被籠罩其中的唯一情緒之後，我才看到痛苦的更多層次和麵向，看到我在災難中的真相、原形、局限……
換句話說，我的“神跡”期待，成為我應付突發災難的精神支撐，但那不過是把一切往後推延而已，也給了我一個慢慢適應的過程。結局卻是，半身癱瘓的傅莉，隻能按照她剩下的有限能力，以她自己願意的方式，去尋找一種殘障在世的活法，我則必須陪她去經曆這種尋找。於是我的精神癱瘓了。
這個結局，正是我在這本書裏所描摹的自殺衝動所恐懼的。或者說，這個延續至今的漫長殘障生涯，最初給出的滋味，竟然是在林子盡頭的湖邊出現的甜絲絲的感覺。甚至1997年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的記憶對這些細節仍很清晰，絕望也還沒有真的降臨。此後絕望是一天一天地降臨著。刹那間的坍塌，漸漸地化為悠長緩慢的認命。然而，即便我認命了，傅莉也至今不肯接受。
書中引述了陀思妥也夫斯基說的“希望永遠失去了，而生命卻單單地留下……”這句話，你若不搭進歲月的消耗，是體會不出其雋永的哀痛的。也許你對它可以有哲學的思辨領悟、文學的朦朧把握、美學的情境想象，也可以輕易地使用“靈魂拷問”的字眼，但是你若用生命去度過它，它從頭到尾都是難以忍受的。遺留下來的生命是殘缺的：不是殘缺了別的什麼，隻是缺了希望；天不再是湛藍的，世界失去了五顏六色。
攙扶：相濡以沫的儀式
我從醫院出來，就注定要進廚房。我不僅餘生要當一個護理，也必須當一個“家庭主夫”。至今，我已經打理了快20年的一日三餐。我的烹飪手藝的進步，不是因為嘴饞。我到40歲離國時還不會包餃子，後來這十多年竟可以調餡、擀皮、包餡一手拿。我的生活半徑，大致可以拿一家中國超市的距離來劃定；甚至引誘兒子回家的最終計謀是一碗紅燒肉。
夫妻的含義，從牽手變成了攙扶。生活裏最重要的東西，是一張輪椅。而傅莉對車禍的憎恨，轉向憎恨輪椅。她拒絕殘廢的所有情緒，都找到了一個發泄對象。直到她蹌蹌踉踉能走幾步了，都還沒學會使用那張輪椅。但她這輩子，可能都離不開它了；我豈不也如此？輪椅比一輛汽車對我更重要，甚至選購汽車的第一考慮，是放置一張輪椅的空間和方便。車禍後的最初幾年裏，從汽車後箱搬上搬下輪椅，幾乎扭斷我的左臂。輪椅譜寫在我們生活的各種篇章裏。這種行走的限製，使生存空間跟著生活半徑一道萎縮。公共交通基本上跟我們是無緣的。我回北京奔喪，百般尋找一隻足夠大的雙肩背包，因為我雙手被輪椅占用，不能使用拉杆滑輪式旅行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