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強與借勢實際意義(2 / 3)

經過一番詳細地調查研究,加上他在內地的廣泛聯係,榮智健決定將內地市場作為主要推銷市場。銷售渠道一定,愛卡的業務直線上升,產品供不應求,效益成倍提高。同時,不斷加大投資,積極開發新產品,其中,2微米64K的隨機存機存儲器,以性能良好、價格低廉而受到用戶的廣泛好評,市場占有率極高。

愛卡的成功,被國外好多同行看好,爭相收購。1982年,經過多次協商,美國Fitelec公司以1200萬美元的不菲價格收購了愛卡電子工廠,現在是一家頗有名氣的美、台合資企業。

因為榮智健占有愛卡60%的股份,所以,出售該公司後,他個人得到720萬美元,按照當時美元與港幣的彙率折算,榮智健獲得5600多萬港萬,是他當年100萬港元投資的56倍之多,獲利遠遠超過了股票收益。

對此,榮智健並不滿足,認為不過是小試牛刀。是他闖蕩香港的預演。

他說:“作為一個生意人,我當年最大的成功不是愛卡,而是1982年用從愛卡賺來的錢在美國搞的一項創業的投資(Venturecapital)。”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1982年,榮智健在得到出賣愛卡所得的5600多萬港元後,並沒有見好就收,坐享其成。在他心目中,李嘉誠、霍英東等是他崇拜的偶像和英雄。他要像他們那樣,做出讓世人震驚的偉業出來,讓榮氏家庭重新煥發青春,並發揚光大,更上一層樓。

理想和信念往往是行動的力量和先導。1982年,榮智健與幾位原來在IBM公司工作的高級工程師合作,在美國加州的聖荷西(Sanjose)合資創辦了加州自動設計公司,簡稱CADI。這是全美第一家專門從事電腦輔助設計軟件的公司。榮智健的搭檔MichaelFeuer、林銘博士,都是全美著名的軟件專家,主要負責公司的軟件開發和產品生產,榮智健本人具體負責開拓香港和內地的市場。最初投資大約是200萬美元,榮智健個人占有60%的股份。

由於CADI公司產品新穎,質量優良,加上管理有方,市場前景看好,盈利豐厚。創建不到一年,即被美國一家生產電腦設計硬件的MentorGaphics公司收購了28%的股份。1984年合並上市,成為美國第一家上市的電腦輔助設計設備廠商。股票上市以後,股民踴躍認購,價格一路狂漲,翻了40多番。榮智健感慨地說:“這家公司能在成立兩年以後上市,或多或少是靠運氣。不過話說回來,在美國經營一家上市公司並不簡單,而且我當時還是看好香港,於是就把我的名下的股份賣掉,套回現金,準備在香港進行其他投資。”

200萬元中的60%是120萬元,增加了40倍,所得至少4800萬美元,折合港元3.74億。再加上他出售愛卡所得的5000多萬港元,總共已超過4億港元。這是一筆數目不小的資產。從1978年到1984年,在僅有的6年時間,榮智健從不到100萬起家,發展到擁有4億巨資,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說他是商界天才,絲毫也沒有誇張。

初戰告捷,榮智健稍事修整,自我充電。在這期間,他還在香港做些房地產生意,用他的話說:“買進賣出,賺了一點,但都不成規模。”

短暫休整是為了更大的搏擊,胸懷遠大誌向的榮智健,躊躇滿誌,準備向著新的更高的目標邁進。

4.把苦難當成一筆財富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從困境到玉汝於成,中間是需要忍辱負重的精神的。惟有能忍辱負重,方能屈中求伸,以屈求伸。正如中國古人所言: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天上是不會掉下鈔票來的,每份成果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海外華商們遠離故土,所麵臨的第一件事就是圖生存、求發展。他們往往白手起家,以中國人所特有的勤勞、儉樸的特質為安身立命之本,百折不撓,艱苦創業。正是這種中華民族優良的艱苦奮鬥的韌性精神,造就了他們的成功。

西方有這樣一句名言“到天堂之路,必經地獄”。這句話對企業家也是有用的提醒。

中國有句古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就是要求人們克除自己的欲望,吃苦在先,享樂在後。當然,“做得人上人”的思想是不對的,但“吃得苦中苦”的思想是可以繼承和發揚的。這句俗話所包含的先苦後甜的道理也是正確的。荀子說:“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孟子說:“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隋代王通說:“不勤不儉,無以為上人也。”朱熹說:“如是饑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他的學生問他:“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他回答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無論古今,成就事業總應克製私欲,吃苦在先。因為欲望會瓦解人的意誌,而克製欲望也就是要吃苦。

過去常聽老一輩說,要學得一技之長必須吃得苦中苦。要學得一技之長據說必須當三年零六個月的徒弟。而且當徒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學木工、土工,其師傅並不輕易指導的,必須做一些與他要學習的完全不相幹的雜事。古時,師傅非常嚴格,打罵當飲吃,而且不給徒弟一文錢的工錢。但是,不能忍耐,吃不了苦就學不到工夫。學功夫似乎用不到三年六個月的時間,可是忍耐力的磨練,精神情感的成熟和他的技藝不能說沒有關係。那樣熟練出來,果然技藝圓熟老到,絕不毛躁馬虎,真正是根基穩固,熟而為巧匠。

作企業最重要的是培養企業家艱苦奮鬥的作風,這要比當徒弟複雜得多,一方麵要當徒弟,甚至當徒孫向別人學習,另一方麵還要經得起商戰的考驗。後天的刻苦固然可貴,幼時的苦難價更高。一位剛從美國來探親的朋友,年齡將近六旬,他的生活非常樸素,做事勤儉,刻苦耐勞,但他出身富裕家庭。

記者問他:“一般有錢家庭出身的,生活都比較講究,為什麼你的生活如此簡單樸素呢?”他說:“我幼年時家教非常嚴,六歲時大部分時間就跟私塾老師在一起,老師對學生的日常生活一舉一動管教極嚴,穿的吃的要求簡單樸素,不似自己家裏那般享受。當時感覺痛苦和怨恨,直到今天,我有如今事業的成功就得益於那時養成的習慣。”

他笑笑又說:“如果不是這樣,我到今天可能隻是一個書生少爺!”

古往今來,從來都是具有遠大誌向和堅強意誌力的人,才能成就一番事業。我國儒家的亞聖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孟子認為,人在逆境憂患中是能夠有所作為的,而在安逸享樂中易奢靡死亡。

林健民,1914年出生於著名僑鄉福建省晉江縣,出生時不滿月,因家境貧窮被雙親賣了,幸得養母疼愛,不致夭折,但深受奶奶虐待,常被打得頭昏眼花。從6歲起,便被迫撿柴拾糞做家務,營養不良,骨瘦如柴。到了七八歲,才讀了兩年私墊,常被兄長強迫背誦大量古文詩詞。11歲被迫遠渡重洋,在菲律賓當學徒,晚上才讀英文。長期睡在僅尺餘寬的木板上,常跌得頭破血流,慢慢養成睡得筆直,一動也不動的習慣。苦難的少年時代是在棍棒下討生活,他不但未被打倒壓垮,反而被訓練得體魄健壯,很能吃苦耐勞,而且精明幹練誠實守信。二戰結束,林健民與友人在市郊外創辦兩家紗廠;60年代中期,又與馬來西亞友人在大馬開設一間紗廠。林健民長期經營紡織工業,直到80年代初始告退休,專門代理英國金融公司在菲律賓的放款。

徐展堂,被香港傳媒稱為“80年代冒起的新星,90年代舉足輕重的生意人”和“香港新一代富豪中的佼佼者。”他的迅速“冒起”,和為人們所注意,不過近十多年間的事。1993年春天,第八屆全國政協會議期間,他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委的高層職務,使他格外引人注目。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五百年。徐展堂能在短短十多年間,脫穎而出,人們無不想了解其底細。

徐展堂出身名門望族,幼年生活可說優裕富貴。但上天似乎有意要考驗他,自幼便家道中落。他13歲時,父親生意失敗,不久又染上肺癆去世。年幼的徐展堂一下子從蜜罐掉進了苦海。當時,徐展堂剛讀完小學,無奈隻好放棄升學,出來“撈世界”謀生,提起幼年時未有更多讀書機會,徐展堂至今還感到遺憾。

年僅13歲的徐展堂不得不涉足社會,麵對人生。他曾從事過多種低微的職業,如銀行信差、賣“雲吞麵”、為商店翻新舊招牌、安排看更等。從十幾歲至二十幾歲,是他一生中最為艱苦搏命的時間,正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艱苦的經曆,不僅僅沒有消磨他的意誌,反而激發他的鬥誌。他不甘心久居人下,白天工作,晚間則上夜校進修,學習英語,大量閱讀曆史書籍和名人傳記,從中汲取思想養分。

企業的成長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往往會遇到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會遇到強大的競爭對手,甚至遭受挫折和失敗。這就要求企業家具有百折不撓的拚搏精神。古羅馬哲學家塞尼卡曾經說過:“好的運氣令人羨慕,而戰勝厄運則更令人驚歎。”偉大的哲學家培根也曾講過:“一切幸運都並非沒有煩惱,而一切厄運也決非沒有希望。幸運所需要的美德是節製,而厄運所需要的美德是堅韌。”曆史和現實都一再證明:隻有學會忍耐,才會時來運轉。霍英東,林健民、徐展堂成功之路也佐證了這一點。

人們用商海商潮來形象地描述商界瞬息萬變、此起彼伏的情景是非常貼切的。每個商人都會有切身的商戰體驗;順利時,似乎是“幸運之神”伴隨著左右,一通百通、一順百順;而有時遇到困難和不順時,問題一個接一個、一串連一串,大有一種“屋漏偏逢連天雨,船破又遇頂頭風”的感覺。對商人來說,順境與逆境,猶如潮起潮落,時而風平浪靜,時而驚濤駭浪,常常是交替變化的。但是,一個人不可能一直都非常幸運,也不會永遠在厄運中煎熬在幸運厄運的交替中,方顯英雄本色。麵對各種挫折和失敗,他們能不灰心、不氣餒,善於從挫折和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繼續前進。

我們從許多著名華商身上都能看到這種百折不撓的拚搏精神。”正如惡劣的品質可以在幸運中暴露一樣,最美好的品質也正是在厄運中顯示。”(培根語)

5.視困難與挑戰為前進的契機

商海如戰場,亦如賭場,既要作發財的努力,也要有破產的思想準備,得意不忘形,失意不氣餒,始終視困難與挑戰為自己前進的契機。惟有此,方能在困境中崛起,化失敗為動力。

從某種意義上講,企業家是企業的人格化,代表著整個企業的形象。企業的興衰關鍵在於企業家怎樣對待各種突如其來的事件,競爭失敗後是一蹶不振,還是總結教訓以圖東山再起,把困難與挑戰作為前進的契機。

自古以來,前進有兩種:一是在順境中前進,二是在逆境中前進。前者當然都是大家企求的,但並非現實的。每個人一生中有很多時候都在逆境中奮鬥,有勇氣者,在逆境中前進;無勇氣者,在逆境中則失敗。在逆境中前進者,往往是把在逆境中的困難與挑戰作為自己前進的契機。華商就是具備了這樣一種理念。

著名華商施利華、應行久就是這一理念的體現者。

1997年7月,一場金融風暴席卷東南亞數國,波及全球。施利華的人生也跟著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他說:“我不再是大老板,我還不了債,別墅不再屬於我,債權人把我告上了法庭。我除了一身債,什麼都沒有了。”

當時,施利華做好了一切最壞的打算,但就是從未想到過死,“我告訴自己必須活下去,我是男子漢,不能做懦夫。”施利華決定一切從頭再來。

即使是最好的企業家也會犯錯誤,而成功與失敗的區別在於能否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再作戰。有人把商場比作戰場,既然是戰場,有勝就會有負。關鍵是怎樣對待勝與負,成與敗的問題。可是做什麼呢?施利華想到了賣三明治。從此,他掛上售貨箱做起了賣三明治的小販。起初,從早上到下午在街頭兜賣近7個小時,嗓子喊啞了,也隻能賣出一二十個三治明。也難怪,泰國人愛吃米飯和米粉,吃不慣帶洋味的三明治。

“快來買,快來買,不好吃,不收錢!”年近50歲的施利華就是這樣滿臉堆笑,不停地叫賣。終於,“施利華三明治”的品牌就在曼穀打響了。

應行久經營的商務十分廣泛,由其創辦的大中集團,為美國華人十大財團之一,涉及的行業有禮品百貨、餐飲、航運、旅行社、房地產等,不僅在美國的東岸、西岸和南部有許多公司和連鎖店,而且在日本、加拿大及香港等地均有分公司。

應行久,祖籍寧波市的鎮海區,1914年出生於上海,早年在上海一所大學學習英語。畢業後曾搞過拍賣行,開始涉足商界。抗戰期間上海成為一座孤島,城中的工業品不易遠銷外地,外地的農副產品想運往城區也比較困難。應行久奔走其間,取兩地差價,生意也漸漸興隆起來。這時,為躲避戰火,應行久將存貨及細軟,裝滿兩艘100噸的帆船駛離上海,不料途中被日本人攔截,洗劫一空。抗戰勝利後,當應行久從外地返回上海時,幾乎是身無分文了。

戰後上海百廢俱興,不僅日常生活用品走俏,而且連汽車也走俏。應行久成立合眾汽車公司和立人汽車公司,代銷美國和法國的汽車及零配件,此外還經營化工品,這樣一來便賺到了一大筆錢。應行久於1947年從上海將36大箱細軟運往舊金山時被美方全部沒收,到美國時已是兩手空空。要知道,此時他經商近二十年,中間兩起兩落,到頭來還得從頭做起,這種打擊並非每個人都能經受得起。

初到美國謀生,應行久先是在朋友的寫字間租一張桌子,接上電話便成了一間公司。後來他們從朋友處借來2000美元,在紐約的時代廣場租下一小店,專營低檔首飾和禮品,這才開始有落腳之處。當時在這個夫妻店裏,從牆壁粉刷、櫥窗布置到進貨賣貨都由他們兩人幹,每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由於工作努力,一年之中,一個店發展到三個店。

1964年在紐約舉辦世界博覽會,應行久沒有錯過商機,果斷地作出了決策。他除了投資博覽會裏中國館和香港館的禮品主店及若幹個分店之外,還在中國館內開設了中國餐廳。果然一炮走紅,賺了大錢。此後,他先後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田納西州·奧爾良,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溫哥華,日本的築波等地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上,投資10餘次,每次投資300萬~500萬美元,除了個別特例之外,大多賺了錢。

1973年,世界貿易中心在紐約建成,當時曾對設在107層頂樓的禮品商場進行公開招標,應行久力挫群雄中標。此外,他還將紐約的豐澤樓收購,經過一番裝修和內部調整,使之成為一家設備豪華,富有東方情調的餐館。人們在那裏,不僅能吃到北京、上海名菜,而且還能品嚐到江南的小吃。

美國佛羅裏達州迪斯尼樂園的世界之窗是人們熟識的,大中集團在那裏設立中國館,除了有北京的天壇、蘇州的園林、蓮花池這些景點外,還有專營中國餐飲及工藝品的商店。由於應行久在商界的成就,所以1979年6月,美東華僑商會擴大改組為全美華僑總商會時,他被推舉為理事長。

應行久兩落三起,在每一“落”中,他都視之為自己“起”之契機。

6.借勢經營:華商新理念

勢,就是力量,就是走向。蓄積起來的力量為勢,如百米之高的水庫,高塔上吊起的打樁機。找到走向的道理也是勢,四兩搏千斤,如皰丁解牛。古人說:“理有所至,勢所必然。”

勢利,勢利,利與勢是分不開的,有勢就有利。所以現在先不要求利,要借勢。

《阿房宮賦》中說:“各抱地勢,勾心鬥角。”首先隻有抱到了地勢,才有能力去參與“勾心鬥角”。在商場上也是如此,隻有在某些方麵占盡了優勢,才能坐享其成,大獲其利。

中國古人對勢的分析很多,也很精到。

孫子在其兵書中講:“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陶朱公說:“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時代表著勢,因此他還說:“從時者如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將轉化,後將悔之。”

白圭講得更明白:“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時至就是勢存,看得到這一點的人要“蹶而趨之”,要如猛獸鷙鳥捕食,“唯恐弗及。”

這裏所說的勢,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成功的各種外部條件同時具備,即出恰逢其時、恰在其地幾好合一,好的機會集合而成的某種大趨勢。具體說來,這種“勢”也就是由時、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種可以助成“畢事功於一役”的合力。這裏的“時”即時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同樣一件事,彼時去辦,也許無論花多大的力氣都無法辦成,而此時去辦可能“得來全不費功夫”。這裏的“事”是指具體將辦之事。一定的時機辦一定的事情,同樣的事情此時該辦亦可辦,彼時卻也許不可辦亦不該辦。可辦則一辦即成,不可辦則絕無辦成之望。這裏的人即具體辦事的人。一件事不同的人辦會辦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兩個人,這個人辦得成的某件事,另一個人卻不一定能辦成。所謂乘勢而行,也就是要在恰當的時機由恰當的人選去辦理該辦的事情。

當然,我們更應清楚,在諸多因素中,對時機的選擇與把握是至關重要的,它可以說是我們“乘勢”的靈魂,這就猶如我們的平常發表對某件事情或對某件事做一個決策的看法一樣。在許多事情的處理與運作過程中,特別是在商場的行事中,即使你是一個身位顯赫、舉足輕重的人物,即使是你的意見很富有科學理性、意見絕對正確、決策十分果斷準確,如果你想讓你的意見或決策起到更大更有力的作用或影響,你也必須選擇恰當的時機,乘著“勢”而發。否則,說早了沒用,說遲了徒然自誤;說的場合不佳,效果不大,甚者帶來負作用。這就是“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