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花、菊花也自有其潔身自好、高雅俊逸的風姿和神韻，這些特點使它們獲得了人們的交口稱譽。君子之名，在古人看來，正其宜也。
可見，中國人在觀賞花卉的活動中，無論是人們所說的審美上的移情也好，社會價值取向上的投射也好，都尤其重視對象自身所蘊含的本質屬性，隻有當這些屬性與人文屬性構成一致時，人們才會予以貫通而達到對象有彼岸，並由此而從對象返回自身，這一內在的統一性正是人花貫串、人花交彙的橋梁，正是形貌上的比較以及文學上種種比喻、比擬、象征等創作手法所賴以形成的真正基礎。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深層的基礎，比較隻不過是通常我們所看到的那種比較，是帶有偶然性的、浮淺的、今天可以這樣說而明天又可以那樣說的東西。
黑格爾曾提到過“比較”，他在批判被形而上學歪曲了的字眼“統一”時，說道：“統一”主要被當作關係，是由比較、由外在的反思而發生的。因為比較在兩個不同的對象中發現了同一的東西，於是便有了統一，那裏的前提是，被比較的對象本身對這統一毫不相幹，所以這種比較和統一絲毫不涉及對象本身，隻是涉及在它們以外的活動和規定。”這段話精辟地揭示出了“比較”的特點，比較不過是一種外在的反思，即被比較的雙方並不在意於是否具有實質性的統一性，它們的比較是外在的，它們的同一隻不過是精神上抽象的同一，即主觀人為的同一。黑格爾的辯證法是自覺的辯證法，已提到理論的高度，而我國古代的辯證法其內核往往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故而引證這段話是值得的。
古人因為並不止步於雙方抽象的比較，而是將主體全身心投入到對方的懷抱中去，花木便不再是原本冥頑不化的花木了，而是獲得了人格的活力，反過來，在這種心心相印中，古人在對方中發現了主體自我，花木竟然就是我身，花木體現出來的竟然完全是主體的精神氣質和思想感情。這是一個圓圈運動，它展現的正是辯證法的真諦。
這一運動之鏈的最動人的一環便是古人以花木自況，以花木自命。花木就是自我的真身。
屈原的《橘頌》即是這種認識升華的作品。在《橘頌》中，一切都比較都成了多餘的，詠物和抒情達到了高度的結合：“後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嗟爾幼誌，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固難徒，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屈原通過對橘樹的高貴品質的讚頌，表現的正是自己的人格和個性。這一物與我俱化、神與形同遊的創作手法，常為後人所仿效。
陶淵明詩：“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借幽蘭表現自己翹楚雅潔的情懷。崔道融《梅花》詩：“數萼初含雪，孤標畫自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借梅花表現自己的孤標氣韻和對生活的慨歎。鄭穀《菊》詩：“王孫莫把比荊高，九日枝枝近鬢毛。露濕秋香滿池岸，由來不羨瓦鬆高。”借菊花表現自己不求高位的誌向。……古人就是這樣在含英咀華中品味人生，陶冶自己的性情，淨化自己的靈魂，以達於孔子所教導的要做一個有操守、有品德的高尚的人。